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底,我从插队的浙南农村应征入伍,千里迢迢地来到关外的中朝边境。
下了火车,已是晚上八点。在冰天雪地、黑灯瞎火的野外,徒步行军三十多公里,把我们新兵拉到了鸭绿江边的一个叫“古娄子”的屯子,住在当地的老乡家里。我和1个黑龙江的、5个浙江的新兵,被安排在一个三口之家的老乡家。
刚一进屋就有人问:“伙计,你是哪里的?”
“我是上海下乡知青,从浙江当的兵,你呢?”我连答带问地说。
“我姓贺,叫贺军,是牡丹江下乡知青。”那人回答。
此时,我仔细地打量了他的外形:高高的个子,白白的皮肤,国字脸,脸颊白里透红,浓眉大眼,鼻梁高耸,嘴大唇厚,长相有点象电影中的苏联人,头发微卷和眼睛凹陷。
新兵连,我和小贺睡在同一条火墙的炕上,朝夕相处,关系不错。
两周后,老兵复员回家了,营房的铺位腾了出来,我们新兵连被拉回了河口营房参加集训。我和贺军睡在同一条火墙的炕上,朝夕相处,关系不错。
有一回, 新兵连早晨出操前,我叠的被子不符合部队整理内屋的要求,被班长一脚从炕上踹到了地下。
“重叠,叠不好甭出操!”班长冲着我大声地命令道。
按新兵连规定,要求叠得被子必须四四方方,有棱有角。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叠不好被子,眼看出操时间快到了,急得满头大汗。在一旁的贺军见了,赶紧帮我一起叠,总算没有耽误出操。
又有一回,新兵连半夜里搞紧急集合,起床时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我手忙脚乱的,背包没打结实,一下子拉到野外跑了十多里地。半路上背包带散了,多亏贺军在我后面帮着把背包带重新系上,才使我没有掉队。
还有一回,新兵连搞投弹训练,每天都到野外,用教练弹训练投弹。我原先对投弹还挺感兴趣的,可投弹时间长了手臂开始发酸,一天下来感到手臂很胀,第二天手臂有点沉重不太灵活,几天以后胳膊也疼的抬不起来了。每晚睡前,小贺总是叫我把肩膀和胳膊贴在火墙上烘烤。第二天起来,手臂酸胀果然要好一些,继续参加训练。
一个月训练下来,平时训练投掷的都是教练弹,最后要进行实弹投掷考核了。实弹考核那天,王连长和丛排长在场监考。我们来到一座山上,王连长让大家站在山坡上,面对山谷向前投弹,并再三强调投弹时必须按要领和步骤进行,千万要注意安全。我们距离山崖边大约有10来米,这样比较安全。
大家一个接一个地把手榴弹扔到了前面的沟壑里,爆炸声在山谷间回荡,烟雾弥漫。浙江新兵小陈投弹时,手榴弹盖子的拉环扣在右手小指上,向前跑了几步后,用力扔了出去。没想到手一滑,手榴弹掉在了跟前五米的地方,吱吱地直冒烟,眼看就要爆炸了。
王连长见了大声喊道:“危险!快躲开!”
站在后面的人,有的向后逃跑,有的左右闪开,也有的慌乱中就地趴下,纷纷躲避,一片混乱。慌乱中的我不知所措,在我身旁的小贺,拽起我的手转身就跑。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丛排长毫不犹豫地冲向前去,迅速抬起右腿,一脚把冒烟的手榴弹踢下了山崖。
只听身后“轰”的一声,手榴弹炸响了,硝烟从崖壁下升腾上来,火药味在空气中蔓延,把小陈和大伙吓得不轻。
三个月的新兵连训练结束后, 贺军被分到四营汽车十二连当驾驶员,我被分到四营营部当卫生员。卫生员集训前必须先下连队锻炼三个月,所以我下到四营舟桥十一连锻炼,结果连长把我留在了连里当骨干。1973年6月,我参加了部队共青团代表大会。
1973年底,我被调到了团部政治处,平时电影组下连队放映,经常能碰上贺军,两人唠唠嗑、叙叙旧,战友间感情挺深的。
1977年初,我在团里闻讯贺军不幸因公殉职,听到这一噩耗,感到非常震惊和痛心,赶紧打电话给十二连指导员打听消息。
原来是春节前夕,当地公社派人到连队来慰问和放映电影,晚上放完电影后,连长派贺军出车送他们回去。在回连队的路上,车子开到了一个三岔路口。天很黑,贺军一时没认清路开到了岔道上,他只好倒车退回去。当时只有他一人出车,没有人在后面指挥倒车。路况很差,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悬崖,天黑路窄,一不小心连车带人掉下了十多米的山崖底下。军车驾驶室的门被摔坏了,贺军被摔出车门倒在雪地上,昏迷了过去。东北的冬天晚上,天寒地冻,大雪纷飞,朔风凛冽,风卷起的冰雪落下后,覆盖在他的身上。深更半夜,路上没有行人来往,直到第二天早晨7、8点种,才被路人发现。贺军在冰天雪地里躺了那么长时间,早已被冻僵成为了冰雕。当部队闻讯赶到后,人已被活活地冻死了。
事发后,小贺的父母赶来处理后事。他父亲是牡丹江铁路局的十三级干部,母亲是个混血儿,外祖母是俄罗斯人。小贺的父母对痛失儿子毫无怨言,也没有提出其他要求和条件,只是希望能把儿子骨灰带回去安葬在牡丹江烈士陵园。
按照有关规定,只有牺牲才能被安装在烈士陵园。小贺身亡的性质属于因公殉职,所以无法满足亲人的这个要求,使他们感到痛心和失望。
我们团长年驻防东北边关,战士们经常在零下三十多度的恶劣气候条件下训练和执行任务等,有的训练时从铁舟上掉入冰河,水冷冰冻;有的出车时从山坡上坠入雪沟,风寒雪冷;伤亡事故时有发生,其中有些入伍前是下乡知青。雪冷血热献青春!
注:本文被刊载在《知青.上海》杂志2017年第3期总第40期“回眸”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