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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春节之最故事系列之最凄苦的春节 我父亲以前是豫剧艺人，主演架子花脸，一次演出受了伤，从此不再登台。他另外还有个手艺，就是制作传统戏的服装道具。1956年，地区秦剧团到我们县上演出，知道了我父亲的手艺，便招录为事业编制的正式职工。在剧团，父亲平时承担服装道具的维修和制作，演出时他在后台管理头盔戏箱，每场戏需要的冠、盔、巾、帽，他都事前准备好。再就是挖掘、抢救传统戏。以前的戏文，都是口头流传下来的，现在要把它整理成文字资料。剧团雇了一个书写先生，父亲口述戏文，先生笔录下来。父亲也识得几个字，经他校对审定，再誊录一次，装订成册，上交团部，据说整理了不少。 1959年春节后，剧团为了发挥我父亲的余热，就在张掖县府街小什字路口租了个四间房子，前面两间是铺面，还有是套间，供我们居住。铺面门口挂起“戏剧用品工厂”的牌子，经营和制作戏剧服装道具。职工就是父亲、母亲和他的一个徒弟。此时，母亲、二姐、两个妹妹和我都到了张掖，我们一家就住在铺面后面的套间了。临来张掖时，困难时期的苗头已现有了，农村尤为明显，主要就是吃不饱饭。我三哥跑到新疆投奔舅舅找出路去了，家里就剩二哥、二嫂和还在上县师范的大姐。我二嫂还是农民，口粮不够，考虑到他们以后的生活，就把我小妹妹的户口留在了高台，其余都迁到了张掖。 工厂经营了不到一年时间，父亲生病住院，工厂停业，他的徒弟也被调走了。母亲白天到医院照顾父亲，大妹妹看着小妹妹。二姐和我在中午及下午放学后，拿桶式饭盒到剧团家属院的集体食堂把饭打来，也就是四个杂粮或细粮馒头，四碗少盐无油的菜汤，带回家去，等母亲回来再分着吃。 1960年农历十月初一，我父亲去世了。张掖没有几家亲戚，只有我母亲的大姐和娘家的一个堂弟，还有大哥、二哥和四哥赶来，置办丧事。家里没粮没法做饭，母亲从家属集体食堂里借来五斤馒头，供食用和当祭品。丧事料理完后，剧团领导派人到我家征求善后意见。我们这几个兄长都才二十几岁，不懂政策，拍着胸脯说，家里的事我们自己解决，便拒绝了。经弟兄三人商议，包括我母亲在内，生活费每人每月五块钱，一人负担一个月，三个月一轮回。 接下来，我们依然在剧团家属院的大食堂就餐，每次打饭，要是馒头或发糕，母亲就从每个馒头或发糕上掰下一块，若是汤饭，就从我们每个人的碗里舀出一些，匀给两岁多的小妹妹，办丧事还欠着食堂的五斤馒头，也没办法还。食堂管理员实在看不下去了，请示领导，就破例让我们退出集体大食堂，把粮本子给了我们，自起炉灶，还免去了所欠的馒头。 在家起伙后，母亲为了维持全家的基本生活，可真是费尽了心思，想尽了办法。每次做饭时，就用父亲生前制作的木杆土秤，秤好每顿的定量后，再抓出再一把放回粮缸里。饭熟了，她亲自掌勺，每人一份。若有剩余，平均添到我们四个孩子的碗里。到月底若有盈余，就给我们包一顿菜饺子或是烙点粗粮饼，让我们放开肚皮吃一顿。 每人五块钱的生活费，本来就紧巴巴的。我二哥的工资低，到他那个月，几乎每次都寄不够这个钱数。每到这个月，我们日子就过得更为艰难。我们这个住处，本来就是临时的。家里一张桌子，那时剧团淘汰下来的，就是戏台上官老爷坐堂办案的大条桌，还有两把小凳子，一个用于放置衣被的炕柜和一张炕桌，可以说是家徒四壁。为解燃眉之急，父亲的铜水烟袋、铜脸盆、铜茶壶全都送到废品站了换成小钱了。 1961年的春节到了，这是我父亲去世后的第一个春节。除夕，我二哥和二嫂从老家过来陪我们过年。虽然带了点吃的，也是极有限的。母亲是又欣慰又犯愁，欣慰的是有二哥二嫂陪我们过年，冲淡了悲伤的气氛。愁得是又多了两张嘴，吃饭更得扣紧了。晚饭，吃了一顿有零星小肉的白菜饺子。二哥安慰了一阵母亲，见她情绪好了，也就放心了。 初一那天，全家只吃两顿饭。上午饭，母亲抄了点豆芽、胡萝卜丁和肉末，倒进大米稠粥里一和，一人一碗（也就是天津人所说的“咸饭”）。随后，二哥、二嫂他们就回去了。接下来，依然和平时一般，吃糠咽菜，过着苦日子。这个年，我们没有新衣服穿，没有守岁，没有压岁钱，也没有鞭炮。因为还在守孝，也不能走亲串户。一家人盖着被子，围坐在烧热的炉炕上取暖，冷冷清清地过了个年。 随着国家形势的好转和经济的发展，这样的春节情景，我们家再也没有出现过，春节是一年好过一年。 1962年春节，居民的粮食定量提高了，我又是在四哥所在的地质队过的年，少了一张嘴，就比上一年的春节松活多了。 1963年夏天，经地委的一位干部大姐指点，母亲到地区民政处多次申请，终于领回了一次性的抚恤金500元。深秋时节，母亲从抚恤金里拿了点钱，带着小妹妹，顶风冒雪，千里迢迢上新疆，看望她日牵月挂的三哥和后来也上新疆的大姐去了。千辛万苦找到了，见他们过得还好，心里总算踏实了。年前回来时，捎带了三哥和大姐给的一些粮食、粮票和衣物什么的，再加上抚恤金的垫补，艰辛的日子总算挺去了，1964年的春节也过得比较宽裕轻松。 1964年5月，我们搬回老家，除了我二嫂，其他人都是城市户口，吃饭已经没什么问题了。那时，二嫂已经有了孩子，两岁多了。她虽然还是农民，由于从1963年起，这里的农业恢复了元气，年年丰收，她的口粮还是足够的。 1965的春节前夕，家里又开始忙活，祭灶，扫房，烙馍馍，炖肉，冷清了几年的家，重新充满了烟火气。我们祖孙三代人，不但有大肉饺子吃，大年初一的上午饭，是很久没吃过的锅盔和大肉豆芽炖粉条。贴了春联，放了鞭炮，度过了六十年代的第一个好春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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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2-7 1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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