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国翻译协会会员、国际政治专栏作家 胡毓堃
核心提要：
1. 近年来，受页岩油气革命取得重大成果、对俄制裁等内外条件的影响，美国石油和天然气产量猛增，自2018年起便成为世界第一大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显著冲击了国际油价和各主要产油国的经济发展，对于沙特等产油大国来说，维护和发展对俄关系无疑是其“唯一的选择”。
2. 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其它成员国在能源利益问题上与俄罗斯也已然从竞争者变成利益攸关者。更重要的是，由于错综复杂的内部关系、地缘政治与安全的不确定性、与俄之间的武器贸易，海合会成员国各方都不可能简单地把排斥俄罗斯作为优先选项。
3. 美国对中东地区热点问题的逐渐抽离使得地缘利益攸关的中东国家深感不安，美国出于自身利益的战略调整也使得它们深感不满。对美国说“不”，自行解决问题成为趋势。
▎2018年11月30日，沙特阿拉伯王储萨勒曼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参加G20峰会
传统友谊与地缘变数：需俄甚于反俄，乃水到渠成
俄乌冲突爆发一月有余，在以西方国家为主的对俄制裁浪潮之下，国际石油和天然气价格持续处于高位。能源价格的飙升，不仅直接提升了贸易和交通运输成本，更是令不少国家居民开始感受到通货膨胀之苦。
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和乌东地区冲突爆发后，美国和西方世界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油气价格一路跌至谷底，也成为俄罗斯经济发展的重要分水岭。但如今，油气价格的坚挺，俄罗斯持续其对乌军事行动，显然不是制裁国所希望看到的景象。
其中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成员国，尤其是阿拉伯世界在石油产出和对俄态度上的处理，可谓除了印度之外又一个事实上“偏向”俄罗斯的主要力量。
例如，3月2日联合国大会所通过的谴责俄罗斯这一决议，投下弃权票的欧佩克成员国有伊朗和伊拉克，作为原阿拉伯联盟成员的叙利亚是五个投反对票的国家之一。
3月28日，阿联酋能源部长苏海勒·本·穆罕默德·马兹鲁伊在迪拜出席由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主办的全球能源论坛时，更是直言俄罗斯将一直都是“欧佩克+”（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主要产油国协作组织）的重要成员，因为没有其它国家能取代俄罗斯的石油产量。
▎ 图源：AP
随后于3月31日举行的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第27次部长级会议，决定实施新的原油月度产量调整机制，将5月的月度总产量上调日均43.2万桶，相比于此前的每月总产量上调日均40万桶，是一个适度调整。
显然，这种按计划的适度增产，并不能满足以美国、英国、德国为代表的西方主要石油消费国需求。过去几周，它们多次敦促“欧佩克+”扩大增产，以平抑油价。但以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为代表的欧佩克成员国坚持继续维护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欧佩克+”合作运作机制，并无大幅度增产的行动。
就在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做出适度调量的决定当日，美国总统拜登当即放出一枚“重磅弹”：宣布未来六个月将从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中每天释放100万桶石油、累计释放1.8亿桶，称之为“美国史上最大规模的石油储备释放”，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欧佩克国家已有行动的不满意。
长期以来美国与阿拉伯世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其代表性国家沙特更是美国在该地区最重要的战略盟友。1986年，正是沙特大幅增产石油，导致国际油价暴跌超过60%，沉重打击了前苏联的经济，被视为美国施压欧佩克成功、最终拖垮苏联的重要因素之一。
但对阿拉伯世界而言，俄罗斯并非“眼中钉”，无论价值观还是现实利益层面的考量，它们也不可能效仿美国，将俄罗斯视为战略层面的长期对手乃至敌人。
用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话说，对于沙特等产油大国来说，维护和发展对俄关系无疑是其“唯一的选择”。
近年来，受到页岩油气革命取得重大成果、对俄制裁等内外条件的影响，美国石油和天然气产量猛增，自2018年起便成为世界第一大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显著冲击了国际油价和各主要产油国的经济发展，无疑成为沙特与俄罗斯两大产油国的共同关切。
▎2020年世界十大产油国（上）和十大天然气生产国，来源：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Worldometer
2017年10月，沙特国王萨勒曼历史性地访问俄罗斯，成为沙特自1932年建国以来首位访俄的在位国王。而这次“点穴式外交”的背后，正是美国页岩油气革命的挑战与冲击，让这两个传统竞争对手找到了更多的合作诉求。
此次访俄期间。两国签署的14项合作文件便包括油气，沙特公共投资基金和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更是共同出资10亿美元，成立了旨在加强可再生能源合作的能源基金。
▎ 俄罗斯总统普京(右)在克里姆林宫会见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勒曼。图源：Reuters 2017年10月5日
此外，2016年、2018年底和2020年4月，两国便多次就原油减产达成协议。2021年至今，两国在石油稳步、适量增产的问题上，更是多次协商一致、协同行动。
中山大学中东研究中心陈杰教授便在其《萨勒曼执政以来沙特的外交转型：志向、政策与手段》一文中指出，寻求与俄罗斯的合作是沙特近年来能源外交的主要方向之一，甚至不惜让渡部分市场权力以达成与俄合作。
与沙特类似，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其它成员国在能源利益问题上与俄罗斯已然从竞争者变成利益攸关者。更重要的是，在海合会成员国所在的中东地区，由于错综复杂的内部关系，加上该区域地缘政治与安全面临的不确定性，各方都不可能简单地把排斥俄罗斯作为优先选项。
要说中东地区的各国关系与博弈，可谓“剪不断理还乱”：伊朗与阿拉伯世界的什叶派与逊尼派伊斯兰国家之争，巴以冲突及其延伸的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的矛盾，伊朗与以色列的宗教、安全等结构性矛盾，沙特、土耳其、伊朗甚至卡塔尔的地区事务主导权之争，卡塔尔与周边阿拉伯国家长达三年半的断交风波......
而打了11年的叙利亚内战，以及持续八年的也门内战，在相当程度上也成为了域内各方势力博弈的“代理人战争”。
例如，自2015年俄罗斯军事介入叙利亚内战、扭转叙内部局势起，便意味着其对中东地区政治与安全产生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牵动着众多地区国家：
伊朗需要叙利亚政府这个战略盟友在俄的支持下坚挺；以色列担心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借助叙利亚削弱自身的地区影响力和安全；土耳其担心俄对叙政府军的支持不利于自己打击宿敌库尔德人、建立地区事务主导权；而沙特更是担心死对头伊朗通过支持叙政府渔利，导致其地缘利益的边缘化......
仅凭对叙利亚内战的“入局”，俄罗斯不仅在后冷战时代时隔20余年后重返中东地区，更让中东甚至埃及、利比亚等北非阿拉伯世界都意识到俄作为地区重要参与者的影响力与作用。对于3月2日在联合国大会上挺俄的叙政府，俄将在未来以何种力度继续支持，关系到所有地区国家的生存安全。
单凭这一点，相比于跟随西方世界实质性制裁、孤立俄罗斯，中东各国自然更青睐于调停、斡旋，并继续在地区事务中寻求与俄的积极互动。
此外，俄罗斯与中东各国的武器贸易不仅对俄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也是撬动各国敏感神经的因素之一。除了土耳其购买俄罗斯S-400导弹防御系统惊动了美国，伊拉克、埃及、阿尔及利亚历来都是俄制武器的重要买家，卡塔尔和沙特也不顾周边和域外国家的反应向俄购买武器......
▎ 在2020年国际社会解除对伊朗的武器禁运后，俄罗斯准备向伊朗出口武器和弹药。图源： TEHRAN TIMES
俄罗斯对伊朗的武器出售、布什尔核电站建设，在联合国安理会等重要国际场合用实质行动支持其免遭更多制裁，尤其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在中东地区“转圈”卖武器的俄罗斯，自然不可能因为美国一句话就被该地区各国即刻“拉黑”。
而且，要不是由于当下的形势，一些中东国家也表达过在俄进行经济投资的意愿。 同时，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在今年二月指出，俄乌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小麦出口国（占全球供应总量的29%），发生冲突会令中东尤其是北非国家遭遇“面包危机”。
如此看来，到底是选择极限排俄、火上浇油，还是谨慎稳妥、注重平衡，中东各国的心里都有一杆秤。
区域安全与平衡外交：对美说“不”的多重考量
不唯美国马首是瞻，无疑是这些国家基于自身利益考量做出的理性判断与选择。不过在如今俄乌冲突之下，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跌入冰点、对立尤甚的背景下， 中东各国能顶住不选边所面临的的可能压力，也是因为近些年它们发现美国逐渐“靠不住”了。
从奥巴马时代开始，美国将其外交中心从中东转移至亚太地区，先是“重返亚太”、再有“亚太再平衡”。尽管2011年参与了“阿拉伯之春”，还完成了击毙本·拉登这样的标志性行动，但美国从中东地区逐渐抽离却是一个并未逆转的过程。
然而，在中东各国看来，美国过快地从中东抽身，并非好消息，这也被视为奥巴马政府在外交方面留下的负面资产。美国资深外交官、原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包润石便坦承，美国减少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存在，导致这些地区出现了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动乱，“阿拉伯之春”在不少地方的幻灭，也埋下了更多的动荡种子。
尤其是2013年叙利亚内战愈演愈烈之时，奥巴马放弃空袭叙利亚，被视为“没有坚持对叙利亚阿萨德政府划的红线”，是他最受批评的外交与安全决策。当时美国《大西洋月刊》更是做出了两种可能的判断：
“历史可能会这样记录2013年8月30日：在这一天，奥巴马阻止了美国陷入又一场灾难性的穆斯林内战，消除了以色列、土耳其或约旦遭到化学武器袭击的威胁；又或者是在这一天，他让中东从美国的掌握中滑落，落入俄罗斯、伊朗和‘伊斯兰国’手中。”
经过他及其继任者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第二种描述正在很大程度上被时间所证实。
正是由于美国在叙利亚、利比亚等区域热点问题上的抽离，令沙特等地缘利益攸关国深感不安。传统盟友和域外大国留下的权力真空，正在被俄罗斯、伊朗和宗教极端势力所填补、争夺，面对安全局势的不确定性，一些中东国家寻求新的“重量级砝码”、对冲风险的同时，也深感美国并非总能在该地区安全问题上靠得住。
相比之下，在经济领域美国大幅提高自身油气产量、冲击国际油价，一度令诸多欧佩克国家收入严重萎缩、经济增长严重衰退，都显得相形见绌。
更重要的是，中东地区不同国家始终存在结构性矛盾，各方势力博弈错综复杂，美国针对地区热点问题采取何种政策，都无法“一碗水端平”、令所有利益攸关方满意。而对美国说不，则成了它们表达不满、坚持自身利益诉求的外在表现。
正如前文所述，不仅以沙特为首的海合会国家与伊朗、伊朗与以色列、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存在宗教、历史宿怨、地缘利益等诸多方面的结构性矛盾，就连海合会内部，沙特、阿联酋也与卡塔尔也围绕着地区热点议题进行博弈。
对于拜登政府致力于回归的伊朗核协议，海合会各国便有着复杂的心态。曾经的它们极力反对这一协议，尤其是美国据此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尽管去年11月美国与海合会六国在联合声明中均敦促各方均回归并充分履行伊核协议，但对于解除对伊制裁问题上，则各有不同的考量。
美国《华盛顿邮报》便直指沙特与阿联酋，认为这两个海湾国家最担心的便是一旦美伊就核协议的谈判再度破裂，重回一方极限制裁、另一方持续升级核能力的对峙状态，海湾国家将再度成为美国打压伊朗的直接牺牲品。
更何况，一个伊核协议也无法解决海湾阿拉伯国家与伊朗在多个“战场”的博弈。面对它们在本地区其它热点问题上的安全关切，美国力不从心、逐渐收手，结果沙特、阿联酋们发现还不如“自行解决问题”。
抛开沙特、伊朗曾经十分关注但如今无暇顾及的阿富汗不谈，沙特和伊朗在叙利亚、伊拉克、也门的博弈都经历了旷日持久的“代理人战争’，而且似乎已经沦为了两伊战争式的两败俱伤和战略僵局。
在此情况下，拜登兑现了其竞选期间的承诺，于去年6月初开始从伊拉克、科威特、约旦和沙特撤出8个反导弹系统，并撤离了部署在沙特的萨德反导弹系统。此外；为了“和平解决”，美国不再支持沙特干预也门冲突，并将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从指定的恐怖组织名单中删除。
▎ 图源： ANDREW CABALLERO-REYNOLDS AFP/Getty Images
直至上个月底，由于也门胡塞武装加强了对沙特的袭击，美国方才决定将大量“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转送至沙特。但拜登上任以来的所作所为，显然导致了美国与沙特的关系持续恶化。
更不要说美国出于阿富汗变局之后的战略需要，对于事实上长期庇护塔利班、就阿富汗问题采取积极外交政策的卡塔尔予以客观上的支持，提升其在美国中东战略中的地位，更令长期与卡塔尔较劲、争夺地区领导权的沙特感到不满。
就连特朗普时代批准的对阿联酋超过230亿美元的武器销售计划，尤其是50架F-35战斗机，在阿联酋如美国所愿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后，拜登政府也变得磨蹭，理由是双方在相关技术装备问题上存在分歧。
于是，沙特、阿联酋们甚至决定独立自主解决问题。根据《华盛顿邮报》去年12月的报道，无论是阿联酋国家安全顾问阿勒纳希安访问伊朗，并得到伊朗新任强硬派总统莱西的接见，还是伊拉克政府协调、安排伊朗与沙特政府在巴格达保持磋商，都是明显的体现。
▎2021年12月6日，阿联酋国家安全顾问阿勒纳希安访问伊朗，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阿里·沙姆哈尼握手见面
阿联酋政治学者阿卜杜勒卡勒克·阿卜杜拉一针见血地指出，阿联酋与沙特和伊朗的接触，“并非美国驱使的”，而是本地区自行投入的努力，表明“我们不再接收来自华盛顿的指令”。
区域安全靠自己，多边平衡外交更不可能“接收来自华盛顿的指令”。安全领域高度依赖的美国已然呈现出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其它领域的多边合作更是不可或缺，这早已不是“反俄”或“不反俄”的问题了。
上个月传出的沙特与中国探讨用人民币结算部分出口石油，引发了国际媒体的关注。沙特此举，其实是萨勒曼国王执政以来调整外交布局、积极拓展外交空间的具体措施体现。
美国乔治城大学国际关系与海湾地区研究学者格尔德·诺尼曼观察沙特外交，发现其全球外交布局中的重点国家涵盖了美、英、俄、中、日、印，概括为“精心设计的多重依赖与实用主义”模式。
与美国谈军事与安全合作、与英国谈中东事务、与俄罗斯谈军工与能源合作、与中国谈能源与经贸合作、与日本谈能源与科技合作......这种侧重分明的“关键少数外交”，既是为了解决国家在不同领域的战略利益诉求，更是为了提升沙特相对于“霸权”的自主性。
不只是沙特，整个海湾地区各个国家都在多边多领域外交中努力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单就以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的关系来说，《“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倡议》《中阿数据安全合作倡议》等文件的签署表明中阿国家之间的合作已然超出了能源领域，中国与海合会国家正在积极开展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也契合海湾各国多元化发展的战略目标。
因此，回头再看这些国家的对俄态度，虽然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把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存在描绘为“博而不精”（jack of all trades, master of none），但恰恰是俄这种“万金油”属性，决定了中东各国不会跟风举起反俄大旗。
毕竟外交的逻辑是相通的。美国和西方国家对沙特们各种“侵犯人权”的争议事件，似乎也没有强调“价值观外交”的原则，甚至不顾本国社会和舆论的压力，终究还是轻轻地放下，原因又何在呢？
发表于 2022-4-8 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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