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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7-21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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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七·二O事件”始末收藏人：长友
武汉“七·二O事件”始末
陈再道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一场震惊中外的事件在武汉地区爆发了。事件发生后，林彪、江青一伙把这次事件诬蔑为“有计划、有纲领、有组织的反革命暴乱”；把我和钟汉华等同志打成“策划‘七·二O事件’的罪魁祸首”，武汉军民遭到了残酷的镇压。
当时，外电纷纷报道：“武汉了生了反毛叛乱”，“陈再道上将曾有效地控制了武汉”。时隔数年之后，我已经出来工作了，一些国外出版的刊物，仍把“七·二O事件”说成是“陈再道扣留了谢富治和王力，发动了一次反对中央文革的‘兵谏’。”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党中央推倒了林彪、江青一伙强加于武汉军民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沉冤十一年之久的“七·二O事件”得到了彻底平反，被颠倒的历史终于重新颠倒过来了。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作为这次事件的当事人，感到有责任把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人民，有必要详细说一说“七·二O事件”的真相。
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六年八月间，我因病在北戴河疗养。听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便给林彪写报告，说身体已经好了，可以回去参加运动。林彪很快同意了我的请求。路过北京时，我顺便去看望向前同志，说起了这件事情，徐帅对我说：“你不要以为你那个军区没有问题，‘四大’一搞起来，问题就会成堆的。他(指林彪)是主张在军队开展‘四大’的。”当时我想得太简单，没有嚼出徐帅话中的味道。
回到武汉，短短几个月时间，形势急转直下。到一九六七年初，上海刮起“一月风暴”，全国性的造反夺权达到高潮。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各级党政机关瘫痪了，大批负责同志被戴高帽，挂黑牌，“架飞机”；游街示众，工厂停工，学校停课；连军区机关也经常受到冲击。
“一月风暴”刮起时，我和钟汉华同志(武汉军区政治委员)在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一月二十三日，毛主席命令军队要介入“文化大革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帅为了在新的情况下稳定军队，稳定局势，与林彪一伙坚决斗争，制订了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并于当月二十八日报经毛主席批准公布。
会议期间，毛主席作了重要讲话，他对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是反感的，认为这里面“一定有坏人”。并且对我们说，如果碰到这种情况，要退避三舍，使坏人暴露出来。我当时理解，主席的意思是要我们以退为进，做到有理、有利、有节，退避三舍、四舍还不行，就要硬一点，就要执行军委八条命令，追究冲击军事机关的坏人。
二月初，我们的会议还在进行中，武汉和南下的部分军内外造反派却强行占领了汉口“红旗大楼”(《长江日报》社所在地)。二月八日，他们用《长江日报》的版面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以下简称《二·八声明》)。这篇声明唯我独革，充满了极左思潮，什么“子弹上膛，刺刀上枪”，“全武汉、全湖北要大乱、特乱，乱深乱透”，什么“丢掉幻想，投入战斗，在四面围攻，内外夹击的战场上，看准方向，杀出一条血路来！”……二月九日，他们又在《长江日报》发表社论，说《长江日报》是他们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支援下”接管的，造成一种武汉军区支持他们的假象。
《二·八声明》出来后，造反派到处冲杀，就连不同观点的群众也要进行批斗游街。二月十一日，他们竟冲击军区支左指挥部，闹得乌烟瘴气。武汉军民对这种打砸抢的行为愤然不满，强烈要求武汉军区对《二·八声明》和二月九日社论表态。军区支左指挥部的干部甚至要“罢工”，他们找到叶明同志(军区副政委)，说：“军区再不表态，我们不干了！”
军区党委听取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意见，于二月十八日发表《严正声明》，批判《二·八声明》中的错误观点，并且指出：军区派部队去“红旗大楼”，是为了维持秩序，防止战斗，决不是支持《二·八声明》，至于军内造反派组织在《二·八声明》上签字，只能代表他们自己，不能代表武汉部队，更不能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
这个《严正声明》，是武汉军区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表态性文件。发表这个声明，军区党委是慎重的，不仅交给司、政、后机关干部进行讨论、提出修改意见，而且报告了军委文革小组。徐帅当时是小组组长，他同意军区的表态。我和钟汉华同志也看过《严正声明》，认为发表它是完全应该的。
二月底，会议结束，周总理把我和钟汉华同志找去，要我们回去后抓好三件事：一是抓革命、促生产；二是抓好按行业、按系统的革命大联合；三是抓好大、中学生的复课闹革命。总理当时满怀忧虑地说：“季节不等人，不搞好生产，是没有饭吃的。”总理的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三月十七日，武汉军区和公安机关根据八条命令以及外军区执行八条命令的做法，抓了武汉地区军内外煽动极左思潮、搞打砸抢抄抓的一批坏头头和骨干分子(除朱鸿霞、胡厚民等少数人之外，其余大部分都在军委十条命令公布后予以释放)。三月二十一日，武汉军区又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这些措施，有效地制止了打砸抢抄抓的活动，稳定了局势，保护了大批干部群众。与此同时，军区还成立了省市的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让大批地方的党政负责同志站出来工作，，扭转生产形势。以上这些作法，受到了武汉军民的拥护。
冲一冲武汉军区
武汉地区形势的稳定和发展，引起了造反派的不满，也受到林彪、江青一伙的关注。四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这篇社论，是由首都红卫兵驻《人民日报》监督组成员根据武汉和北航红旗赴汉的造反派提供的材料，于二月中旬起草，经王力修改并下令发表的。据这个监督组成员交代说，这篇社论的用意就是要批判和警告武汉、成都等地的军队领导(因为这些地方压制造反派最厉害)，不要压制造反派的红卫兵。四月六日，林彪和王力、关锋、戚本禹合伙炮制的中央军委十条命令，又经批准公布了。十条命令是针对八条命令来的，命令公布后，江青和陈伯达拍手叫好。
这两个东西一出来，军区很被动，十条命令公布的当天，武汉的造反派就到军区支左办公室贴大字报“挑战”。接着，他们违反中央的有关规定，搞“串校游行”，“杀向社会”，提出什么粉碎武汉地区的“二月黑风”和“三月逆流”，揪出“武老谭”，为工总翻案，把矛头直接对准了武汉军区。
在此之前，我和钟汉华同志于三月中下旬离开武汉，再次到北京，参加军委扩大会议。看到《人民日报》四月二日社论和十条命令，又听说武汉出现反复，我们非常恼火。在一天的小组讨论会上，我发言放了一炮。我说：军队支左是毛主席的决策，我坚决拥护。但为了避免军队犯错误，建议中央文革扩大一点，多吸收一些同志参加，以便给各地派上代表，直接领导三支两军工作，叫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免得搞错。如果这个办法不行，由各地派人到中央文革接受指示也行。总之，既要把支左工作搞好，又要避免军队犯错误。发言记录整理后，秘书同志问我，要不要登简报？我想了想说：“登，提个建议嘛”。于是登了简报。“七·二O事件”后，林彪的几员大将把我的这个发言说成是“公开扬言，妄图改组中央文革！”
四月十七日，秘书同志看到一份传单，印有江青四月十六日在人大会堂接见军内外造反派的讲话。江青说：“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我和钟汉华同志商量，觉得武汉的情况和成都不一样，问题没有成都那样严重，中央对武汉的情况不了解，应当汇报一下才好。请示总理，总理很快就同意了。
四月十九日，总理在钓鱼台主持会议，中央文革的成员全体参加，听取我们的汇报。江青不知从哪里听说武汉有五万人绝食，问我们有没有这回事，我们说没有这回事。江青马上向我们作检讨，说她听了一面之词，讲得不对。并且解释说，武汉的国民党渣滓很多，撤退时有一两个师的人留在武汉，插在各个工厂里，情况很复杂……。在汇报过程中，中央文革其他成员都没有提出什么不同意见。最后，总理叫中央文革尽快接见一次武汉造反派赴京代表，做做他们的工作，让他们不要再冲武汉军区了。江青当即尽快接见一次武汉造反派赴京代表，做做他们的工作，让他们不要再冲武汉军区了。江青当即表示同意，并且让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二十一日就接见他们。但她不参加，理由是她的身份不同，参加接见会抬高造反派的“身价”，我们见江青这么郑重其事，当然高兴。
第二天下午，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江青送来当天的《文革快报》，内容是中央文革驻汉“记者”的“情况反映”，说武汉军区传达了中央文革十九日会议的有关指示，问这些指示是否属实？江青在上面批示：“陈再道、钟汉华：这是怎么回事？以势压人，我们不理解。阅后退江青处。”晚上，我们查明情况，立即给中央文革写书面报告，说明我们确实给军区党委常委传达了十九日会议的要点，但传达时作了规定：不准再往下传达。记者听到的，不过是负责支左办公室工作的一位同志列席常委会后，回去给支左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吹的风，仅此而已，并没有用中央文革的名义去压造反派的意思。当然，事情没有处理好，我们有责任，接受批评。二十一日凌晨两点钟，中央文革又派人前来没收了我们十九日的会议记录，同时让来人转告我们，不准再提十九日的汇报，二十一日的接见也已经取消，中央文革不再帮助武汉军区做工作了。从这以后，中央文革“说话算数”，对于武汉军区的请示报告，一概不答复。
大概四月二十七日，会议结束。许多大军区的司令员、政委接到通知，让他们参加“五一”庆祝活动，我和钟汉华同志接到的通知却是：“会议完了，没事了，你们可以回去了。
百万雄师
“五一”前夕，我和钟汉华同志回到了武汉。这时，武汉地区各个群众组织已经分化为两大派。军区支左方向的正确与否，是争论的焦点所在。武汉和南下的所谓造反派，提出“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的口号，到处挑起事端，制造武斗事件，甚至绑架钟汉华同志，谩骂、围攻和殴打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指战员，给武汉军区施加压力。
这种愈演愈烈的极左行径，激起了武汉军民的极大愤慨。五月十六日，若干群众组织自发地成立了百万雄师联络站。百万雄师认为：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是正确的，不能把斗争矛头指向解放军；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十七年来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大多数地方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们坚决反对“杀向社会”，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坚决反对对干部不加分析，一律打倒。百万雄师的队伍迅速扩大，到“七·二O事件”发生前，已拥有一百二十余万人了，其中党员人数占全市党员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武汉军区驻汉机关、部队的广大指战员，思想感情也一致倾向百万雄师。我们从内心讲，也同情他们，只不过所处的位置不同，不能公开表态支持他们罢了。
与百万雄师相反，造反派“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自己把自己孤立起来，人数越来越少了。我们从大局出发，仍然着重做他们的工作，采取各种措施保护他们，生怕把这批“文化大革命”的“闯将”搞掉了，交不了差。
六月四日，武汉军区发表《公告》，在肯定支左大方向正确和重申不得为工总翻案的同时，检讨了支左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希望各群众组织在新的形势下，求大同存小异，实行大联合。《公告》发表后，造反派认为军区是“假检讨，真反扑”，闹得更凶了。百万雄师对《公告》也不太满意，认为我们太软弱了。
卑鄙的手段
武汉和南下的造反派之所以闹得这么凶，完全是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策划操纵的结果。这件事情的内幕，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才初步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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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7-21 0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