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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10月初的一个下午,那时是高二第一学期,突然舅舅找到到学校,说妈妈病重,要我立即去医院。 我向老师请假后跟随舅舅去医院。 看到躺在病床上的妈妈鼻子里是插着氧气管,手与脚吊着四瓶盐水。 我急忙喊妈妈,可妈妈已经是深度昏迷。 大约晚上十点多,妈妈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那年妈妈41虚岁,我是17虚岁。 后来据父亲说:“妈妈肚子痛,到公社医院说是输卵管发炎,住了四天无效、只能转人民医院。从家走到轮船码头至少一小时半,坐一小时的轮船到县城还,在走40分钟到医院”。 原来妈妈是盲肠炎,是公社医院误症成了腹膜炎,已经无法抢救。 医院将妈妈放入太平间,我与父亲、舅舅就了太平间过夜。 第二天上午,父亲与舅舅找人将妈妈的遗体运回家,我在太平间陪妈妈。 这时一位比妈妈年龄大的女士走进太平间,站在妈妈身边大哭,走时她一定要给塞我二元钱。 父亲回来后,我说了这事,原来这女士与妈妈是同病房,她已经出院,看了挂在她床头的牌子——陈美龄、单位酿造厂,我深记心头。 妈妈的丧事办完后,返校上学。父亲特意要我拿了一些糯米、赤豆、鸡蛋,让我送给这位陈阿姨。 那时虽然是高二学生,却一点也不懂事,找不到陈阿姨,将这些东西带回家。 1981年底我调到乡镇结合部的公社,公社所在地与县城相接,直线距离不到300米。 1982年,我重新找陈阿姨,通过派出所终于找到了住址。一天我拿了一些水果、礼品找到了陈阿姨家。 见到陈阿姨后,她满头白发;我说明了来意,她回想起当时的事,她说真想不到你来找我。 那时的陈阿姨身体也不好,先生已经走了,与儿子同住。我想叫她什么为好,她年龄比母亲大,总不能叫阿姨,我改口叫她干妈,她开心地答应了。 此后,我隔半年左右看望干妈,每年的春节前是必到。干妈特别开心,要我以后来不要带东西。 1987年中秋前我再次去看望干妈,开门是她的儿子。 我问干妈在家吗? 他说:半年前走了。 我再问:为什么干妈走时不对我说一下? 他说:我们只知道你是在乡政府工作,大家没有电话,也叫不上你的名字,请理解…… 在她家喝了一点茶,与她儿子告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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