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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日子一晃就过去了。小楼墙壁早已斑驳,曾耀仁的腰弯了,曾妈头发全白了。 梅花跟着丈夫周建国的队伍,一路往北,最后在新疆建设兵团安顿下来。周建国为人严肃,工作出色,步步高升,不久就从指导员提到了团政委。言行举止都有规矩。退休之后,他们住进了兵团干休所,两居室的房子,水泥地,白灰墙,家具都是配发的,整齐,也冷清。梅花很快就习惯了用公共水龙头,习惯了排队买菜,习惯了听军号作息。她成了随军家属,编进街道学习,偶尔也参加点活动。日子过得平稳,按部就班,像一块走得很准的钟。 只是,这块钟始终缺了最关键的声响——孩子的哭声。一年,两年,五年……梅花的肚子始终没动静。她偷偷看过医生,中药西药吃了一大堆,苦水只能往肚子里咽。周建国从最初的期待,到后来的沉默,再到隐隐的失望。他没明说责怪,可那种无言的压抑,比骂人还让人喘不过气。干休所里别的家属带着孩子串门,说说笑笑,梅花总是找借口躲开。她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家里也一尘不染,可那种无处不在的空荡,紧紧捆着她。夜深人静时,她会拿出从老家带来的、小妹竹花偷偷塞给她的一小包山茶花种子,轻轻摸着,望着窗外北方那片清朗却陌生的星空。 这时候的杏花,人在“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杭州城。这里没有宜南的青山竹海,只有热闹的街市和西湖的景。她跟的那个小伙子汪继业,确实有点做生意的头脑,胆子也大。他们从摆地摊卖走私的电子表、尼龙袜开始,住过漏雨的棚户,啃过硬邦邦的干粮,跟地痞周旋,跟工商捉迷藏。杏花泼辣、活络,算账快,嘴又甜,成了汪继业最好的帮手。她学会了描眉画眼,穿紧绷绷的牛仔裤,烫了一头大波浪卷。 生意慢慢有了起色,他们开了小店,又盘下铺面,做服装批发。钱像滚雪球一样来了。他们搬进了楼房,买了摩托车,杏花的手指上、脖子上,也开始挂上黄澄澄的金链子。汪继业应酬多了,身边开始围着各式各样的女人。杏花吵过,闹过,摔过东西,但到最后,她沉默了。她明白,在这座城市,她唯一的靠山就是钱。她开始悄悄攒私房钱,像只警觉的松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冬天存粮食。灯红酒绿之间,她偶尔会走神,想起宜南牛角湾夜里那股清凉的空气,和满山遍野的杨梅树。 四 宜南山区牛角湾,日子还是照老样子慢慢过。曾耀仁在一个冬夜咳完了最后一口气。曾姆妈的身体也垮了,整天躺在床上要人伺候,没多久也跟着老伴走了。 竹花成了这个家唯一的支撑。她嫁给了同村的春生,一个话不多、手脚勤快的汉子。春生除了在生产队挣工分,就在自留地里忙活。他们的婚礼简单得近乎潦草,两床旧被子拼在一起,就算成了家。竹花伺候母亲走完最后一程,送走了老人,才开始经营自己和春生的小日子。 生活是具体而沉重的。天不亮就要起床,煮猪食,挑水,然后和春生一起参加生产队干活争工分。烈日下插秧栽山芋,暴雨里抢收三麦两豆(大麦、小麦、荞麦、蚕豆、碗豆),冬天上山砍柴。她的皮肤晒得黑红,手掌磨出一层又一层厚茧。她生了三个孩子,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坐月子也没好好歇过,落下一身毛病,腰腿老是疼。 春生是好的,知道疼人,有好吃的总先紧着她和孩子。但他也像这大山一样,沉默,认命。日子望不到头,也看不到边。最大的盼头,就是队里的收成好工价高,和自己圈里的猪达标上磅早岀售。竹花把二姐当年给她的一对廉价的红玻璃耳坠和一粒杏核收得好好的,她把杏核种在了屋后的坡上。年年春天,冒出一片片新叶,给这灰扑扑的生活添上一点点亮色。 她收到过大姐从新疆寄来的信和汇款单。信上总是报喜不报忧,说一切都好,让小妹放心。汇款单的钱,竹花一分没动,都给孩子们交了学费,或者买了必需的农具。她也断续听到一些关于二姐的传闻,说她在杭州发了大财,穿金戴银。竹花听着,只是笑笑,继续弯腰伺候她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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