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1976（二） 重大新闻播出之后

火娃

         我所经历的1976（二） 重大新闻播出之后


      自从周总理去世之后，全国老百姓的气就一直不顺，亿万民众心中如同压着一块巨大石头。农场知青中从各方面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不断传来。社会宣传上什么“你死我活”“生死斗争”、“最后较量”“生死关头”等等极端字眼越来越多，让人们总有种似乎要出什么大事的感觉，我和大队部的几位知青干部心里也存有种种不安。
      1976年4月5日下午，农场向各大队发出紧急通知，今晚八时中央电台有重大新闻播出，要求以大队（营）为单位认真组织收听（当时没有电视）。同时农场保卫科要求，要对各大队“四类分子”加强监管，要密切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严防阶级敌人的破坏行动。农场武装部要求，各大队要严格加强枪支管理，各基干民兵连要提高警惕，遇有空袭要及时做好群众疏散工作（一段时间这句话是大会时逢会必讲的）。当时我们还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只感到事情一定非常重大。
      4月初，盘锦水田育苗工作已经开始，大家都在忙着整地、做苗床、浸种、播种。育苗这项工作时间性很强，如果抢不上农时，育不出好苗，当然长不出好庄稼。但是在一个时时处处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特殊年代，“政治”是“灵魂”、是高于一切的。这个“天条”任何人都不可触犯，触犯了无论是谁随时都可能引火烧身。
      各连队都提前收工，要求晚七点半全体知青和农工集中到青年点大食堂收听“重要新闻”。“四类分子”被责令不准参加收听，留在家里“不许乱说乱动”。其实这对他们早就习惯了，过去有“最高指示”发表时他们也是这样的。
      我们这个大队所谓的“四类分子”，一个是出身不好的“下放户”，本来也不属于被“遣送下乡”的。由于是外来户，人家怕惹事，一般遇到这种情况就主动不参加。另一个，叫“坏分子”，是个刑满释放的。当地人，旧社会家也是穷得叮叮当三响的主，年轻时不爱劳动，属于“二流子”一类的。国营农场成立时，让他放马。有一天，把马腿绊上，自己去睡觉，结果两匹马瞎马掉到上水干渠里淹死了。被判了七年有期徒刑，放出来后仍然戴着“坏分子”帽子监督改造。这俩个人平时很小心谨慎，所以基本没开过他们“批判会”、“斗争会”什么的。不过按规定他们得定期到大队“汇报思想”，当时知青李景利是负责治保的主任，他虽然对工作很认真，但他却不太拿这俩人当回事，来“汇报”就听听，不来“汇报”他也不主动找，听汇报时看上去很严肃，可重来没听他对这些人有吆五喝六过。
     七点半前，知青和农工们都按时来到“大食堂”，我们这个大食堂是“老三届”下乡两三年后建的，三个连队五百多号知青都在这一个大食堂堂就餐。很大，可容下三四百人，外面还有块大操场（农场民兵集训常在这里）。当年李素文在省革命委会工作时，还在这个食堂和知青们一起吃过饭。不少省、市领导也没少来视察和参观过，记得沈阳军区的杨逼、省革委会副主任刘盛田等也来过。
      全大队农工和知青集中开会的时候不多，平时基本都是知青大会。三个连队的大致分为三个自然村，村民们也不经常见面。开大会时大家聚到一起互相问候，说说笑笑显得很热闹，似乎忘记了会有什么大事降临。
     到了晚八点钟，人们从播音员比平时高八度的播音中惊醒，会场一下就顿时鸦雀无声。先是预报节目内容、然后说这次新闻联预计延长的时间。接着播出了“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反革命暴乱”的报道。那时的北京天安门在全国人民心中无比神圣，在很多人心目中这个世界的中心就在天安门，而北京就是世界革命的圣地。
     报道公开了天安门广场发生“打、砸、抢、烧”的“反革命暴行”。播送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告全体市民书”。播送的新华社社论说：“这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有组织、有预谋策划了这起反革命行动”。当时说震惊，对大多数人来说一点不假，因为毫无思想准备，那时的信息渠道主要是靠报纸和新闻联播，而这些宣传中整天说得都是“全国形势一派大好、而且是越来越好”，尽管社会上也存在着一些不满情绪，但没人敢拿到桌面上来，更不敢大庭广众之下发泄，于是这些问题都被说成是“前进中的问题”。那么为什么会突然出现这种数万、数十万人参加的“反抗政府的暴乱”现象呢？大家不可能不感到震惊。广播进行了一小时四十分钟，没有别的内容，整个会场除了播音员的声音外，听不到一点杂音。收听之后，我们几个大队干部分别重复了几句社论里的话，就不知道再说什么好了。其实，我们当时也和大家一样，整个脑子里也都被一大堆问号占满了。
     散会后，几百人互相都不知道该说什么话好，也不敢乱说，大家默默地离开会场。那个年月连“精神病人”都不敢乱说话，何况说正常人了。特别是在这种情况下，更没人敢随便说话了。其他大队干部各自回家，我和李景利回到大队部。事前为组织收听会，我俩都没吃饭，回去时快十一点钟，食堂宋大爷已经睡下了。我俩为不影响宋大爷休息，轻手轻脚地拿出锅里早就凉了的饭菜胡乱吃了一口。
     我和景利都是下乡知青，又是四十里大队班子调整时，同一天从不同大队调来工作的青干部，同吃、同住平时无话不说。躺在炕上他说：“你平时注意研究政治形势，你说怎么能发生这种事呢？”我说：“我也看不明白，前一段时间只听说北京有不少市民自发悼念周总理声势很大？”“周总理的追悼会悼词中，不是对周总理充分肯定了吗？很多老同志也写了不少回忆文章，清明节大家悼念一下会有什么错呢？”景利说（他平时说话就直来直去，显然他道出了自己的看法）。我说：“社论不是说被少数人利用了吗？”景利说：“那被利用的人也太多了吧？不是总说群众眼睛是雪亮的吗？这会儿怎么了？”我俩胡乱猜疑了一阵子，可还是想不明白。
     不过我俩整天和知青在一起，个别风声还多多少少能听到一些，只是从来没联想到一起考虑过。我们大队“七四届”以后的知青，大部分是沈阳市一轻局机关的干部子弟，他（她）们的“小道消息”不少，我们偶尔也能听到。比如，在周总理去逝当天，上级传达“不准开追悼会”时就有知青公开说：“中央一定出了问题”其实就有所指的。后来我和那个知青聊过，他说：“有人说批大儒，其实就是对周总理来的”。“总理去逝后的三月五日，光明日报发表中央领导为雷锋题词，唯独没有周总理题词。”“一轻局系统有业务人员出差回来说：”南京早就有高校师生提出，保卫周总理、打倒张春桥”，还有人把标语写到火车车厢外面。”我预感到，他这些话不像是假的。但仍然相信党中央会处理好这样危机的，不一定会出太大问题，毕竟还有毛主席在。我嘱咐那位知青，要多看、少说，注意说话场合，更不能和什么人都说。
      但我还是联想到，这段时间知青们的思想确实非常活跃、议论也多，有很多过去很少听到的新鲜言语。特别是一些与时局非常贴切的“政治笑话”、“社会民谣”越来越多，而且这些东西绝不可能是知青自己编出来的。当然多数与我们不太熟悉的知青，说话时还很注意背着我们，所以我们听到的还是很有限的。
      这段时间农场一些平时不太爱说话的老干部，这时候也常常愿意听我们讲讲从青年点里听到的一些只言片语。这其中就包括两位“老土改干部”，党委副书记杨春城、革委会副主任杨玉启等老同志。
      我和景利都感到在我们一个农场、一个大队都有如此反应，那么在政治中心的北京呢？看来现在真是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势态，可究竟会如何变化谁也说不清楚。只是觉得我们一定要把我们大队稳定好，绝不能在这个时候出乱子。

林林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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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夏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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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老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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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娃

林林五 发表于 2016-9-30 04:45
欣赏佳作早上好！

感谢林林五朋友的关注！问好！祝国庆节快乐！

火娃

阳夏居士 发表于 2016-9-30 06:31
欣赏朋友佳作！早上好！

谢谢阳夏居士朋友的关注！问好！祝国庆节快乐！

火娃

申老李 发表于 2016-9-30 08:20
欣赏朋友的佳作！上午好！

谢谢申老李朋友的关注！问好！祝国庆节快乐！

火娃

长风老人 发表于 2016-9-30 13:28
续读佳文！

谢谢长风老人朋友的关注！问好！祝国庆节快乐！

上龙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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