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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斗、批、改”中的一些事 “斗、批、改”是“文革”时期的产物。起初，被确定为“文革”运动的总任务、总目标、总要求、总概括。后来，成为“文革”的一个阶段，也称谓“斗、批、改”运动。“斗、批、改”运动，开始于1966年“文革”初始，结束于1971年9月“林彪事件”。 笔者直接参加了“文革”中的“斗、批、改”，对于期间发生的事情，至今仍然记忆犹新。“斗、批、改”中，发生了许多怪异事、尴尬事、可笑事、荒唐事及现在人们不可理解、不可思议的事。 破四旧 “斗、批、改”的内涵是破旧立新，因此，在“文革”的“斗、批、改”初始，就开展了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破四旧”，全称是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笔者当时作为“红卫兵”小将，参加了这一活动。记忆最为深刻的有两项：一项是砸、烧；一项是剪、毁。砸、烧，就是对凡自认为沾上“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边的，就予以砸毁、焚烧。将许多古牌匾、古建筑、古塑像、古墓、古碑、古玩等，一律统统砸毁。冲进商店，将有“才子佳人”等所谓“不革命”图案的瓷器、书籍、照片、画册等，一律砸烂、焚烧。剪、毁，就是对于女人的漂亮的发式或大长辫子、男人的“分头”（因其朝向“右”），一经发现，就强行剪掉；对于西装、旗袍、皮鞋等，以为是资产阶级情调，强行脱下、毁掉。 群众专政 “斗、批、改”中的“斗”和“批”，是斗争和批判。“斗”和“批”的对象，是“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一切“不革命”的人和事。当时，有一个十分流行的提法，叫“群众专政”。尤其在“清理阶级队伍”阶段，“群众专政”搞得很烈。 所谓“群众专政”，就是群众组织，不经过党委、政府、司法机关（当时均已经瘫痪），不经过任何上级批准，就可以对于人和事进行批判、斗争。可以口诛笔伐；可以体罚、吊打；可以侮辱、折磨；等等。笔者印象最深的有三：一是，对于学校的老师。强迫老师去游街，戴着纸糊的高帽子、挂着牌子，有的挂着破鞋、被剃成“阴阳头”等，排着队到大街上“亮相”，还要求他们自己喊着打倒自己、侮辱自己的口号。二是，对于国家干部。拉出来就批判、斗争，对提问不允许辩驳，随意拳打脚踢，要求做“喷气式”，被下放“蹲牛棚”，强制劳动，等等。三是，对于普通群众。在农村，一些农民的“小拿、小摸、小偷”，也被斗争、批判；一些农民违背当时“政策”，搞点小生意、贩卖点粮票、布票或养几只鸡、羊等，也被游街、揪斗；有的人因为一句话说得不得体，就被判刑、被上纲上线打进了“十八层地狱”。对于怀疑历史上或者现实言行有问题的人，动辄就是打入另类，予以“专政”，罚其去扫街、掏厕所、在每个批斗会上“陪批陪斗”。 家庭分派 当年的“斗、批、改”，已经“深入”到家庭里面去了。那年月，社会上有风，家庭里就有浪。当时，许多父子、夫妻、兄弟、姐妹、同学、同事分为两派，之间，各持己见，针锋相对，都说己方正确。或者见面不搭理、不说话；或者见面就辩论、干仗。有人在家里说的话却成了会场上的“揭发材料”。孩子揭发老子、妻子揭发丈夫，同一个屋檐下“划清界限”成了一种时尚。 死了人不准哭 那时，以“改革不合理规章制度”为由，家中遇丧白事，死了人，不准哭，不准沾“白气”（穿白戴孝）。禁止人们上坟上供、烧纸。 城里娃去当农民 1968年12月起，全国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潮，到1973年，全国有三、四百万青年被放到农村。吃“商品粮”的城市娃娃，瞬间成为农民，在农村靠“挣工分”生活。当时，笔者所在县接受了1000多名北京、天津等地的“知青”，被安排在12个公社（今乡镇。当时全县有26个公社。），其中，50个大队（今村）接受了“知青”集体户。笔者所在村接受了20多名天津“知青”，他们中年岁最小的仅上初中一年级、13、4岁。 大学搬到乡村去 在“教育革命”中，许多大学被整体搬迁到农村去。当时，笔者所在县，就接受了河北大学的部分系。 国家教师去挣工分 “斗、批、改”中一项重要内容是教育革命,在基层，其中一项“革命”就是将国家教师下放回原籍教书，不再拿工资，与农民一样“挣工分”。 不用考试上大学 1970年至1976年，上大学、高等院校不需要考试，采取“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办法。有许多小学文化程度的人也上了大学。 交“白卷”也成英雄 1973年，东北有一个叫张铁生的，参加大学理化考试时，大部分题不会做，交了白卷，并在试卷上写了几句话，竟然被批准上了大学，还被树为“白卷英雄”。说什么张是“反潮流”，向所谓“资产阶级教育”宣战。 “坐直升飞机”的干部 “斗、批、改”中的“整党建党”强调“吐故纳新”、“吸收新鲜血液”。当时，入党没有预备期，非党人员一经批准，就是正式党员。所以，一些人，今天是平民百姓，明天就成了党员、党支部书记，还有的很快就成为党的县、地区直至省的领导干部，被称为“坐直升飞机”上来的。 改“大集” “斗、批、改”中以“商业革命”的名义，推行了“赶社会主义大集”。 笔者所在县，将全县20多个不同日期的集市，一律改为“逢六排一”的集日。当时，搞所谓割“资本主义尾巴”，不允许农民经商，不允许养鸡、鸭、猪、羊等等，农民卖鸡蛋、青菜、小百货等都被严格取缔。人们要购买生活必需品，被统一组织去“赶社会主义大集”，统一去买国有商业或供销社的商品。人们说，当时的集市是供销社搬家。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当时，农村种地、种什么品种的庄稼，得到听从上级统一安排。笔者所在县，当年为了夺取农业高产，号召大力推广种植高产作物“两红”——红高梁和红薯。执行时就规定为只能种“两红”，不允许种别的作物了。许多地方还组织了专门的检查队，发现有种别的作物的一律予以制止。因“两红”不好吃，有的村、队（现村民小组），偷偷地在远离公路、大道的地块种上玉米、谷子，或在一块地的四周种高梁，地的中间种玉米、谷子。但被发现后，虽然玉米、谷子都长到一尺多高了，仍要开反面现场会，作检讨，拔掉玉米、谷子改种高梁。说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农活安排“齐步走” 农民的农活安排基本都是“一刀切”。学先进单位的经验照搬照抄，丝毫不顾客观实际，略微“出格”、“走样”，就是“不革命化”。人家先进单位搞土地深翻，我们也得搞。我地是砂质土壤，被迫用劳费力搞深翻后，破坏了耕作层，第二年播种后出不全苗。人家先进单位2月份浇小麦返青水，我地温度低，无奈废劳伤财浇水后，麦苗被一片片地冻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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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0-31 1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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