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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老伴从西京医院手术室被退出来后，黄教授和马平医生就把我叫到一边说，老伴的残疾已经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了。这对她对你们都是很残酷的打击。将会对你们的家庭生活带来很多困难。根据我们的经验，地方在对待伤残职工方面的后事处理甚为差劲。所以你们作为亲人，应当尽快与她的单位协商，尽量为她的以后工作和生活创造一些好的条件。 在这同时，当时在西安工作的延安制药厂那些老伴的同事们在劝慰我的同时也从保障老伴残疾以后工作生活，建议尽快同厂领导达成协议。而老伴受伤后和我一起陪同老伴来西安的厂医，在老伴手术后的第二天也找我明确告诉我他这就要回延安，厂方已告知他由他先听取家属有啥希望厂里解决的事他带回去研究。这个时候老伴娘家人也得信赶到了西安。经过我们商量以后，向厂方提出：一是必须查明事故真相依法处理，还老伴一个公道！更是为老伴致残后生活保障的妥善解决提供一个基础。二是鉴于老伴身体、精神都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其娘家人到西安来探望时，转述了我岳父（岳母在前一年已经去世）的要求即出院后先到北京休息一段时间。在此期间，是否能给雇一个保姆照料其生活，因为我还得上班工作不能一直陪下去嘛。三是在厂宿舍区里安排带有卫生间有上下水的住房，最大限度地方便已经残疾的老伴的日常生活。四是从经济方面给些补偿，五是对安装假肢并对因工伤引起疾病所需的医疗费用予以保障。以上这些要求，应当由正式的有效书面文件确定。厂医就把这些要求记下来带走了。 过了几天，因院方床位特别紧张，所以人家督促老伴赶紧出院。老伴出院后，按照厂里的要求就在延安制药厂驻西安办事处等候。又过了几天吧，厂长黄泾来到西安。 黄厂长先是同办事处的同志们谈了话后，把我们叫到一个屋子。然后开门见山的就针对我们提出的五条一一做了答复：一、考虑到延安条件差，而且也应当让人家老人看看女儿现在的情形。同意老伴到北京娘家暂时休养一段时间。这期间可以雇一个保姆，按北京市的普通价由厂方付给费用。考虑到老伴伤残后身体虚弱，可以坐飞机去北京。厂方同时给我提了一个条件，为了给老伴的家人有个交代，厂里决定全权委托厂医去北京代表厂方向我岳父和亲属做好解释工作。要求我保证绝对不能让厂医被老伴家人为难！二、有关住房问题，目前有卫生间的房子解决不了！其他条件的房子可以。但目前厂里的住房也很紧张，这个问题在老伴休养结束返回延安前解决。当时黄厂长说“私下给你们透露一下，厂医这次陪你们到北京回来后人家就调走了！所以厂里的意见就是他现在居住的一间半薄壳窑给你们就行了。那个地方呢，爬个坡就有厕所，门外还有个小房子里有自来水管。在厂里算条件好的呢。就是薄壳窑冬冷夏热。”黄厂长还说因为厂医调动的事需要保密。所以这个决定就暂时不公开但是厂领导都知道也都同意。三、按照老伴工资级别向上浮动一级，作为恢复身体的经济补助（人民币13元，当年在延安的部分知青要求回北京时提及的13元换知青一条胳膊的典故就从这来）。四、对以后因工伤引起的疾病，医疗费可以从优。五、关于事故原因认定，黄厂长吞吞吐吐地说了句遇到了一些困难，地区劳动局、经委、医药局的领导们有些不同看法。目前还在调查处理过程中，需要个时间。在这种情况下，正式的书面文件尚不能出台。“但你们放心，各级领导都再三强调必须把你老伴的善后安排得好好的。绝对不能让你老伴流了血再伤了心！”就这样黄厂长就把我们的五条请求做了答复。最后黄厂长特地说明，这些内容都是经厂领导班子反复研究决定并“报医药局同意的。”当时作为警察的我，已经有一种预感，事故原因不及时查明，不仅不能给老伴一个公道而且必然会影响到老伴以后待遇。以后事情发展的果然如此！ 依照法律规定，工厂发生工伤事故，必须查明发生原因。但是老伴被残疾的事故原因，也许是有了“地球人都知道”的原因，事故发生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制药厂以及其上级主管部门延安地区医药管理局、“行业管理部门”地区经委、“政府监督部门”地区劳动局等相互推诿，导致事故结论迟迟没有不能出台。事故没有结论厂方就说上级部门这样做他们对老伴的善后待遇就不好办理。而且要我们出面找上级有关部门当然他们也不断请示“双管齐下是不是好点”。当时我想也对。领导们“日理万机”你不找当然不着急你的事还要办大事嘛。那段时候我的工作之余就是一项任务，到地区有关部门用现在的话说就说“上访”。可是找来找去都是“好好好，这就办这就办”、“马上、马上”、“快了快了”、“正确对待，正确对待”但事故结论就是出不来！为此我一直找到当时的行署专员。专员未当专员曾是我们的副书记算是我的老领导吧，所以我找了后说明来意后，他明确表示一是对老伴的遭遇同情二是请行署孟副秘书长负责督促有关部门尽快处理。我找了专员后那段时间，眼看着事情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几个有关部门都主动找我“协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突然又没了音信。什么原因迄今我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只是厂领导告诉我，有人为了推脱责任，托了专员身边的工作人员。打那以后用陕北话说就是这事有了麻达了。当然此事的真实性不得而知，但专员的态度的确有变化。当我为此事久拖不决又一次去找专员时，专员就显得不耐烦了。当我敲门说明我是谁后，专员倒是给我把门打开了，可态度很冷淡，全没有了过去见了我这个也算是他的老部下的热情。等我告诉他事故结论迄今没有出来老伴的善后迄今无法落实的来意后。他非常冷淡的说这事已经催过了，你走吧！我见如此情形也知趣的退了出来。以后我再也没有找他请求督促处理这件事！但曾写了封信给他。那么这封信专员是否看到过？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以后我还有幸见到了专员一次，我问他见到我的信没有，专员也爽快说见到了“也看了”再也没有说啥我也没有说啥。以后专员高升到北京工作曾给我打过电话要我去“諞谝”遗憾的是我一直没有去当面拜谢人家。 这个社会造就了有些人为人民服务的劲头不咋样但捕足揣摩领导的意图那却快得很，迄今我一直认为因专员态度有所变化所以老伴伤残的事故责任更是迟迟不能确定，老伴伤残善后事宜也能拖就拖，能推就推，能变就变。就连当初拉着我不是痛哭流涕口口声声称自己“有罪呀，对不起呀”就是连连叹气“唉，本来已经决定要你老伴到某某岗位工作，嗨，尔格咋不能说了”的领导见了我也不像过去那样问寒问暖远远看见就躲着走、绕着走咧。世炎冷暖顿显我们身上。 就在这当口，发生了最令我感触深刻的一件事，那就是当年延安地区经委的一位领导人嘴里冒说出的那句真共产党人恐怕永远也无法说出来的话：“你一个工人，竟然敢和我们领导争房子！”。 有一天我们传达室的老屈找我说地区经委一位领导来电话，要我下午抽空去一趟，谈谈有关你老伴善后事情。说实在的，“地区经委”要我去，我当时根本没有想到房子问题。毕竟它不是主管部门，只是“行业监督（时任地区劳动局某副局长给谛靠山副专员的解释原话）”部门，我想的是不是他们对事故责任确定有了新的意见，毕竟工伤发生马上一年了 “政府监督、行业监督、上级监督”这么多监督部门都还没有个明确的说法也实在是过分了嘛。 下午我抽了空驾着白山牌自行车到了经委。仗着自己那身警服所以进出地区行署没有人问也没有人管。按照留下的人名，很快我就找到了这位领导。说句多余话，坊间“不到北京不知道自己的官小”，说的就是在北京一个县级干部根本不叫个领导，比如我也是县级干部，但不要说还能享受啥领导待遇那是没有的工作和其他人一个样样接，就连装订案卷送取案卷驾驶囚车抓捕犯人等我都是亲自操刀。但在外地那县级领导就牛大方咧。记得一位以要挟揭发某长隐私而荣升县级领导的雷人酒后吐真言说他当了县团级那是家族的荣耀“就连俺们修家谱，俺都不能论辈排咧要比老祖先都排的靠前。”当然我们家族没有这个惯例，不要说我这个七品虚职就是曾为中央级领导的某官长那也是啥辈就排在家谱的啥辈上。而在延安，当年在地区部门当领导那就牛的很咧。 到了经委所在的楼层，经过他人指点我知道了领导的办公室，于是我敲门得到容许进去刚作了自我介绍，恭敬地问领导有啥指示。领导还没有等我坐下就气势汹汹地开门见山的说了这句足以在共产党历史上能够留下的名言“你一个工人，竟然敢和我们领导争房子！”。我顿了顿神明白了自己没有听错后，虽然不高兴但考虑到还有以后也考虑到尊重领导，所以我咽了口唾沫压了压不满。还耐心地给领导解释我们“哪敢跟领导争房子，而是这房子，厂里已经定给了伤残的老伴。这也是为了以后方便伤残的老伴再继续为厂里出力间接也是为你们经委出力嘛。”当时我解释后，竟然还不识时务地提出是不是请领导过问一下尽快把事故责任确定了尽快落实对老伴的善后待遇。当然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的请求真是天真可笑至极。 领导听了我的话倒也实在，他承认他也听说过房子是决定给了老伴。但领导就是领导，马上就指示“决定了的事可以变嘛。永远开除刘少奇的党籍那还是中央的决定咧，现在不也变了吗。不管咋接说，就你们一个工人，就是工伤残废了，也不能和我们领导争房子嘛。” 听了这话后，我再也压不住心中的怒火了。我当时就提高了声调说，“你这是说话呢还是放屁呢！亏得你还是领导，说的这话连牲口都不如！就这水平你还当领导，回家卖红薯都找不到好地头！”当然人家领导就是有水平，当即反驳我“我没有水平，我没有水平组织让我当领导，咋接没有让你当呢！嗨，你市上一个的小干部，敢到我们地区来找事，回头我就要你们市长处理你！” 话赶话到了这个地步，我的脑子很烫就一个思想，今天就是我死，死前也绝对不示弱。我说行呀，你去找市长处理我，处理了我你还是你的姓，处理不了我你跟我姓！“我等着！不过我也明白告诉你，除了我死了，否则这房子？我再说结实点，即使我死，房子就是我的墓地！”然后我把门一摔扬长而去。 当然人家是领导，是领导那话就管用。过了没几天，黄厂长就给我捎话要我到厂里去一趟“你老伴的善后事，要商量商量”。我去了后黄厂长直截了当地说，以前厂里答应给老伴的“薄壳窑”因副书记要就不能给我们了。我当即表示这不是已经定了的事“怎么变了？”黄厂长说我很为难，如果不给副书记，那肯定就得罪了副书记，以后厂里的工作很难做“所以我要考虑厂领导班子的团结”。我自然不同意。但在这个问题上，黄厂长的态度突然变得非常强硬，口径如同经委那位领导一样，口口声声“决定了的事可以变嘛”、“你们就是个工人，工人就不能同领导一样享受待遇。”而且还要我同厂方一起到其上级主管部门医药管理局去商量这个问题怎么办！毕竟当初给老伴在厂里解决房子一事，厂方决定后是报经医药局同意的。我呢当时就说去就去！“马上就去！到了这个地步有啥地方不能去！” 记得厂方参加的有黄厂长、那位也要“薄壳窑”的副书记，局里有付国兴局长，主管政工人事工作的高副局长和局人事政工科长等领导，当然我也在场。等黄厂长把来意说完后，付国兴局长有些不悦地说这件事不是已经定了嘛，为什么又翻腾了起来？黄厂长回应的话是他要考虑厂领导班子协调问题，得罪人了以后不好工作。黄厂长还说明了副书记家住房也不宽敞，应当改善。同时黄厂长也说“还有些事，回头我给你谈。”黄厂长特别强调现在制药厂情况不好，如果厂领导班子再不协调，那么下一步厂子还有倒闭的可能。好家伙，老伴的一套住房问题，竟然被厂方扣上了工厂兴衰的大事了。付国兴局长不知道是被厂子倒闭给吓住了还说其他无法说出来的原因就不言语了。会场是一片无言的局面。过了一会，付国庆局长问我是什么意思，我非常干脆也很客气地说，必须维持原来的决定，“事故责任迟迟定不下来，那是你们的问题。要以黄厂长刚才提出的理由推脱对伤残人的善后事宜，做为都是领导的你们，自己拍拍胸脯觉得这样做有没有人性！” 付国兴局长当即重复已经给我和我老伴说了不知道多少遍的老套话“啊，啊，你们要正确对待，正确对待。啊”。然后就是不断的点烟抽烟，续水喝茶。又过了一会，高副局长开口了，他气愤地的说“本来这件事已经定的好好地，你们咋接又来回翻腾。这事不能这样做了！要我说这薄壳窑就应当给伤残的工人住！人家都已经成那个样子了，我们还......？无论是道理还是良心，实在是说不过去了。”付国兴局长当即表示同意高副局长意见，并再三追问黄厂长什么意见？黄厂长呢则回身问坐在他身边的副书记是什么意见。实事求是的讲，副书记虽然不高兴，但人家还是表了个态“同意，按局领导的指示办。”黄厂长当即给我说那这件事就定了。我立即盯了一句，“黄厂长，当着这么多领导的面，咱们说定了，不能再变了！”黄厂长说不变了不变了。付局长高副局长等人也都强调不能变了不能变了。 那么经委那位领导呢？我和他还有过交往。那是在南泥湾林区召开的打击滥砍乱伐和破坏石油设施专项大会上。领导以地区领导身份“莅临”大会并“父老乡亲们”的讲了话。当时他见了也在主席台就座的我先是一愣，然后略带尴尬的问我“你家属还好吧。”我淡淡的笑了一下答复“活着呢”就没有再理他。不过领导就是领导，大度的很，人家就再不理我此事就过去咧。 以后我调离延安时，市长才告诉我，当年这位经委任姓领导还真以上级名义要求严肃处理我，但市长没有搭理他。现在回忆起来，我感到非常值得延安人民陕西人民甚至中国人民庆幸的是亏得这样的人没有掌握上大权，否则人民群众吃二遍苦的时间要早上若干年咧！也就是个别领导的一些做法，促使我听曾给多位领导开过车的张树旺同志—一个老共产党员，当年在359旅南泥湾开荒旧址前看见一些腐败分子的丑态时，沉痛地给我说的一句话“尔格这有的共产党员，咋和国民党一个样样了！”的这句话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 
发表于 2024-1-14 10:17
发表于 2024-1-14 1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