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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途而废的徒步大串联】
文革初期北京红卫兵到武汉来破四旧、立四新革命造反,快乐大歌与革命师生也参加停课闹革命。紧接着,“革命大串联”这一新兴事物迅速兴起。当时,北京、韶山、井冈山、延安等革命圣地是我们学生们心中响往的地方。1966年10月,红卫兵队长快乐大歌与同学们也准备加入到大串联的洪流中。快乐大歌和几个要好的红卫兵私下里商量着:是否也去串联?去哪里?怎么去?经过几天的筹备,快乐大歌决定:去北京,见毛主席!随即打出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旗帜,每个红卫兵背着一个小背包(那时候还没有双肩包),背包里除了一些换洗的衣服外,再就是干粮——饼干。还有一个军用书包主要装的是毛主席语录、红卫兵证、日记本、人民币与全国粮票,快乐大歌给每个人的背包上都挂一张自制作的毛主席语录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等等。大约10月底,快乐大歌一行有朱成城,刘安全,胡世强,柳学栋,胡小轩,胡小银(女),杜剑兰(女)共8人,从武昌出发,沿京广铁路开始步行到北京。因为当时提倡步行串联,以扩大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力。一路上,我们扛着红旗的人走在队伍最前面,后面的队员轮流朗读前面背包上挂着的毛主席语录,豪气十足地大踏步前进着。在路上,不时碰到一队队迎面而来的串联队伍,双方都会善意地打招呼,或者微笑而过。这时,大家觉得很有红军长征的气概,有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英雄气魄! 但是,“革命不是一帆风顺的”,困难一个接着一个向我们袭来。因为快乐大歌、朱成城,刘安全和胡小银(女)是68届高中生有十七八岁,但是剩下来胡世强他们4人是初中生才不过十六七岁,正值豆蔻年华,又从未出过远门,虽然勇气有余,但从身体的素质来讲却都是体力不足,况且长期以来处于营养不良的生长环境里,所以从武昌到第一站只能走到横店(大约47公里)。接下来,就忙于找接待站,准备过夜了。由于经济上的原因,我们只能在接待站里用开水泡面包饼干吃,大家也没有心思到街上走走,只感觉孝感这个地方十分小,晚上人也很少。因为疲倦袭身,就糊里糊涂地在接待站过了一夜。 第二天起来,大家仍然感到很吃力,总觉得饼干太沉重了,决定送掉一部分。当我们从横店出发,路过旁边的小饭馆时,快乐大歌为了减轻大家的负重,就对在茶馆吃早点的几位当地人说:“最高指示---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农民伯伯们,因为我们要远行走路,带的面包饼干太沉重了,所以准备送一半给你们,不要钱和粮票,扔掉是浪费粮食,请您们帮助收下。”快乐大歌说好长时间,大家也帮快乐大歌说,可是他们一个都没有表示要,而且都用疑惑的眼神看着我们。最后,快乐大歌和大家都气愤地表示不送了,带着炒米粉继续前进。 快乐大歌今天回想起来,也确实难怪这些朴实的农民伯伯,因为红卫兵这一新生事物,对他们来讲十分不理解,因此十分戒备,生怕惹事。同时,他们对我们“送面包饼干”之后会产生什么后果也无法想象,毕竟他们是老成世故,见得多了,不象我们这些十几岁的楞头青,单纯地认为他们把好心当成了驴肝肺,故而生气地表示不送了。就这样,我们继续着昨天的行走,仍然一路向前,一路朗读着毛主席语录,但豪气没有出发时那么足,速度也没有那么快了。当时我们想,万事开头难,如果挺过了这一关,以后情况会好起来的,会适应长途跋涉的。 快乐大歌记得我们第二站是走了大约42公里到了孝感县。当年孝感这个城关镇比横店要大一点,但是在我们武汉伢眼里仍然是一个农村大集镇模样。我们找了好长时间,才找到了接待站,吃了一点面包饼干,洗洗脚就睡了。第二天醒来,出现了新情况:杜同学的脚板上生了一个大血泡,肿得很,走路十分困难,怎么办?快乐大歌和大家就劝她坚持着,并把血泡刺破,草草地包扎一下。杜同学也十分坚强地说:走吧!于是,我们又继续沿着铁路向北京出发了。当然,旗子只好不打了,因为火车开过时会把旗子卷进去,为了安全,只能放在包里了。但语录还是要读的,只不过声音不再嘹亮了,底气很不足了。途中,杜同学实在走不动了,大家轮流搀扶着她慢慢地向前走去。大家走一段歇一会,就这样走了大约20多公里才走到陆家山火车站。快乐大歌坚定地表示:决不能落下一个人。但步行串联是行不通了,最后决定集体扒火车到北京。快乐大歌就情况给车站的负责的师傅说明情况,师傅想了一下说:你们学生出来也不容易,就联系一辆运煤到北京的列车,让我们坐在装煤的车厢的煤堆上。是我们高兴地从趴上大卡车。晚上大家在车厢里冻的抱团取暖,艰难的大约过了一天一夜,火车司机师傅终于说到了,下车吧!我们就纷纷下车,向司机师傅不停地道谢!大家一起高喊:“北京,我们来了!”当时大家的心情确实十分开心。杜同学的脚痛也感觉好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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