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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永生叔
1965年父亲46岁,因患食道癌医治无效撒手人寰。从此,41岁的母亲与我们兄妹5人,本来就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现在更是雪上加霜。次年3月份大队按排了一户,横山水库迁拆户,来我们小队。 他姓吴名永生,(化名) 30开外年纪,中等身材,长方脸型。他热情好客,善于交际。新田房与我同辈都称他“永生哥”,唯我称他“永生叔”。其实永生叔大我10岁。也不知是什么何故,去横山吊桥村搬接他家那天,一见面我就这样称呼的。 原本我们龙池大队没有按排迁拆户,是因永生叔一家可带一头牛随队落户。正巧,我们生产队自成立小队以来,四年耕田用牛,一直靠其它小队支援。根据这一情况,原大队长黄正明(已故)就向公社把这名额要过来,按排给我们小队。也正是这极好因缘,才有我与永生叔下文所叙故事。 他家刚搬来第二天的傍晚时分,永生叔就来我家走访。那天晚上,我们虽是初次交谈,但话很投机,从我父亲病故和家庭概况,至小队农林土地面积及经济收入、粮食产量等概况他都一、一询问。那天我们一直谈到鸡叫头遍,此时,唯我家三间草茅棚里,一盏 微弱的煤油灯仍亮着,俩人弄点山芋粥,其实是山芋多米少,填补一下胃肠空缺才各自休息。 一天,永生叔对我说:“金祥,这几年往后山芋会值钱,我们生产队可从集体到个人,要着手多开垦荒地,来扩种山芋增加收入改善生活”。 听他这么一说,我说:“这确是好事一桩,但倘若这样做了,集体也许问题不大,个人去开垦荒地,属于扩大自留地——是搞资本主义。现在正在“文化大革命”的风头上,这样有些危险啊!” 他胸有成竹地说:“只要大家齐心协力,满上不满下,到时粮食产量上去了,社员增加了收入就是“真家货”。当初,我担任小队会计,也就把这一建议与队长徐洪根先勾通一下,再由生产小队班委会协商,也就一致同意并签名捺上手印实施决议。 那年头,大锅饭干活“大寨工”是岀工不出力,所谓“大寨工”每天出勤计工日,男13分、女11分。 如果是定额工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譬如挑一担猪粪,砍一担毛竹合定多少工分。自从永生叔来了以后,他主张可搞定额的全搞定额,并坚决按质按量计工。实行真正的“多劳多得”社会主义分配原则。 在他的出谋策划下,果然,近用三、四年时间的苦干实战生产队开出20多亩荒地,我们也受他的影晌,各个偷偷摸摸地扩大自留地。 秋收开始,不仅生产队山芋岁丰年稔,社员们自留地上也都穰穰满家。小队从原来毎人核定600斤上升为1300斤。另外每个山芋重量约少于150克,作小山芋不计口粮只作经济。 事实也真的应验了永生叔的预言,那几年,由于大力发展乡政企业,因此,很多企业家办起了山芋绽粉厂,山芋丝酒厂,山芋的价值翻了一倍。 1971年,在永生叔对我经济上的大力支持,扒掉父亲剩下来的三间茅草屋,盖起了四间丈三六石墙瓦房。 1972年永生叔,由于与新田房后任队长发生了剧烈矛盾,他一怒之下,全家迁至仙人洞小队。遗憾的是由于他身患绝症,享年68岁。虽然历史不能重演,我与永生叔的那份情义,永远在我的记忆中难以磨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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