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黑土恋 于 2023-4-19 11:49 编辑
8、回沪
这个问题要从我们的女儿说起。作为父母，女儿时刻牵动着我们的心，这辈子，我们亏欠女儿很多。我们本应给女儿更多的爱，但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特殊的情况下，我们却没有办法时刻守护在女儿身旁…… 我和女儿
那年，女儿刚刚九个月，我不幸双脚烫伤，无法照顾女儿，当时中苏边界战事紧张，干部一律不准离岗，我爱人又不好请假，只好一封家书，请上海的宝康兄弟来场把女儿接回上海由爷爷奶奶照管…… 两年后，我们又将女儿从上海接回长水河…… 女儿快上小学五年级了，考虑上海五年级已经开英语课，黑龙江没有，担心以后教材的衔接问题，又把女儿送到上海爷爷奶奶家读书。这时女儿已经懂事，每当看见别人的爸爸妈妈，她就一个人躲到卫生间哭…… 上海家里有几个兄弟，宝康兄弟家也有一个女儿，比我的女儿小，后来，宝康叔叔主动提出让我们家女儿到他家去住，跟他家女儿做个伴，还能互相帮助。就这样，直至女儿考上大学。对于宝康兄弟对我女儿的接纳和照顾，我和我爱人感激不尽，永远难忘，谢谢宝康！ 虽说我和我爱人在农场可以为农场努力工作，但上海与黑龙江相隔千山万水，那时交通、通讯都不方便，有事都无法联系，女儿成了我们心中的牵挂。在这种情况下，我和我爱人考虑，还是想法回沪为好，这样对女儿也有个照顾。 回沪，谈何容易！当时已经不是知青大批返城的年代，一切关于知青返城的政策全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利用各种关系，先后联系了几个接收单位，都是对方同意接收，农场方面不肯放行。有人教我：你哭啊，闹啊！说心里话，我就是不会！当时农场和北安局考虑的就是我们都身居重要工作岗位，没人接替我们的工作。 直至1992年，我们再次到北安局找到了局党委书记马学利，请求他放我们回沪。马书记沉思了片刻说：“好吧，你们对农场的贡献也不少了，放你们走吧，我们也多个朋友多条路！”因为我爱人的人事关系归黑龙江省农场总局，所以，马书记又当即给总局领导写了一封信，请总局放行。有了马书记这封信，我们到地处佳木斯的黑龙江省农场总局办的很顺利。
上海方面，当时已经没有关于知青返城的任何政策，在人事管理上，也没有现在这样开放，我们只能通过人才引进的渠道，进入了上海。1992年3月1日，我们正式来到上海农工商集团长征总公司报到，从此结束了我们在黑龙江长水河农场长达24年的生活。
我来到上海农工商集团长征总公司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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