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解密:李庆霖写给毛主席的信/影响中国知青历史命运的三封信

快乐大歌

1.李庆霖写给毛主席的信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问好。   
   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家庭成份是贫民。我的教员生涯已有二十多个寒暑了。   
   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是个一九六八年的初中毕业生。一九六九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下乡，经政府分配在莆田山区－－荻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务农。   
   在孩子上山下乡的头十一个月里，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每个月定量三十七斤），生活费是由国家发给的（每个月八块钱），除了医药费和日常生活中下饭需要的菜金是由知青家长掏腰包外，这个生活待遇在当时，对维持个人在山区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   
   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   
   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两百来斤，外加两三斤鲜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就别无他粮了。那两百来斤的湿杂稻谷，经晒干扬净后，只能有一百多斤，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地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办到的。况且孩子在年轻力壮时候，更是会吃饭的。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再去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他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一九六九年起直迄于今，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人生活中的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他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上困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毛主席：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区去务农，我没意见。可是，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生活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   
   现在，如上述的许多实际困难问题，有关单位都不去过问，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这当家长的自行解决，这怎么能行呀？有朝一日，当我见阎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将要如何活下去？我真耽心！今年冬，我的又一个孩子又将初中毕业了，如果过不了明春的升学关，是否再打发他去上山下乡呢？前车可鉴，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炼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命干部的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是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   
   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事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是走对了。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常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村去经风雨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能尽快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该不至于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谨此敬颂   
   大安！   
   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   
   李庆霖敬上;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录入者附注：毛泽东亲笔复信并附300元钱通过邮局寄给李庆霖。复信全文如下：“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快乐大歌

【大歌诗画】纪念伟人诞辰129周年感吟 2022/12/26 年年今日望韶峰，岁岁缅怀伟人同。 开天辟地创新宇，南征北战开国功。 雄文五卷指航向，千秋万代搏峥嵘。 高歌猛进新长征，民族崛起中国梦。

快乐大歌

2.张铁生写在白卷上的信
  
   尊敬的领导：   
   书面考试的进行就这么过去了，对此，我有点感受，愿意向领导上谈一谈。   
   本人自1968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于自己的本质工作。每天近18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搞业务复习。我的时间只在27号接到通知后，在考试期间，忙碌地翻读了一遍数学教材，对于几何题和今天此卷上的理化题眼瞪着，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不愿没有书本根据的胡答一气，免得领导判卷费时间。所以自己愿意遵守纪律，坚持始终，所以愿意老老实实地退场。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法外的浪荡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有着极大的烦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他们的自由生活和为个人的努力，等于了我的为人民热忱忘我的劳苦工作和诚恳的心。人们把我送到这里来，谈些什么呢？总觉得实在委曲。]在这夏锄生产的当务之急，我不忍心放弃生产而不顾为着自己专到小屋子里面去，那是过于利己了吧。如果那样将受到自己为贫下中农事业的事业心和自己自我革命的良心的谴责，有一点我可以自我安慰，我没有为此而耽误集体的工作，我在队里是负全面、完全责任的。喜降春雨，人们实在的忙，在这个人与任何利益直截矛盾的情况下，这是一场斗争（可以说）我所苦闷的地方就在这里，几个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我的入学资格取消，我也不再谈什么，总觉得实在的有说不出的感觉，我自幼的理想将全然被自己的工作所排斥了，代替了，这是我唯一强调的理由。   
   我是抱着新的招生制度和条件来参加学习班的。至于我的基础知识，考场就是我的母校，这里的老师们会知道的，记得还总算可以。今天的物理化学考题，虽然很浅，但我印象很浅，有2天的复习时间，我是能有保证把它答满分的。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关系等都清白[如洗，自我表现胜似黄牛]，对于这这个城市长大的孩子，几年来真是锻炼极大，尤其是思想感情上和世界观的改造方面，可以说是一个飞跃。在这里我没有按要求和制度答卷（算不得什么基础知识和能力），我感觉的并非可耻，可以勉强的应负一下嘛，翻书也能得它几十分嘛！？（没有意思）但那样作，我心是不太愉快的。我所感到荣幸的只是能在新教育制度之下，在贫下中农和领导干部们的满意地推签之下，参加了这次学习班。   
   我所理想和要求的，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

白塔公社考生张铁生。
   
   【人物解读 张铁生】
   
   此信是1973年辽宁知青张铁生在参加高校入学文化考试时写在理化试卷背后的一封信。张铁生在写此信之前，已经参加了语文、数学考试。考试均为开卷，允许翻书。张铁生此次考试的成绩是：语文：38分，数学：61分，理化：6分。语文考试的作文题是“学习《为人民服务》的体会”。   
   此信被毛远新发现后，张铁生的命运从此改变。他上了大学，被突击入党，受到江青同志的亲切接见，江青同志称他是一块“有棱有角的石头”，并说“我要用这块石头打人了！”张铁生入学后，任该学院的党委副书记，1975年任全国人大常委。1976年四人帮被捕后，张亦随即被捕后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   

快乐大歌

3.知青肖芸致“各位领导”
  
   各位领导：   
   我们是1964－1968年下乡，1978－1979年回城的知识青年。奔赴广阔新天地的场面历历在目，青春热血在胸膛里升腾的情景记忆犹新。在农村，我们日复日、年复年，泥水里滚，汗水里泡，一干就是10多年（最长农龄达到15年）。   
   作为社会历史的一朵浪花，“上山下乡”成了过去，并即将被遗忘。但我们这些亲历者对自己的不寻常的历史却是铭心刻骨的，因为，我们把人生最美好的一段献给了她。我们并不是什么牺牲品，也不是碌碌无为的庸人，犹如将军回首戎马生涯一样，我们常回味那不寻常的“蹉跎岁月”。   
   令人不解的是，在城里，转业军人算工龄，闲散劳动力转正前的合同期、临时工期都算工龄，而作为有组织、有号召、有计划的上山下乡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下乡知青的“农龄”却被一笔勾销了。这点，我们不能理解，也不能忍受，上山下乡在当时来说是党的工作的一个重点，知青回城也是党的工作的一个部分（应当这么说！这是客观发展的必然结果）。遗憾的是，有的人总把知青回城看成是一种“恩准”（这种人的另一种观点是下乡“活该”）；因而知青的苦衷无人过问。弹指间，皱纹、白发都爬到了我们的眼角、头上。堂前父母老，膝下儿女大。说来惭愧，我们的工资数（元）比年龄数（岁）还要少。若遇不测，还要欠债度日，甚至一如过去，老着脸皮回家伸手向亲友要钱。如今提倡向前看，国家前途是令人鼓舞的，但我们个人的前途是不可卜的。现在大家都在传说：1985年以后国家工资制度要改革，我们这些“无学历、少工龄、缺乏技术专长”的老知青辈将会作何安排？国家是否能够理解我们的忧虑？   
   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最后回城的我们这些知青几乎都是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在农村干的老实人。中国有句俗话：“不让老实人吃亏”，我们希望国家在调整低工资、制定工资改革制度的时候，能考虑到我们的客观情况和实际困难，能在国家财政经济允许的情况下，适当提高我们的经济地位，使我们能和全国人民一道富起来，不至于永居“第三世界”，更重要的是，要使“下乡吃大亏”论无立足之地。我们真诚地希望，我们微弱的呼声能换回国家传送的福音。
   
   此致   
   崇高的敬意！   
   湖南省部分老知青   
   一九八二年十月七日

林林五

了解影响中国知青历史命运的三封信

阿强

             欣赏快乐大歌版主的佳帖。下午好！     

瑢芳田智

   知青岁月，成了那一代知青人最难忘的岁月；知青情结，成了他们共同拥有的未了情。   

快乐大歌

云屏仙翁 发表于 2021-8-28 16:22
历史的河流是历史！古人不识今朝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O(∩_∩)O谢谢仙翁首席临帖雅评送上问候！
      现在的年轻人对李庆霖这个名字是陌生的，但是全国一千七百万上山下乡知青以及他们的父母亲人至今仍难以忘记--当年的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教师李庆霖上书毛泽东主席，直谏下乡知青们的艰难困苦，哭诉他们"无米之炊"的困境。这封信促成党中央和国务院对知青政策及时作了调整，改变了当时千百万知青的命运。这使他一举成名，但同时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边，读了由王海容转交过来的一封人民来信，读到悲凉处，毛主席的双眼慢慢红起来，泪水潸然而下。之后，毛主席当即给写信人复信:"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毛主席让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从自己的稿费中取出300元寄给李庆霖，还问汪东兴，李庆霖是不是党员?如果是党员，可以考虑推举他为"十大"代表，如果不是党员，可以让他出席四届人大。还说，可考虑把李庆霖的信编入课本。由此可见，毛主席当时对李庆霖敢于坦诚直言是很赞赏的。1973年5月1日，新华社福建分社记者赖玉章来到莆田，找到李庆霖家中了解他写信给毛主席的经过。记者走后，李庆霖一连几日，心中惴惴不安。5月6日，邮递员给李庆霖送来一封信，是牛皮纸大信封，上面赫然印着"中共中央办公厅"红色字样，他心里"咯噔"一下，直觉告诉他，这一定是自己那封信的回信了。他颤抖着双手将几页信纸展开，头页是毛主席复信的打印件(因毛主席回信的原件留存在中共中央办公厅档案室)，李庆霖将毛主席的复信读了一遍又一遍，泪流满面。他不敢相信这真的是毛主席的回信，第二天傍晚，李庆霖才从激动中清醒过来，来到莆田县县委大院，将毛主席的回信给县委书记刘功看。
5月10日，李庆霖又收到毛主席寄给他的300元钱，邻居们闻讯后来到李家，争相抚摸用大红绸子包着的300元钱，叮嘱李庆霖:"这是毛主席送来的钱，不能乱花呀，要传给子孙后代。"李庆霖立刻将300元钱存入银行，一直舍不得取出来用，平时也只是每年去取一次利息，直到现在这300元钱还在当地银行存着。
        毛主席的复信传到莆田县城，广大下乡知青及其家长们奔走相告，欢呼伟大领袖毛主席时时刻刻和人民群众心连心。

快乐大歌

林林五 发表于 2021-8-28 16:45
了解影响中国知青历史命运的三封信

O(∩_∩)O谢谢林版到访送上问候！

      李庆霖(1936-2004)福建莆田人。1952年任福建莆田县某中学校长，1957年被划为右派，受到降职降薪处分，被分配到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村小学任教。1972年冒险写信给毛泽东"告御状"，反映儿子李良模当知识青年"口粮不够吃，日常生活需用的购物看病没钱支付"的问题。受到毛泽东重视并亲自回信:"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成为中央高层调整知识青年政策、补助生活困难、改善供应，对迫害知青的地方干部严厉整肃的一个契机。不久被誉为反潮流英雄;后任莆田县革委会教育组副组长、莆田县"知青办"副主任，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国务院知识青年领导小组成员。1973年在《红旗》杂志第11期上发表《谈反潮流》。1976年11月被隔离审查，1977年11月正式被捕入狱。1979年被莆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8年减为10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5年。1994年8月提前出狱。2004年2月逝世。

快乐大歌

阿强 发表于 2021-8-28 16:45
欣赏快乐大歌版主的佳帖。下午好！

欢迎阿强朋友到访，送上问候！


      在"文化大革命"中做出这样的事需要极大的勇气，正如李庆霖所说的那样，说出心里话后虽感到短暂的轻松，但走出邮局大门看到满街的大字报，心情又沉重起来。1973年4月29日晚，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召开中央高层领导人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叶剑英、李先念、张春桥、王洪文以及国家计委、财政部等有关部门的领导。会议从晚上9时开到翌日凌晨1时15分。会上，周总理在宣读李庆霖的来信和毛主席的复信时，充满激情地说:"一定要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项工作做好，不能再让毛主席操心。"大家听取了国家计委、劳动部分管知青工作负责人的汇报，并着重研究了下乡知青的安置经费、口粮、疾病治疗、婚姻、安置布局、表彰先进、学习和教育、打击"坏人"、干部带队和组织机构等一系列问题。会后，国务院农村部军代表沙风根据周总理的指示，迅速组织了一支党、政、军三结合的七十多人工作队，分12个调查小组，奔赴12个省、区调查了解情况，为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召开做准备。
是谁改变了知青命运----李庆霖的沉浮人生毛主席给李庆霖回信的消息传来，莆田县委书记非常震惊，在激动地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同时也承受着极大压力。尽管县委中有人认为李庆霖告状是给县委领导脸上抹黑，甚至在传达文件时还语重心长地告诫与会者:"同志们，要警惕啊!阶级敌人把我们伟大的祖国说得一无是处啊!"但对毛主席的指示却不能不执行，毕竟这是关系到"阶级觉悟"的大是大非问题。因此，莆田县委一面毫不含糊，立即组织县委常委进行学习;另一方面派出工作组对李庆霖信中反映的情况进行反调查，并对李良模施加压力。然而不久，来自中共中央、国务院以及省、地各级领导的不断督促，又使得莆田县委放弃反调查，并于1973年7月2日向地委呈送了《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初步检讨》，承认县委"在这项工作中还存在不少的缺点错误，从初步检查的情况看，比李庆霖所反映的问题还要多，还要严重"。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后，各地有关迫害、殴打、奸污知识青年的案件相继被揭露出来，并陆续反映到中南海的中国最高层。最先被揭露出来的恶性案件是黑龙江建设兵团第二师十六团团长黄砚田、参谋长李耀东两人合伙奸污和猥亵几十名女知青的罪行。对此，不轻易发火的周总理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愤怒地说:"公安部要派人去，不要手软，不要畏缩，要大胆管。"叶剑英元帅也拍案而起:"要'杀一儆百，杀一儆千'!"
     一石激起千重浪，各地迫害知青的案件随之进一步得到揭露。严惩摧残、迫害知青的犯罪分子的举动在全国大规模展开。与此同时，各地亦就李庆霖信中反映的走后门、贪污挪用知青安置经费及建房材料等行为进行了查处。总之，李庆霖"告御状"事件，使上山下乡运动中长期存在的具体问题得到缓解，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知识青年的人身权利，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1973年4月29日晚，在中央领导人会议上，周总理严厉批评说:"中央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机构，怎能只是设在计委劳动局下面的一个小组?这么几个人，怎么搞好工作?这个机构要加强，要适应工作发展的需要。"随后，国务院成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由周总理亲自主持，吸收李庆霖为领导小组成员，并要求各省、地、市、县也成立相应的办事机构。同时，放宽上山下乡的具体规定，使知青插队有更大的选择，并采取措施改善下乡知识青年的生活。

快乐大歌

瑢芳田智 发表于 2021-8-28 16:57
知青岁月，成了那一代知青人最难忘的岁月；知青情结，成了他们共同拥有的未了情。    {::hu ...

瑢芳田智老师下午好！

      在改变知青命运的同时，李庆霖的命运也在不断改变。"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舆论宣传素来"报喜不报忧"，李庆霖的信暴露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的阴暗面。不久，中共中央以中发(1973)21号文件形式将和李庆霖之间的往返信件印发至全国基层公社一级，由此，李庆霖成了为知青鸣冤叫屈并改变其命运的先驱。与此同时，一种个人无法把握的命运降临到这个普通的小学教员身上，他身不由己地卷入政治上的漩涡……李庆霖的壮举受到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关心，1973年6月23日，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派专车将李庆霖接到福州，赞扬他给毛主席的信写得很好，并说中央有交代，生活和工作上有困难尽可直说无妨。李庆霖当时提了两个要求:一是把插在他身上的"白旗"拔掉--1958年大跃进时，李庆霖因临时接手一个基础差的班级，初考成绩低而被插上"白旗"，撤销了教导主任职务，工资也由55.5元减为42.5元;二是其妻张秀珍原在莆田县二中做工友，是"有户口"的正式公职人员，后被解雇，李庆霖要求政府主持公道恢复其职。韩先楚说:"把'白旗'插到小学教员头上是错误的，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然应该平反!"此时莆田街头出现了大幅标语:"向李庆霖的革命精神学习!""向不正之风开火!""向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人开炮!"此时，李庆霖成了各种力量都要争取拉拢的一面旗帜。1973年11月，李庆霖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谈反潮流》一文，俨然以"反潮流"英雄自居，大讲"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并表露出他不怕"身败名裂"，要用"反潮流"来"名扬千古，流芳百世"。已退休的原莆田地区农委主任宋老先生亲眼目睹了李庆霖卷入派性斗争的一幕:莆田地区行政公署多数干部听党的话，抓革命促生产，1976年春的一天地区召开全体干部会议，会议由地委书记肖文玉主持，并作春耕生产动员报告。会议刚一开始，李庆霖在一众人马的簇拥下走进会场，造反派跳上主席台，抢过话筒，把正在作报告的肖文玉书记推到主席台一旁勒令站着，而李庆霖则得意洋洋、不可一世地坐在主席台中间，公开发表歪论，说什么地委书记执行右倾翻案风路线，是借口抓生产来压革命。李庆霖在台上声嘶力竭地喊着:"拥护中央文革，把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到底!"--尽管他拼着老命鼓动，但台下会场秩序井然，除了他带来的几个应声虫外，没有人跟着他喊口号。事后干部们议论纷纷，说李庆霖不过是一个乡下小学教员，仅因写信给毛主席就变成了风云人物，公然坐在地委书记的座位上发号施令。二十余年后，李庆霖自述:"那段时间，我经常被推上台作报告，有人说我'忘乎所以'是很自然的。"在改变广大知青命运的同时，李庆霖的命运也平步青云--从小学的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到县知青办副主任和县革委会教育组副组长，1974年任福建省高考招生办公室副组长负责工农兵学员招生工作，1975年被选举参加四届人大并任常务委员，1976年6月成为国务院知青工作领导小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