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钱学森、邓稼先、钱三强等人的组织与领导下,于1964年,中国第一个原子弹成功爆炸后,就出现了“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说法。但时至今日,也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谁才是“中国原子弹之父”。关于“中国原子弹之父”主流观点有三种。
第一种说法: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这一观点流传最广,也得到最多人认可。关于钱老的事迹,我们以后再详细了解。第二种说法:邓稼先是中国原子弹之父。这一说法最早于20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流传,亦影响甚大。邓稼先的好友世界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在1993年8月21日邓稼先逝世7周年之际,撰写了《邓稼先》一文发表于《人民日报》,在文中将邓稼先与被誉为“美国原子弹之父”的奥本海默相提并论。由于杨振宁先生的影响力与《人民日报》的特殊地位,第二种观点开始被广为接受。
至于最后一种说法则比较客观,认为“中国原子弹之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因为中国原子弹的研制成功不是一个或者几个人就可以做到的,而是由我国的众多科研工作者不畏艰辛、排除万难,相互协作才能最终从无到有,研制成功。
其实不论哪一种观点,都有自己的依据。而无论是钱三强或邓稼先,以他二人对中国核武器事业所做出的贡献,也绝对担得起这样的赞誉。而我们本期要讲的便是“中国原子弹之父”——邓稼先!
邓稼先是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九三学社社员,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与奠基人,是中国核武器研制及发展的主要组织者与领导者。在我国核武器的研制过程中,邓稼先始终奋战在第一线,领导了众多学者与技术人员,成功设计出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与氢弹,引领中国国防自卫武器进入世界先进水平。
1924年6月25日,邓稼先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今宜秀区五横乡白麟村)的邓家祖屋。父亲邓以蛰是当时北京大学、北京医科大学及清华大学等校哲学系教授,和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本是多年故交,两家祖籍都在安徽。后在清华园中又成了邻居。邓稼先出生8个月后,父母便带着他与两个姐姐来到北京。
邓稼先于1935年,考入北平志成中学。次年,插班考入北平崇德中学就读初二。一直读到高一。在崇德中学三年的学习,为他在数学、物理及英文方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日本侵略军攻占北平,并于城中举办“庆功会”。13岁的邓稼先当众愤而将一面日本国旗撕的粉碎,并扔在地上踩了几脚。他还曾秘密参加抗日聚会。不久清华与北大全部南迁至云南昆明,但因邓以蛰身患重病,一家人便滞留在北平。
受抗战影响,崇德中学于1939年停办。同年9月,邓稼先再入志成中学就读高二。次年5月,邓稼先在未读完高二的情况下,为躲避迫害,听从父亲安排,随大姐前往昆明投靠亲戚。为躲避日军,他们辗转数座城市,不断换乘交通工具,途径上海、香港及越南海防、老街,最终抵达昆明。7月-9月,在昆明升学补习班学习。9月,进入四川江津国立第九中学就读高三。
完成高中学业后,邓稼先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由当时的清华、北大及南开大学三校合并而成)物理系,受业于郑华炽、王竹溪等著名教授。在联大有着十分良好的学术氛围,其先后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邓稼先最终已优越的成绩了完成大学学习,于抗战胜利那年,拿到了毕业证书。并在昆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于第二年6月回到北平,被北京大学聘为物理系助教,还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大教职工联合会主席。也是在那一年,他初识了同年考入北大的许鹿希。
但是,邓稼先并不满足于现状。他心中清楚的知道,想要更好的报效祖国,甚至要让当时不论科技、教育或是国防等各方面,严重落后于世界水平的新中国与世界同步发展。那他就必须要到科技水平更高的美国,去学习与掌握更先进的知识。于是,他在1947年通过赴美研究生考试后,于次年进入美国印第安州普渡大学研究生院,攻读核物理专业。
在那里,钱学森不满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于1950年8月20日,年仅26岁的邓稼先就获得该校博士学位。人称“娃娃博士”。也是在此时,美国政府注意到了这个优秀的人才,希望以更好的科研环境与生活条件将他留在美国。学校也有意大力栽培他,同校好友也挽留他,美国教授一度想带他去英国继续深造。
但面对这些优越的条件以及好友与导师的挽留,邓稼先在获得博士学位的第九天,就毅然的选择回国报效。于1950年10月,与二百多位专家学者回到国内。一回到北平便与他的老师王淦昌和彭恒武两位教授投入中国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建设。次年,加入九三学社。
1953年,邓稼先与许鹿希结婚,许鹿希的父亲许德珩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邓家先在1956年4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和徐建铭、何祚庥还有于敏等人合作,在《物理学报》相继发表论文《β衰变的角关联》、《辐射损失对加速器中自由振动的影响》与《轻原子核的变形》。
1958年,中央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原子弹。同年秋,二机部副部长刘杰找到邓稼先,希望他能加入到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中,邓稼先义无反顾的同意了。回到家中只对妻子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里跟孩子了,通信也困难。许鹿希表示支持。8月,他就被调到新筹建的核武器研究所,先后任理论部主任、研究所副所长、所长,负责领导核武器的理论设计,开始了他隐姓埋名28年的工作生涯,直至去世。
邓稼先首先带着一批刚出校门的大学生,日夜挑砖捡瓦做实验场地建设,在乱坟地里硬是碾出一条柏油路,在松树林建了座原子弹教学模型厅。当时缺乏实验条件与相关资料,邓稼先就担起了探索原子弹理论的重任。
那时候,条件艰苦,工作人员使用算盘进行极其复杂原子理论计算,光演算一个数据,一日三倒班,算一次就要一个多月时间。算九次要花一年多,还要请物理学家从出发概念进行估计是否正确,经常通宵达旦。而邓稼先作为理论负责人,更是需要跟班指导年轻人运算。每当过度劳累,思维中断时,他便会着急道:唉,一个太阳不够用啊!
根据中央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由邓稼先于1959年选定流体力学、中子物理及高温高压下的物理性质三方面作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主攻方向。(选对主攻方向)这也是邓稼先为我国原子弹理论设计工作所做的最重要的贡献。同年6月20日,苏联政府拒绝提供原子弹数学模型及相关技术资料。8月23日,又单方面终止两国签订的国防技术协议,遣回所有相关专家,连一张纸片也不留。甚至嘲讽道:“离开外界帮助,给中国20年也研制不出原子弹,就守着一堆废铜烂铁吧!”后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工程代号被定名为“五九六”,以记住这个撕毁合约的日子。
这对于本就研制困难的中国原子能事业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的。更为艰难与可怕的是,原子弹的可怕威力使得我国科研工作者在进行原子弹爆炸实验时,往往充满危机。任何点滴疏忽都将是致命的。例如实验前的插雷管,一旦操作失误,在场的人将瞬间化为气体。
原本以邓稼先的职位,只需在办公室指挥即可,完全无需亲身犯险。但每次插雷管,他都会默默站在操作者身后,与工人们共同面对生死。若是要打开密封罐观看测试结果,他总会首当其冲,成为接触放射性物质最多的人。邓稼先在实验场的8年时光中,冒着严寒酷暑,15次亲临现场领导核试验,从而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大量放射性物质不断的蚕噬着他的身体,但研究却在不断的接近成功。
由罗瑞卿审定,二机部在1962年9月11日向中央提出“两年规划”的报告:争取在1964年,最迟1965年上半年爆炸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与此同时,邓稼先与同事给出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由邓稼先最后签字确定,为我国核武器研究奠定了基础。次年2月,邓稼先在华北某地参与并指导了核试验前的轰炸模拟试验。9月,接到聂荣臻元帅指令,同于敏一起带领九院理论部研究原子弹的原班人马担负起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理论设计任务。
1964年10月16日,伴着一声巨响,一朵美丽而震撼的蘑菇云从罗布泊沙漠中升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预示着中国打破了西方国家孤立疏远的外交态势,摆脱了苏美等国的核威慑。随后邓稼先还亲自带人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也就是在这一刻,邓家先再也克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瞬间泪流满面。不论是被日本人欺辱,被特务追杀时,他都没有流过一滴眼泪,即便是为了造弹离开家人时,他都克制着,不让自己流泪。但就是这样一位铮铮铁汉,此刻,他哭了!
此后,邓稼先又与于敏等人投入到氢弹的设计研究。并在原子弹爆炸后的2年零8个月,便按照“邓—于方案”,最终造出氢弹,并爆炸成功。创造了世界上的最快速度。在此之前,法国用了8年零6个月,美国用了7年零3个月,最快的苏联也用了6年零3个月。
值得一提的是,氢弹是于1967年研制成功的,而1966年正是“文革”爆发的时期,但在周恩来请示毛主席后,中央决定,国家核武器的研制基地与人员不能受到冲击,再加上他们所处的军事管制单位,所以,在“文革初期”,邓稼先及其所在单位均未受到冲击。这才让邓稼先等研制核武器的科研人员,能继续全身心的投入工作,不断取得创新性成就。
直至1971年,造反派侵袭九院,许多立过大功的科学家纷纷蒙冤,邓稼先及于敏等人也未能幸免,被集中到青海基地遭受批斗。在此期间,邓稼先为了不给中国核武器事业带来严重损失,即便身处险境,他也没说过一句违心的话,与其他科学家一起,坚决不披露重要科研成果的一丝一毫。
同年,杨振宁首次回大陆探亲访问,从美国经巴黎飞抵上海。并开列了在北京要见的人,第一个就是邓稼先。周总理批示让邓稼先回京会见,将其救出,同时也解救了一批中国宝贵的科学家。而在杨振宁回国探亲返程前,还特地询问邓稼先:“在美国听人说,中国的原子弹是一个美国人协助研制的,是真的吗?”邓家先在请示了周总理后。连夜回信道:“无论原子弹还是氢弹,都是中国人自己研制的。”并专程派人乘航班赶往上海,于1971年8月16日的践行晚宴上送交杨振宁。杨振宁看后激动的留下了泪水。
1972年,邓稼先担任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副院长,并于1979年升任院长。次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原称学部委员)。
1984年,邓稼先于大漠深处指挥他人生中最后的一次核试验——中国第二代核武器试验成功。他高兴的写下:“红云冲天照九霄,千钧核力动地摇。二十年来勇攀后,二代轻舟已过桥。”次年7月30日,邓稼先因直肠癌,不得不离开工作岗位回到北京,回京后仍想参加会议,被医生强迫住院。
邓稼先无力地倒在病床上,面对国防部长张爱萍与妻子的安慰,他平静地道:“我知道这一天会来,但没想到它来的这么快。”时年,因“原子弹的突破及武器化”以及“氢弹的突破和武器化”,两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
1986年6月,由邓小平签署命令,任邓稼先为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7月16日,国务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7月29日,邓稼先因癌症晚期大出血于北京逝世,年仅62岁。临终前留下的话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并叮咛道:“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同年,国家决定公开报导两弹元勋邓稼先的名字,幕后英雄这才珊珊来到世人面前。
8月3日,在北京八宝山为邓稼先举行追悼会,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专程回京参加,在追悼会上说:“邓稼先同志是我国科技工作者的典范,是我国科技工作者的骄傲。”远在大洋彼岸的杨振宁教授亦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给好友的妻子许鹿希教授发来电报。
1999年,追授邓稼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09年9月14日,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邓稼先教授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或许他在天有灵,并不在意这些虚名。但这是有这样一批无私奉献的伟大先驱,才有了我们今天富强的祖国。“邓稼先”这个名字也必将被铭记于历史,成为不朽的篇章,永远存在于所有中国人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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