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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六年春节的喜庆气氛还未褪尽，因为父亲单位成建制支援大西北建设，我们举家从上海搬迁到西安。十三岁的哥哥，五岁的弟弟，还有十岁的我，跟着父母进行了首次人生大迁移。在我们离开上海的那天清晨，大伯，舅妈等好几位长辈都到上海北火车站送我们。临近开车，大伯挨个亲了三个侄儿，我看到一向很严肃，令我敬畏的大伯，竟然流下了泪水。 当天下午到达南京，在玄湖旁边的一家旅馆过夜，爸爸妈妈带我们三兄弟到一家名叫“一支香”的饭店吃淮扬菜。第二天乘渡轮过长江到浦口换车，我第一次见到长江，觉得它比黄浦江宽多了。我又第一次乘卧铺车，感到非常好奇，火车上竟然可以吃饭睡觉。蒸汽机车爬行了两天两夜，才把我们送到举目无亲的古城。好几辆大卡车顶着塞北凌冽的寒风（妈妈抱弟弟坐在副驾位置上），又把我们送到小南门外边张家村新造的公房里，当地老乡把这几幢青砖瓦的三层楼房称为“洋楼”。从黄浦江畔来到黄土高原，从城里小囡变成乡村娃子，从吃大米饭到喝小米粥，对一个十岁的孩子来说，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和神奇。尽管两年半后又回到了江南，但八百多个日日夜夜，编织了少年无数光怪陆离的梦幻，演绎了孩子多少五彩缤纷的故事，在以后走南闯北的日子里，始终难忘西安情。 当晚我们住在招待所。第二天早上到食堂吃了小米粥和花卷。上午行李家具运到，爸爸把我们安顿好后，就忙着给我们转学。由于职工子弟学校还未完工，只能先读地方学校。哥哥转进了小南门里的南四府街小学读五下年级，买了公交月票。我和还有一个同是上海来的小朋友转进了何家村小学读二下年级。 从上海高档洋气的刚刚从教会学校改制的卢湾区重庆南路第一中心小学，转到西安南郊只有四个初小班级的何家村小学，反差是如此之大。但我很快适应了这里的生活环境和学习环境。 上学第一天，爸爸把我送到了何家村小学，他就投入繁忙的工作中。 从我们住的“洋楼”出来，顺着大路往南走，当时这条路叫陵园路（现在的含光路北段），再穿过一条不知名的大路（现在的友谊路），十字路口的西南角有一家小小的卫生所，是后来陕西省人民医院的前身。一九五八年一月，妈妈在这里生下了我的小弟弟。过了卫生所，两边全是庄稼地和菜地，种着绿油油的麦苗和我叫不出名的蔬菜。约走两里地光景，到一所大学边上转往西走。这是一条乡间泥路（现在的西何家村路），大车走过的车辙深深的，冻得硬硬的，后来读到白居易的《卖炭翁》，我深切地体会到什么叫做”晓驾炭车碾冰辙“。我喜欢走在冰辙上，但有大车过来，只能跳到边上。也时不时会看到地边的骸骨和骷髅，可我没什么恐惧的感觉。有时候看到干净一点的大车驶过，我会跳上去坐一程，车把式到时会用鞭稍在你头上点一点，你就知道该跳下车了。有一次刚出大院门就碰到一辆大车，大爷说，“上海娃子，坐稳了，大爷要甩鞭了。”于是得儿驾，跑得很欢，电影《青松岭》中，长鞭哎，一呀甩，啪啪的响哎，就是这个味道。 何家村小学很小很破，矮矮的泥墙露出好几个缺口，对开的小木门摇摇欲坠，两排教室共四间。木头课桌板凳，泥墙泥地，窗户纸破了好几个洞，冷风呼呼地刮进来。操场坑坑洼洼，七高八低，四根细细的水泥杆上搁着两根木头，就是双杠。一个破旧的篮球架。n型的几间土房在一个土台上，那是老师的办公室，土台正中竖着一根旗杆，早上升国旗的。我们二年级的班主任姓李，是个女老师，高高瘦瘦，对我们这两个远道而来的插班生很照顾，问我们西安话听不听得懂，同学有没有欺负你们。那时我感到最不可思议的是老师同学吃两顿饭，上午两节课后，是他们开饭的时候，拿出了馍，就着咸菜，辣酱，大葱，吃得津津有味，说实话，真有点馋。后来妈妈给我们带点小点心。李老师也会给我们吃馍，那是夹着牛羊肉的。她告诉我们，同学中好多都是回族，所以你们不要把猪肉带到学校里来。我懵懂的民族意识，就是李老师给我启蒙的。同学们大部分住在学校对面的何家围子里，直爽，率真，也很“野”，上树，翻墙，凫水，就像“张嘠子”。我的同桌强娃子，会像猴一样窜上老槐树，摘下一大捧槐花送给我，花蕊甜甜的，很清香。 春暖花开时节，老师带我们去丈八沟春游（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个地方），我们在小溪里摸鱼，嬉水，玩得很开心。我记得那里还有一条小山坡，在这样的场合唱《歌唱二小放牛郎》，那种感受是无法同上海弄堂里相提并论的。 六一儿童节到了，我们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在土台上，大队辅导员侯老师给我戴上了红领巾，我感到无比自豪。 在何家村小学读了一个学期，因为洋楼东面的黄边张小学有了名额。爸爸就把我转过来了。再见了，李老师！再见了，强娃子！再见了，赶车的大爷！我还会来看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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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3-9 11:02
发表于 2021-3-12 0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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