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释迦粘花，湖叶微笑” ————引用：2010.11.5。《佛前清莲的博客》
傅大士（497-569），姓傅名翕，字立风，号善慧。《续高僧传》称傅弘，又称善慧大士、鱼行大士、双林大士、东阳大土、乌伤居士。东阳郡乌伤县（今浙江义乌）人。南朝梁代禅宗著名尊宿，义乌双林寺始祖，中国维摩禅祖师，与达摩、志公共称梁代三大士。初受天竺僧人嵩头陀指点，躬耕于松山，日常营作，夜归行道，苦修七年，自谓得首楞严定（注１），并能通儒、道典籍，于是学徒云集，并皆能虔诚精进，不惜身命。 ◆松山结庵修行 傅大士生活在两晋南北朝时代的梁朝。六朝时期国家南北分裂，尤其是两晋十六国，黄河流域充满着战争、灾祸、死亡。生活在那个时代，无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看不出有什么可靠的出路，人们过着生死无常的恶梦般的生活。而佛学是一门求解脱、讲慈悲的学说，于是佛教的神不灭论和因果报应学说就在各地盛行起来。南方比北方安定，随着北方土族和劳力的南迁，经济文化日渐繁荣。齐梁之际很长一段时期南北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社会比较安定，文化包括宗教都很快兴盛起来，而佛教尤为得势。当时的梁武帝、陈武帝等皇帝都成为虔诚的佛教徒。傅大士就在这样一个时代应运而生。 建武四年（497）五月初八日，傅大士出生在乌伤县稽亭里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里。父亲叫傅宣慈，母亲姓王。傅大士16岁娶妻，名叫留妙光。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普建，一个叫普成。 傅大士年轻的时候，端靖淳和，无所爱着，少不学问，时常和大家一起去捕鱼。傅大士捕到鱼后，每次都要把装鱼的竹笼沉到水下，使这些鱼有一个自由离去的机会。他想鱼儿能游出的都游出去，留在笼子里不出去的那才算是因果所致。他这样捕鱼，受到乡里人的讥笑，认为他是愚人。 梁武帝普通元年（520），傅大士24岁。据传，有一天，他在稽亭塘边捕鱼，依旧对鱼说：“该走的走，该留的留。”此时来了一位头陀名叫达摩，印度人，从嵩山而来，人们叫他嵩头陀。受达摩之教，傅大士临水照影而顿悟前缘。他对嵩头陀说：“炉韛之所多纯铁，良医之门多病人，度生为急，何思安乐乎！”于是，他抛弃了渔具，和嵩头陀一同回家。因问修道之地，嵩头陀指了指松山下双梼树，说：“此可矣！”过后，傅大士就来此结庵修行，这就是以后的双林寺。 傅大士因受嵩头陀之教，临水照影而顿悟前缘。当代国学大师香港的南怀理先生认为这是“释迦粘花，湖叶微笑”，同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宗门作略。但傅大士悟到前缘后，便发大乘愿行，不走避世出家的高蹈路线，所以他说出“度生为急，何思安乐乎”的话。这是参禅学佛的精要所在，不可等闲视之，以后傅大士的作为都是依此愿而行。 傅大士在双梼树下结庵修行，山顶有黄云盘旋，所以后来这山就叫云黄山，也有人叫横云山。云黄山在今义乌佛堂镇东部，周围30里，画溪环山而过。画溪和乌伤溪汇合后向西经100余里流到东阳郡驻地，即今之金华。这里是金衢盆地东部，周围群山环抱，地形起伏，沃野数百里。 傅大士先在双梼树下搭了一个草棚，偕同妻子留妙光，躬耕而居，过着农禅的生活。在山坡地垦植，种满了粟、麦、瓜、果，有的时候还给别人打工。他就这样，白天劳作，晚上修学，勤奋过日子。他总是以救度众生为己任。有一次，有人来偷他所种的瓜果，大士非但没有加以责怪，反而给他装满了一篮子，叫他拿回家去，表现出他大慈大悲的情怀。 他这样苦行了七年，修学愈加精进，渐渐地便有许多乡里人前来顶礼膜拜，在他身边聚集了很多信徒。傅大士自己也认为已得“首楞严三昧，并得无漏智”。得楞严三昧者在佛教中是非常高的境界，认为只有住十地菩萨才能得之。傅大士这一年是31岁，正是梁大通元年（527）。 是年，地方上发生饥荒。傅大士为了化导大众，先劝化妻子信佛，施舍了田地产业，设大法会供养诸佛大众。他作唱说： 舍报现天心，倾资为善会。 愿度群生尽，俱翔三界外。 归投无上土，仰恩普令盖。 这次大法会之后，大家普遍处在无隔宿之粮的困境之中，大士家也不例外。大士的慈悲德行，感动了地方上的人，同里的傅昉、傅旺，变卖了所有家产拿来布施。他的妻子留妙光也每天纺织佣赁赚钱。大士将这些钱都转赠给别人和修道的人。 傅大士是大乘佛教教义的推行者和实践者。大乘佛教的行道，为了众生可以施舍资财、眷属、妻子乃至自己的头目脑髓，但要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 傅大士的事迹愈来愈多，愈传愈广，大家都认为他是弥勒化身。这时，天台山有一和尚，名叫慧集，精勤佛法，闻有东阳傅大士，深解大乘，遂日夜兼程，来见大士愿为弟子。大士为他讲经说法，他也就朗然开悟。时慧集已37岁，年龄比傅大士还大6岁，又是天台山忠实的佛教信徒。他的皈依门下，为傅大士弘教找到了一个得力的助手。 ◆三次进京见梁武帝 傅大士从通达摩开示，经过10年的修道和弘法，在社会上已产生很大的影响，而且已形成中国式大乘佛教的基本理论，门下还聚集了一批能以生命殉道的信徒，一时人才济济。同时，寺院经济亦有所发展。到了中大通三年（531），傅大士与弟子在云黄山居室前十里许开荒种麻豆等粮食，并建造了精舍。其地由赐濑里贾昙颖捐舍。这时他考虑到寺院地处偏僻，虽然“门徒肃肃，学侣洗洗”，惟行化一方，法不广被。必须感动人皇和京城的贵族官员，才能将他的教法普及开来，达到“通被慈悲，义无偏党”的效果。 但真正要感动官员和皇帝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梁武帝大通元年（529），傅大士的门徒傅普通，认为应该和当地官府联络沟通，就带领了100多人去县城要求晋见县令范胥。可是范胥是一个持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人物，没有接受他们的请愿，给了他们一勺闭门羹。 中大通四年（532），新县令萧诩前来上任，松山的僧侣们认为是一个机会，地方士绅傅德宣伙同三百僧俗上县衙门，可是县令并不相信傅大士的道行，所以也没有什么表示。 其时，梁武帝宣扬佛教，京城高僧云集。但是傅大士没有受到邀请，他对慧集说：“上人若能修无漏圣道者，当为我到京都去，舍命完成弘法大任。”于是慧集先到了京城，陈说傅大士的德业。开始没有人理他，他就到宫门外击鼓陈述因由，结果被罚服劳役。他在服劳役中仍继续宣扬佛教，还造起了砖塔数层。主管的人看他精神可嘉，就报告上司批准，把他释放还山。 到了梁武帝中大通年间，经几年的努力，傅大士名声渐起。中大通六年（534）正月二十八日，傅大士认为打出去的时机已经成熟，就写了一道奏折，遣弟子傅旺入都致书梁高祖武皇帝，提出治国三策。书的原文是： 双林树下当来解脱善慧大士，白国主救世菩萨，令条上中下善，希能受持。其上善，以虚怀为本，不著为宗，无相为国，涅槃为果；其中善，以治身为本，治国为宗，天上人间，果报安乐；其下善，以护养众生，胜残去杀，普令百姓俱禀六斋。 傅大士这封给皇帝的信，充分体现了佛教平等思想和摆脱儒教君君臣臣的束缚，也显示出义乌人憨直性格。 同年（534）十二月十九日，傅大士第一次到达京都蒋山。闰十二月八日梁武帝在善言殿接见了傅大士。 傅大士和梁武帝第一次接触，即谈得很投机。同时梁武帝还招待他吃饭，叫他住同泰寺，后徙钟山定林寺，并供给膳宿诸般费用。从此，“京洛名僧，学徒云聚，莫不提函负帙，问慧咨禅”。大士本人则“居阴离松，卧依盘石，于四彻之中，恒泫（流）甘露；六旬之内常雨天华”。 翌年，梁武帝改元为大同元年（535）。正月，武帝幸华林园重云殿开法会，自讲三慧般若经。于时王侯满筵，公卿连席。皇帝专为傅大士独设一榻，以大土绝世通人，故加殊礼。不一会，皇帝来了，王公大臣都去迎接圣驾，只有傅大士一人坐着不动。傅大士不臣天子，不友诸侯，非但没有引起梁武帝的不满，反而更受尊敬。这次讲席既散，皇帝赐之水火珠一枚，直径达一寸多，珠圆明洞澈。皇帝体察大士住在山里水火难至，故以此珠赐之，取水火于日月之意。 这次法会之后，梁武帝又于寿光殿单独宴请大士开讲玄妙的理论，整整谈了一天。这一次讲论什么，不得而知。徐陵在《傅大士碑文》中作了如下记载：“大士言如重颂，句备伽陀，音会宫商，义兼华藻，岂唯宝积献盖，文成七言，释子弹琴，歌为千偈而已。” 有一次，梁武帝请大士讲《金刚经》。才升座，大士抚尺挥案，一敲便下座。皇帝给他弄呆了。在旁边的志公问武帝会否。帝日，“不全。”志公就宣布：“大士讲经已经完毕。”再请讲，大士索拍版升座，唱四十九颂便去。 这个志公和傅大士是同时代人物，但志公比傅大士年长，而且声望之隆，在傅大士之先。达摩大师到中国的时期也在志公与傅大士之间。达摩大师虽然传授了禅宗的衣钵给二祖神光，但当时他们之间的教授方法与作风，仍然非常平实，的确是走定慧等所持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如来禅路线。所以南怀理先生说：“唯有志公、傅大士等中国禅，可称为中国大乘禅作略，才有透脱佛教的形式，滤过佛学的名相，潇洒诙谐，信手拈来都成妙谛，开启唐宋以后中国禅的禅趣——‘机锋’、‘转语’。尤其以博大士的作略，影响更大。” 傅大士中大通六年应诏进京，大同元年（535）正月入重云殿参加皇帝举办的法会，使他得到了佛教高僧大德的敬重。如慧和法师者，年未二十已深究诸佛秘藏，讲论无敌。时归依头陀寺隐法师，及隐公将欲迁化，法师乃计谋后事，问：“谁可依止？”隐公答曰：“东阳傅大士自然智慧，深解大乘，可依为师。”于是法师礼谒请为弟子。这说明傅大士影响之大。加上这时又得到了信佛的皇帝萧衍的尊敬和器重，他的名声遂传遍朝野。 傅大士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到四月份就回到云黄山。同年九月二日，为了感激皇恩，复遣傅旺去京都敬献如意宝珠。 大同五年（539），傅大士第二次进京。三月十六日，帝于寿光殿与他共论佛学真谛。傅大士阐述了“息而不灭”的道理。“息而不灭”用现在的语言说，息就是止，就是稳定，但这并不是停滞，并不是什么都不存在，意思是说要在稳定的前提下存在和发展就是真谛。梁武帝却不以为然，认为这是讲实用、讲功利，如此则未免流俗。大士退而作偈。十八日以偈进帝，阐述“息而不灭”的道理。其大意是：
| 
发表于 2011-8-5 16:01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