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知青赴遂昌—我的知青生涯 连载

绍兴知青

绍兴知青赴遂昌--我的知青生涯（三十）担任民办老师 之三     山头大队为了学生和老师有个舒适的教学环境，于1972年上半年开始，在离大队部一里多路的山凹里，新建山头小学校舍，打墙盖瓦，挖基扛木，等都是村民义务工，泥匠木匠等工匠，大都是本大队人，大家鼓足干劲，加班加点，在1973年上半年，新学期开学前，建成了的新学校，有四个教室，一个综合办公室，四间老师宿舍，一个厨房，一个厕所，学校旁边 还开辟了一个大操场，在当时，煞是气派。      学校老师 也有我一人，增加到三人，这样73年上半年我担任三、四年级的复式班，减轻了我的教育负担，另外两位阙老师（男）和胡老师（女），分别担任五、六年级和一、二年级的复式班，学生也增加到三十多人，我们三位老师，一起烧饭用餐，一起办公活动，业余时间，你拉胡琴我吹笛，胡老师唱歌，教书生活充满着欢乐，山头小学 也越辩越红火。       1973年下学期 开学一个月后，石仺公社成立了文化站，隶属县文化馆，要从民办老师中挑选一名到文化站工作，公社领导根据我的教育表现以及文化特长，决定选调我，通知山头大队，要我在73年国庆节前到公社文化站报到。      当学生和家长们知道我要离开山头小学的消息后，就赶到大队部，要求把我留下教书，并派代表和大队干部一起，跑到公社贫下中农教育管委会，去请求，想把我留在山头小学，舍不得我离开，但这是组织的决定，无法改变！     1973年9月28日，我离开山头小学的那一天，大队干部们，学校的三十多个学生和老师以及部分家长，依依不舍的和我告别，一些家长热情地送来鸡蛋、腊肉、干菜、茶叶等土产，送我到村口，那一瞬间，一股热泪涌上我心头，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谢谢父老乡亲们！”    大队还派人给我挑行李，一直送我下山，走到七里路外的下宅街，上汽车去公社文化站报到！

绍兴知青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 我们插队在遂昌南岭、山边、下宅街的六位知青，

去山徐大队知青点看望知青朋友克刚和长恩，留下的合影！

绍兴知青

泪花 发表于 2014-9-21 17:07
感谢分享！祝知青为人生再奋斗开心健康

谢谢你的鼓励和祝福！！

绍兴知青

绍兴知青赴遂昌-我的知青生涯（三十一）我们最爱唱的“知青之歌”

蓝蓝的天上，
白云在飞翔，
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
我的家乡。　
　　啊，彩虹般的大桥，
直上云霄，
横断了长江，
雄伟的钟山脚下是我可爱的家乡告别了妈妈，
再见吧家乡，
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转入了青春史册，
一去不复返。
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
曲折又漫长，
生活的脚印深浅在偏僻的异乡。

这是一首我们老知青耳熟能详的歌曲，在上山下乡的岁月里，记得在1970年下半年，开始在绍兴赴遂昌知青中流传，我们还把它改了几句，改成：美丽的鉴湖东湖畔是可爱的绍兴古城我的家乡，雄伟的卧龙山下是我可爱的家乡我们只要唱起这首歌，就会热泪盈眶，这首知青歌曲当时全国流传最广，影响最大，这就是著名的《南京知识青年之歌》这首歌的作者就是南京五中的下放知青任毅先生，为了这首脍炙人口的思乡曲，任毅招来十年的牢狱之灾：

绍兴知青

这首歌原名《我的家乡》，又名《南京知青之歌》。可想而知，它的作者是南京人，而且就是当年的知青，他的名字叫任毅。任毅原是南京市五中66届高中毕业生。他从小就兴趣广泛，爱好艺术。小学的时候参加过南京市著名的小红花艺术团，学过唱歌。中学时又参加过南京市中学生艺术团，学过二胡和吉它。 　　1968年年底，正好是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那天，南京五中的一批学生坐着卡车，经过了南京长江大桥，来到江浦县插队落户，任毅所在的生产队正好是公社所在地，于是他们这个知青点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全公社知青聚会的地方。 　　1969年夏收之际，南京知青中普遍弥漫着一种下乡后的失望情绪。任毅在门上贴了这样两段语录：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全公社的知青都经常跑到他们这里来聚会，大家情绪都很低落，感到前途渺茫，于是弹吉它的人又多了起来，当时他们那里甚至有“吉它之乡”的称号。大家聚在一起，就唱过去的歌，有一首歌他们唱得特别动情，歌名叫《流浪人归来》： 　　“流浪人归来，爱人已失去。 　　内心无比凄凉，我活着为什么？应该怎祥活我不敢想，也不愿想，前途在哪里？” 　　1969年5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南京五中的知青又聚在任毅那个小茅屋里，又把那些歌轮番唱了一遍。唱完之后，大家仍然觉得空虚。这时任毅的一个朋友唐又龙忽然站起来对任毅说：“工人有工人的歌，农民有农民的歌，任毅，你就写一首我们知青的歌吧。”他这句话给任毅的触动极大，当晚他就抱着吉它谱写了《我的家乡》，整整搞了一个晚上，等到第二天天色发亮的时候，这首歌终于完成了。他在歌谱上写下了演唱要求：“深沉、缓慢、思念家乡的”，然后又写下了“南京市五中集体词曲”。 　　这首歌原来是有个雏形的。1964年，南京五中有一批毕业生志愿去了新疆，在戈壁滩上，他们中间有人作了一首歌曲，名叫《塔里木，我的第二故乡》。当时听了很为之感动，任毅就在这个基础上做了较大幅度的修改，节奏也搞得复杂一些，有2／4、3／4、4／4拍，使它能够更好地表达知青思乡的情绪，歌词也重新填过。 　　这首歌一完成，当即就被人拿去传抄。然后它开始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在知青中间流传开来。夏收之后，任毅在回南京的轮船上听到有人唱这首歌，于是就走过去，故意问：“你们唱的是什么？”那些人很不屑地回答他：“看你的样儿倒象是个知青，怎么连这个歌都不知道，这叫《知青之歌》！” 　　其实当初他写这首歌时并不敢称为《知青之歌》，因为这里既没有豪情壮志，也没有宏大理想，它只是表述了一种思乡情绪，表述了知青作为一种非工、非农、非军、非学的特殊阶层的强烈失落感，而这种情绪在当时是绝对不允许公开表现的。 　　据说，有一伙上海知青去黑龙江的火车上，一路吟唱这首歌。江西有一个县的知青在开会前的拉歌比赛中，居然也唱起了这首歌。当时任毅的一些朋友学着列宁评价《国际歌》的口气说，“凭着这首《知青之歌》，你任毅可以到处找到朋友，找到吃，找到住”。但是，对任毅来说，不但没有找到吃、找到住，却是——— 　　不幸降临，全是因为这首歌 　　1969年8月份的时候，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传来，任毅有个同学叫郑剑锋，因为身体有点残疾，驼背，所以免去了上山下乡，他们那个班上的同学大概只有他留在南京，于是他的家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他们这些下乡知青回城时的联络点。郑剑峰的手很巧，爱装半导体收音机。有一天他在调试时，忽然听到了莫斯科广播电台在播放任毅写的那首歌，他感到很意外，于是立刻偷偷地告诉了任毅，并约他第二天在同样的时刻再去听。 　　第二天下午4点钟，他们躲在郑家的小屋子里，偷偷地把半导体收音机拨到莫斯科广播电台的频率上，果然很快就听到了那首歌，他们把它称之为《中国知识青年之歌》，并采用男声小合唱的形式，配上小乐队伴奏，效果搞得很不错。当时任毅都听呆了。一来他还是头一次听到自己这首歌正规演唱的效果，没想到它的感染力竟有这么大；二来他意识到莫斯科广播电台演唱了这首歌，实际上已经把他置于死地，他的罪名是脱不掉的。因为当时的中苏关系恶化到对立的地步。 　　1970年2月19日，阴历正月十五晚上，那是任毅永远也无法忘怀的日子。 　　窗外手电筒雪亮的光柱不时射向茅屋的每个角落。任毅的箱子都被打开了，他们什么也没找到，因为不久前任毅烧完了所有的文字东西。 　　“带上你的洗漱用品，跟我们走！”一个声音高叫着，插在军大衣口袋中的手正紧勾着扳机。 　　任毅举起戴着手铐的手，轻轻地摘下那已经准备好的放满牙刷、牙膏、手巾和换洗衣服的书包，随手套在头上。在都是拿枪的军人的押送下，走出了房间大门。不过，这一走，却再也没回到农村，从而庄严而隆重地结束了所谓“再教育”的历史时期。 　　他被推进一个柜台，经过严格的搜身，抽去了里里外外所有的裤带、皮带，据讲为了防止自杀。真是天知道。 　　“签名”抓他的人出示了“逮捕征”。 　　“按上手印，写好几点钟。”依然是那威严的声音，那无表情的脸。 　　“进去！”任毅还没有弄清什么就被推了进去，随着就是关门、上锁。 　　“啪”地一声，门上一个小窗打开了，把任毅吓了一跳，这小小的窗几大概只有一寸宽三寸长，以后老犯人讲这是“老虎窗”，窗外看守的小眼睛在滴溜溜地转。牢房里死一般的沉寂，像停尸房一样的地板上脚对脚地躺着十几个人，对刚才发生的一切他们都没有反响。 　　带钉的皮鞋声渐渐地走远了，远了……牢房里的人都活了过来，一个个地坐了起来。坐在大门边的一个人讲道：“你们挤一下，让一个位置给他。”人们自觉地挤了一下，一个2尺宽的地方便空了下来。 　　于是，1970年2月19日深夜，西29号牢房里又来了一个新犯人的消息便尽人皆知了。 　　就在这一间牢房里，他整整被禁锢了165个日日夜夜。一直到8月3日，全省公判大会上宣布10年刑期后，他才被押到劳改农场去服刑。 　　从2月19日被抓到8月3日被判决，这5个月时间里，任毅天天被提出去审讯，而且经常是在夜里。他们逐字逐句地审查那首歌的歌词，光是一句“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的异乡”，他们就搞了任毅好几天，一定要逼他承认当时不是写的“深浅”而是“深陷”，任毅因为自己确实写的是“深浅”，所以拒不承认。虽然是一字之差，可在当时份量大不相同，关于“深浅”，还可以自我批判一番，因为知识青年身上还存在着没有得到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的不彻底性，没有工农兵那种一往无前、脚踏实地的精神，所以脚步是深深浅浅的，而“深陷”岂不是成了对上山下乡的一种污蔑吗？现在看来这些审讯以及他自己的解释都是可笑的，但在当时，审讯过程却无比严肃正经。 　　为了攻下“深陷”这个堡垒，他们在任毅面前抛出了几十个版本的“知青之歌”，估计都是从全国各地搜查来的，有油印的、有打字的、有复写纸的、有手抄的，各种样式的都有，其中确实有不少都是写的“深陷”，大概在流传中人们觉得这个词更能说明知青的状况吧。 　　在这五个月期间，任毅一共三次“陪绑”。当时“公判大会”气氛是很恐怖的，每个在押的人都不知道落到自己头上的将是什么命运，在没有法律保障的状况下，小百姓有可能因为一个微不足道的疏忽而招致杀身之祸。 　　使任毅难忘的是当时发生了一段小插曲，有个省革委会副主任主持公判大会，当他宣读判决书，扯开嗓子高叫“判处死刑”时，全场人的心仿佛都被提了上来，大家都屏着气在等下文“立即执行”，只见那位副主任慢慢地打开茶杯盖，抿了一口荼，0里传出他开盖、喝水、关盖子的声响，然后他平静地说：“缓期二年执行。拉下去。”人们的心又给放了下来。真不明白他这种惊人的揪动人心的停顿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 　　在审讯任毅的五个月期间，隔三差五地将他提出去批斗就算是家常便饭了，至少开了有30多场批判会，任毅是所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的一个典型”，专门有一个批判的小分队，将他拖来拖去地巡回批斗。 　　知青们对他怀有很大的同情。有一次在开完批判会之后，很多知青都涌到前面来，有人示意他到厕所去。在那里，他们挡住了看管人员的视线，往他的上衣口袋里塞了80元钱和50斤粮票。知青们的 同情顿时使他感到活下去也许还是有希望的。 　　1970年8月3日，任毅又被拖去参加了一次全省的公判大会，这次被宣判的人中间也有他一个。当判词读到他的时候，他几乎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判刑10年……” 　　从那天起，任毅开始了长达9年的劳改犯生活，处境自然是十分严酷，总之，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生活。“专政”的滋味任毅算是尝足了。9年坐牢，仅仅是为了一首歌。现在看来这是多么荒谬的判决，而当年他还为自己只被判10年徒刑而感到过庆幸。任毅是1979年平反出狱的，后来被安排到南京一家丝织厂工作。失去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不过，任毅自己也没有想到，他因此却得到了珍贵的爱情，那是在他出狱后不久，有一次到一个老同学家里去玩，于是这位同学的妹妹——也就是他现在的妻子对他和他的经历都发生了兴趣，虽然她比任毅年轻许多，却执意要和他结合在一起。于是任毅在失去了很多东西之后，还是得到了一位年轻姑娘的纯真感情。 （谢谢 网友江南愚才提供的资料）

跳舞健身、健脑、健美，欢迎参加遂昌秋之韵广场健身舞！

绍兴知青

南京知青之歌作者 任毅  我们感谢你 敬佩你 祝福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