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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皇帝二三事
一、严整皇族
清朝的皇族分两类，一类是努尔哈赤的后代，另一类是努尔哈赤兄弟的后代。前者系一根黄带子，因此又称黄带子，又叫宗室，后者系红带子，因此又称红带子，又叫觉罗。 这些人都是北京顶尖的贵族，但随着人口的繁衍，加上承平日久，皇族的堕落就是个必然的趋势，同时皇族教育除了近支皇族也就是当朝皇帝的子侄外，一般的皇族都流于形式，就算上学也是天天上演热血高校，看谁家背景厚就捧着谁。 而皇族一旦犯罪，不受司法审判，交由宗人府处理，宗人府沾亲带故，能重罚吗，皇族犯事都不用像孙小果那样费劲，直接合法途径就能解决。 这种背景下大量皇族在北京胡作非为，其中佼佼者就是笔者在慈禧传中提到的肃顺。 肃顺的败亡和他年轻的时候混北京的市井，或者说混黑社会有很大关系，他哥哥是铁帽子王，他是宗室，还有爵位，一般人都不敢惹他。 这一点天津北京虽然距离不足百里，两地的混混文化截然不同，天津斗的是狠，自残，或者硬挺着让别人打，嘴里还得喊：你怎么不使劲，吃饭了没有，往大爷身上招呼。 北京斗的是背景，谁家背景硬，谁拳头就硬。 肃顺混官场之初，有咸丰帝给他当后台，他骨子里那股流氓劲就上来了，天天训这个骂那个，肃顺骂就骂大官，一个个都是总理级别的大学士，而且啥都敢说。在天津混混圈，这叫立棍，就是一次吓怂了你，这辈子你都怕他。 但这一切都随着咸丰帝的去世变了，他敢以顾命大臣身份跟太后吵架，吓得小皇帝尿裤子，空前绝后，就是因为他认为这么做就可以给慈禧恭王等人立棍，让他们害怕。而慈禧恭王确实表示了暂时的屈服，肃顺更认为得计，就放松了警惕。 等他明白自己那套不好使的时候，没有机会了，慈禧都没给他说话的机会，直接杀了。
一个白薯引发的案件嘉庆十三年闰五月初九的傍晚，有一个叫敏学的“黄带子”喝完酒上街剃头。天热，穿得也少，剃完头哼着小曲往家走，走到炒豆胡同，就是今天北京交道口那一带，突然发现有一个人在那儿叫卖白薯，这个时间就是没有白薯，不像今天有大鹏，只要愿意花钱，什么菜都吃的上。 敏学多事过问：嘿！这个季节怎么可能有白薯，你这一定是假。 小贩不干了：这位爷，您买不买，您不买别耽误我做生意。 敏学那股流氓劲上来了，头一次听到有人这么跟他说话，还是个低贱的小贩。 敏学说：说你是假的不服气怎么着，你把布掀开让我喽喽（看看） 小贩：不是，你跟这裹乱是不是，你买不买吧。 敏学：你这白薯是真的我肯定买呀。 小贩掀开盖白薯的布，敏学拿起一看，果然是个白薯，随手扔地上，骂了一句扭脸走了。 小贩一分钱没卖，肯定不干，也怪敏学光膀子，没系黄带子，小贩只当是个泼皮无赖，正要拉住他讲理。 敏学见状，和家丁伸手就打，快给打死了，旁边做买卖的报了警。 衙役也就是咱的辅警或者巡警，过来，也没看到敏学的黄带子，就喝止他住手，同时拿出手铐要铐敏学，敏学胡作非为那股劲又上来了，打衙役，衙役腿快，一路跑回堆波房搬救兵，堆波房是满族话，指的是驻兵之所就是派出所。 敏学跟着来到派出所，又砸了堆波房，事态顿时升级，衙役将敏学逮捕，敏学向执法者表明自己的皇族身份，执法者也慌了，但还是咽不下这口气，光天化日之下攻击国家执法部门，这要是一般人肯定是死罪，所以决定上告皇帝。 步军统领大臣带着状子告到了嘉庆帝那，嘉庆正想找个典型教育一下皇族。 于是嘉庆下令宗人府和刑部一同审理此案，宗人府宗令也就是族长是嘉庆的哥哥仪亲王永璇，嘉庆跟他交代过处理原则，越重越好，但敏学的亲朋好友也都把话带到了永璇这，希望能给个宽恕，永璇也考虑到自己表态怎么处置都会有袒护的问题，所以他将这个球提给当时司法部长，也就是刑部尚书秦承恩。 永璇更是左右为难，找了好几次永璇，永璇不表态，就是让他处理，自己跟着签字。
袒护皇族的政府秦承恩也知道这事的轻重，自己一个刑部尚书，何必跟皇族结仇呢，所以他写了一个为敏学开脱的奏折。主要内容如下： 1.敏学打小贩属于一般的治安事件，按一般的条例处罚就行了。至于他追打警务人员，是因为他不知道执法者的身份。这话说得真滑稽，是执法者不知道敏学的身份才对，一个普通的警察他敢不穿制服办这种案？ 2.敏学到堆波房是来找人，也没有砸了堆波房，是手误拉到了枪架而已，是刑部的底层官吏夸大了事实，抛开事实不讲，刑部的官员也有责任的。 3.敏学这次是初犯，还喝了酒，天子尚且避醉汉嘛，所以按照规定属于初犯，应该减等处罚。 必须指出，这篇文章和洪亮吉先生控诉的大清官场完全吻合，秦承恩这个奏折： 1.维护了小贩，这是治安事件，赔点钱，给人把伤养好。 2.维护了敏学，这是个误会嘛，而且敏学也没有打警察，更没有砸人家派出所。 3.维护了皇族，准确的说是维护了皇帝，一个醉汉喝醉酒干点出格的事，没啥大不了的，他喝多了就把自己的皇族身份给忘了，不是生来就是个混蛋。秦承恩这官当的八面玲珑，谁都没得罪。 因此秦承恩最后指出，按照大清律，敏学这事应该是流放，考虑到上面三个情节，打一百板子，判三年有期徒刑。同时他是皇族，应该再减等，刑部最终判决敏学杖二十五，圈禁九个月，罚俸禄一年，同时包赔堆拨房的损失。 嘉庆帝看到这个结果都被气笑了，他对这个奏折逐条驳斥： 1.既然敏学不知道执法者的身份，他咋知道去堆波房找人？ 2.他找谁，你倒是说出姓名来，你这个供倒是串好了再来骗我呀。 3.所谓初犯的情节只适用于盗窃，斗殴逞凶这种案件必须严肃处理，朕这个法家门外汉都懂的道理，你一个刑部尚书不懂？
因此嘉庆帝做出三点判决： 1.敏学把皇族的脸都给丢没了，在午门外打四十大板，发往盛京，永不许回京。 2.刑部尚书跟我这秀智商，玩下限，你这法学知识都白学了是吗，朕看你不适合当部员大臣，降为编修。就是从省部级讲到县团级。 3.宗人府宗令和刑部尚书沆瀣一气，但嘉庆没找都合适的替代者，罚仪亲王永璇俸禄三年。 嘉庆以此为开端，对皇族大加整顿，甚至对自己的侄子仪亲王之子绵志，都进行了处罚，但嘉庆没有从体制上改变皇族的寄生身份。 皇族学好不存在动力，学坏一代一代积累的很快，又有社会、政府、亲戚的维护，嘉庆帝自然怎么改都没用。 嘉庆整顿皇族，收效不显，嘉庆无可奈何，只好作罢。而嘉庆又面临一个更严峻的问题，文字狱。
二、平反文字狱
所谓文字狱，是指统治者从作者的诗文中摘取字句,罗织罪名而造成的冤狱。文字狱最大的特点就是冤。 必须指出，清朝的文字狱也是有个发展过程的，康熙雍正都有文字狱但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模都不足以和乾隆年间的文字狱相提并论。 乾隆在当皇子的时候就一直对父亲的施政很看不过，雍正任内发生了曾静案，雍正气的跟键盘侠曾静直接对线，写了一部《大义觉迷录》，不过这部书不仅没有为雍正挽回颜面，反而将是情越描越黑，乾隆上台后立刻停止了这种脑残行为，不仅杀了曾静、张熙，还下令收缴《大义觉迷录》。 乾隆认为这一切都是因为父亲的新政，剥夺了读书人的好处，读书人自然要骂他，所以他一边废止雍正的新政，一边对文字狱等案件大加宽容，比如雍正末年，刑部尚书张照被劾下狱，乾隆初年释出再仕，累官刑部尚书。乾隆十年张照卒，高宗见其狱中所题《白云亭》诗意含怨愤，又其诗集中多愤嫉语句，特摘出传谕诸大臣，表示已死不追罪。 但在乾隆十六年，发生了曾静2.0案件，史称“伪孙嘉淦疏稿案”，简单说就是有人伪造了时任工部尚书孙嘉淦的奏折，顺便把乾隆的批示也给伪造了，这个奏折的主要内容就是骂乾隆，说乾隆有“五不可解”、“十大过” 乾隆起先并没当回事，因为失意的政客文人很多，查一查，处置一下就行了。 但后边的事彻底改变了乾隆，根据《三千年文祸》所述： 高宗（乾隆）得报，怀疑别处也可能有伪疏稿流传，命京师步军统领和直隶、河南、山东、山西、湖北、湖南等省总督、巡抚秘密缉访。果然，直隶、四川、山东、湖北等省纷纷奏报当地查获伪疏稿，但都不知道最初从何而来，也不知道作者是谁。高宗怒火中烧，决心查一个水落石出。大概多年没有办过文字案件，而追查的又是漫无踪迹的匿名文书，因此有的官员对此认识不足，缉查不力。山东巡抚准泰就认为“无庸深求，不必具奏”，结果遭按察使和其衷参劾，解京治罪。高宗明谕训饬办案被动的山西、湖南、浙江等省督抚，从此秘密侦访变为公开缉查，全国上下大张旗鼓追查伪疏稿的传抄者和撰造者，闹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 就是说乾隆把这个事一下发，下面官员认为这种事不好查，而且你越理他，他越上劲，你不理他，他自己就闭嘴了。 但乾隆这个人，自诩不凡，是个完美主义者，不允许这种喷子诋毁他的名声，他觉得很生气，底下的奴才连主子的心思都不懂，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质疑雍正、理解雍正，成为并超过雍正乾隆想起父亲审理曾静一案时，相关官员也是这个德行，根本不愿意替皇帝出这口气。自己不是把父亲所谓的虐民苛政都给废止了嘛，遇到事我也不过分追究，看来我不发威你真当我好欺负。 乾隆终于理解了父亲为什么在面对曾静一案时如此激动，但他认为天子不能与庶民对线，所以他没像雍正那样，写个反驳的小作文，他将山东巡抚解送来京议罪，天下督抚不敢不重视，但这个案子还是没法查。 估计是乾隆火撒的差不多了，他也想结案了，所以各地抓到的嫌疑犯汇集到北京后，刑部官员通过审讯，找到了两个倒霉蛋卢鲁生和刘时达，有刑部千般刑罚，死人都能开口说出刑部想要的供词，何况两个文弱书生呢。 乾隆也知道这是冤案，但这个大案闹了一年多，天下人心惶惶，不断有官员劝告皇帝适可而止，乾隆也认了。 但从此乾隆在文字狱上就一发不可收拾，从乾隆十六年起，到乾隆去世，至少有142起文字狱，这还都是汇总到京城刑部档案里的文字狱，地方官处置的更不可计数。 乾隆朝的文字狱名目五花八门，全凭皇帝的政治需求，比附上去的罪名比比皆是。 比如有个叫王锡侯的，出了一部字典，在里面开列了历代大清皇帝的名讳，目的是让读书人在写作时进行避讳，同时传授了避讳的方法，比如少一笔，《红楼梦》里，贾雨村听说林黛玉的母亲叫贾敏，所以才明白为什么黛玉在写敏字时要缺一笔。 乾隆认为这就是侵犯皇帝名讳，当然乾隆知道这是冤案，他的目的是杀鸡儆猴，因为他在前一年下发圣旨，命令地方官查禁禁书，地方官没动静，乾隆故意拿江西巡抚海成做典型处罚，所以将江西的这个案件定性为大逆。 再比如，徐述夔的《一柱楼诗》案，“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与“胡儿”音谐）搁半边”（《正德杯》）；“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鹤立鸡群》）；“重明敢谓天无意”；“江北久无干净土”；“乾坤何处可为家”；“旧日天心原梦梦，近来世事益非非” 这些诗句本就是说明末的事，乾隆想不过度解读都不行，但这个案子冤就冤在他的诗作生前没散布，死后由他的儿子整理成册，为的是纪念父亲。 但这个案子和王锡侯案有个共同之处，都是仇家报复举报所致，其实乾隆朝很多文字狱都有诬告的背景，但乾隆小题大做，客观上鼓励了这种行为，粗暴地干涉了司法。 乾隆朝的文字狱很多，要讲清楚，篇幅所限，根本说不完，这里仅摘选两个，如果读者感兴趣，我可以另起一篇，专门讲讲大清又岂是乾隆朝的文字狱。
嘉庆停止文字狱嘉庆上台后，命人修《清高宗实录》，里面不可避免提到文字狱，其中的很多案件都是嘉庆近臣直接参与的，比如王锡侯一案就是大学士刘墉在江西主持考试时遇到的，编纂实录的大臣将这个问题踢给了嘉庆，嘉庆召来相关大臣开会研究。 嘉庆本想为乾隆粉饰，毕竟明宪宗都知道给自己的爸爸明英宗遮羞，以至于后世有好事者，以这些粉饰之言，得出所谓“英宗不是好皇帝，但是个好人”的荒唐结论，嘉庆自然不愿意让自己父亲的负面形象被后人知道。 所以他就王锡侯一案所谓大逆的说法，问当时在场的刑部专家金光悌，嘉庆先问金光悌对此案的看法，金光悌脱口而出：这是冤案，按照大清律，大逆专指三个情节，毁宗庙，毁山陵，毁宫殿，王锡侯哪条符合？ 根据喻大华教授所著《嘉庆皇帝》所述： 而后，嘉庆又问：枉法杀人而有利于天下国家，能不能取谅于后事，咱法律史上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嘉庆的意思是说这个人不该杀，但是我给杀了，杀错了，可是虽然杀错了但又对国家有利，你看后人能不能谅解，谅解这个杀人者，法律上有没有这样的例子，金光悌斩钉截铁地说，法不为一人而屈，我们法家只问是非曲直，不管其他，嘉庆帝就等于被泼了一瓢冷水，他还不死心，说难道就不能通权达变，一点变通的余地都没有吗？金光悌冷冷的说，皇上要杀人请直接降旨，你要是问到臣，臣就一句话两个字“依法” 嘉庆这算是最后一点为父亲粉饰的可能都没有了，经过和在场的大臣研究，嘉庆帝决定： 1.平反文字狱，被关押的立刻释放，被定罪的取消罪名； 2.仅对乾隆朝的文字狱进行平反，康熙雍正年间的不涉及； 3.实录内简单提及，仅仅就王锡侯、徐述夔两案进行简单叙述。 嘉庆通过对乾隆朝的文字狱进行处理平反，缓解了自康熙朝以来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压迫，而且自嘉庆朝起后世大清皇帝都没有再搞过文字狱，彻底终结了上千年的封建王朝文字血泪史，是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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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1-21 1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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