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好朋友健明,是班里职务最高的学生干部,有一次居然也受到了黄老师的严厉训斥。顺便说一下,那时的红卫兵组织,模仿军队编制,整个学校是一个团,最高领导人叫红团团长。由此,班级的编制也跟着如此安排,一个年级是一个连,一个班级是一个排。文革以前的班长是班级最高干部,那时则叫排长。健明是当时的红卫兵连长,相当于整个年级职务最高的学生干部。
那天,健明在开红卫兵组织生活的会议时迟到了5分钟,结果被黄老师点着鼻子足足训了有20分钟。老先生从当时刚刚发表的红旗杂志社论开始说起。那期红旗的社论是《反骄破满,乘胜前进》。黄老师边引用红旗杂志的论述,边指出,健明的问题正是骄傲,其根源正是自满,老师还指出这些将会引起的后果,对健明自己未来的影响,以及对整个班级的影响,等等等等。老师说得口若悬河,我们听得目瞪口呆,极为震撼。仅仅迟到了5分钟,居然有这么严重!其实,健明一直是个很低调的人,那天迟到也确实有原因。黄老师是借题发挥,趁机可以敲打敲打大家。因为我们班级,在黄老师的治理下,班风在全校最好,黄老师是要警告大家不要骄傲。
那时虽然是文革中,年轻人总是喜欢打扮,喜欢吃好的,也喜欢互相攀比。被黄老师知道了,也是一顿训话。老师的口头禅是,年轻人,不要比吃,比穿,比享受。你们要比学习,比工作,比干劲,比进步,比贡献!呵呵,这一套我至今可以脱口而出,因为当年听得太熟了。其实,这些语言中的精神,已经融入我的灵魂。
我们班尽管几乎所有学生都被黄老师凌厉的训过,但是,痛恨黄老师的学生几乎没有。有一个喇三同学,当然被黄老师和李老师都训斥过,但是她说,李老师的训斥让她难受,是一种被痛恨的难受,因为感觉李老师是恨她和自己过不去因而骂她。而黄老师的训斥,句句是为她好,听上去黄老师是在为她的行为难受。所以,虽然严厉,自己还是非常感激。
黄老师和李老师的差别,显然和学识,经验,经历,年龄,智商,情商都有关。就说年龄吧,李老师那时30来岁,还没有孩子。而黄老师的儿子,那时已经从清华大学毕业了。
平心而论,黄老师虽然人非常严肃,做事严谨,讲求高效率,但是,他治理班级,是用的比较左的手段,在后来的学农时,我们更加领教了黄老师的左。此是后话。
我估计,这也是黄老师当时为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正如本网站一些网友所说,那个年代偏左,是为了保护自己。毕竟,作为右派分子或摘帽右派,他肯定吃过很多苦头,知道必须紧跟形势,紧跟领袖,才能适者生存。他是一方面对学生严厉严肃,另一方面对自己也非常严谨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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