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四海 于 2017-12-19 07:49 编辑
小时写作文，老师经常出的题目是《我的理想》，同学们大多写要当科学家、当解放军、当老师、飞行员等等，我的理想是当医生。那时我们院子里有一位和蔼可亲的高伯，对我特别好，有一天下大雨，高伯穿着雨衣骑自行车被汽车撞了，高妈哭得死去活来，全院子的邻居都去医院看望，一个月后高伯奇迹般地痊愈了，我觉得医生真伟大，我长大就要当能治病救人的医生。 后来去了兵团，每天早出晚归，吹哨站队，挖地插秧，拉车挑肥，累得半死不活，理想越来越遥远。苦闷时安慰自己，这里不是我一个人，这么多高材生都在这里劳动，我又算个啥。 一个偶然的机遇让我走上了从医路，这得从我的手说起。 上初中时我最喜欢看自己这一双手，手指细细长长，别提多好看了。哥哥上音乐学院的同学说，没事拉拉手指，以后学弹钢琴。说说而已，那年月饭都吃不饱，有几个人能学钢琴。 六五年到兵团第一年秋收，大家劳动热情很高，天天下工回来就比着磨镰刀，全班我的镰刀磨的最快。那天在脑畔山割谷子，突然下起了大雨，连长不下命令，谁也不敢跑，光秃秃的山上没地方躲雨，雨越下越大，实在干不成活了才让收工。下山时我滑了一跤，右手一下擩在镰刀上，血流如注，忍痛跑回连队，卫生员给包扎时才发现一下子割了三个手指，给伤口倒了大量的消炎粉包起来 ，疼得我睡不着觉，靠墙坐了一夜。成了伤号，同伴们帮我洗脸、系鞋带，照顾我生活，我又难过又感动。当时的口号是“轻伤不下火线，重伤咬紧牙关”，我没有请一天病假，调了“轻劳”，用拇指和食指捡玉米种子。 一个月都没有换衣服了，头发也脏得不行，伤口还不愈合，不能再依赖别人，就自己洗。洗了头，又洗了不少衣服，伤口泡得发白，隐隐约约看见了骨头。坏事变好事，洗掉了肉里夹的消炎粉，伤口渐渐癒合，万幸的是没有发炎，后来才发现中指伸不直了。 六六年底文革起来了，我们回到离开一年多的西安，一回家先看病，医生说是肌腱断了，已经过了三个月，错过了最佳手术时间，在我的要求下勉强做了连接术，中指上密密麻麻缝了23针，术后又是一个不眠之夜。坚决不吃止痛药，凭毅力在坚持。 第二天就有人通知我去北京串联，不顾家人劝阻，右手打着石膏，一路都是同伴们帮着从车窗翻上翻下。几天后到天坛医院换药，问我怎么受的伤，我说干活镰刀割的。护士奇怪，右手拿镰刀，怎么割了右手？医生在旁边说风凉话：“人家会劳动么。”我气得无语，第一次感受到北京人的居高临下，油腔滑调。换完药开了条叫去缴费，换药费2元，缴费的队老长，我老老实实排着，同伴拉了我一把，你还来这个医院呀？走人！ 在北京满大街的红卫兵，到处都贴着大字报，商店大门上都糊满了，不进商店都不知道里面卖什么，我们住在永定门煤球场，吃的盖浇饭，没地方洗澡，个个鼻子，脸上都是煤灰。耐心地等待着老人家的第九次接见，到底没等上，天天吊着胳膊到各处看大字报。这时已经是“一月风暴”，街上到处贴着大标语；“革命不是游山玩水”“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北京开始赶外地学生回家，到住处给我们发火车票，有人随便说个地方，要个票就继续玩去了，我们老实说是陕西的，于是我们就回去“抓革命促生产”了。 我的伤不适合大田劳动，代替别人喂了两天猪，感觉真好，给猪唱了两天歌，还可以唱自己想唱的歌，猪不会揭发我们，非常自由，可以不开会，不跑操，不用早请示，晚汇报。喜欢上了这一行，给连长说想去喂猪，不批准，看着由美变丑的手非常苦恼。去卫生队报销药费，给卫生队长看我的手，说想去喂猪，让他给我们连长说情。队长说你还能干什么，我说只能喂猪，去食堂要洗菜、揉面、见凉水。队长说，拿注射器怎么样，取了个注射器让我试，觉得还行，但也没敢多想。 谁知1967年7月一纸调令，调我到团卫生队工作。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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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2-19 0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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