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该气管炎疾病防治工作进入第三个攻关阶段时,大约是1962年国家决定进行大三线建设,白树民同志因工作需要被调往了大西南的金沙江林区会战指挥部,气管炎药品的攻关工作也因此戛然而止。 在大西南金沙江林区会战指挥部,白树民同志负责药物、器械调配和供应工作。因为指挥部刚刚建立,很缺人手,白树民同志出于对党和毛主席的无限忠诚,除完成本职工作外,还主动帮助宣传部创办了《金沙江战报》。当时他既是主编还负责校对。 白树民同志当时只有二十九岁,精力十分充沛,怀着满腔热忱,投入到大三线建设。但不知是过度劳累,还是疏忽大意,他在校对第九期时没有发现毛主席名字排错了一个字,因而铸成大错。指挥部考虑到他的出身和他平时的表现,只给予他下放劳动的处分。他的新工作单位距总部有百里之遥是个养马场。这个点类似于一个交通站。他每天的工作内容就是修修路,养牛、喂马,给支援大三线的队伍提供一些服务。到了夜里室外一片漆黑,而他只和一盏油灯,一只狗和一顶帐棚相伴。每到这个时候,只有孤独、寂寞和对家人的思念萦绕在他心中。那种失去信任的无助和无法自证清白的烦恼搅得他心绪不宁。他想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要怎样表现才能赎回罪孽,过上正常的生活呢? 从1966年文革开始,金沙江林区指挥部就变成了法外之地,阶级斗争异常的尖锐。造反派夺权后,对白树民同志重新进行了审核,认为他是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份子,必须立刻逮捕,如遇反抗就地处决!指挥部一个与白树民有过交往的同志立刻传信到了马场。白树民同志感觉情况严重,为了保命就连夜逃往了北京,到他曾经的女老师家躲了起来。这位老师的丈夫是驻京部队的现役军官,老师说:“这军队大院眼下还安全,你就暂时住这儿吧!如果你回伊春,我恐怕这通缉令也早就到了,你回家也是被抓。我们这个军队大院消息灵通,如有变故我会通知你,那时我们再做打算!” 可文革时期北京的变数极大,一月风暴以后,形势急转直下,白树民在京还没住上一个月,老师就说:“这造反之火,马上就要烧到军队大院了,树民同学你还是想辙吧,不然到时我怕保不了你!” 白树民想了一下说:“老师那我还是回伊春吧,回到大森林里去,伊春那么大总会有我安身之地的。” “树民同学,回伊春的话,我给你一个建议,能不能借这个机会调研一下小兴安岭植物和动物资源的分布和贮量情况,在这方面一直空白呀!” “好,老师,就按你说的办,等我调查清楚了,我写个材料寄给您!您再给出修改意见!老师,那今晚上我就回了,您就放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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