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1976年春，毛主席他老人家还在世的时候，中央做出一项决策——凡在文革运动中受到“株连”，随家下乡务农的中学生，一律按下乡知青处理。这英明决策如一缕春风，驱散阴霾，使全国无数青年重见阳光、回到党的怀抱。 我和哥哥都是随父下乡的中学生。捧着北京开来的知青证明，激动得哭了……然而，当地只落实了我哥的知青待遇，却将我拒之门外。因为我有病，落实了就得治疗。可他们又不明说，编出一堆“理由”搪塞，说我父亲“有历史问题”、我“读书没毕业”…… 我质问他们：党的政策历来是“家庭出身不由己，革命道路可选择”“重在政治表现”；况且，我父亲的问题已经落实，是人民内部矛盾。难道就因为我错投娘胎，就犯下了比我父亲的问题还要严重的十恶不赦的滔天大罪吗？我和哥哥是一奶同胞，我父亲也是他父亲，他读书也没毕业，为什么落实他的待遇？ 回答是:“他是你的哥哥，比你大。” 有一个比自己大的哥哥，就阻碍了党的政策落实，这是什么逻辑？简直是天方夜谭，旷古奇闻！ 为了回到党的怀抱，为了治好病重返公工作岗位，在炕上躺了七年的我不顾家人阻止，给党中央写了300百多封上访信。手指磨出茧子，灯火燎着了头发，好端端一双眼睛累成了600多度的近视…… 三年后，在国务院领导的亲自督办下，当地终于落实了我的知青待遇。 一辆白色救护车驶进小山村，县知青办的领导亲自将我接进县城，随后将我安排在旅馆，等候送往省城就医。 这时公社知青助理高俊义找到我说，有件事求我帮忙。 高助理是身材瘦削的山东汉子，急公好义，办事认真，刚直不阿。他是我的恩人，为我的知青的事，不知往县里跑过多少趟，与县知青办主任吵翻了，还找过县委书记……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能为他出力，求之不得。他说我是为一个知青的事求你—— 咱公社有名女知青，叫卢秀珍，原来在白泡子插队。那有个青年点，后来那的知青有的招工，有的返城，只剩她一个人了。当时县里传闻，某大队书记利用职权奸污了6名年女知青（后来被判刑），她一个人不敢继续呆在那里，便求家里托人给她办返城手续。她母亲早年去世，家里是后娘当家，父亲花了2000多元没有办成（对于一个普通工人家庭，这是不小的数字），吓得不敢再办了。为了不让父亲为难，她只好在农村“扎根”，经人介绍，嫁给了我们公社一个姓于的小伙子。 小伙子很体贴她，为人老实厚道又很能干。唯一缺点——成分“高”。 这怨不得他，家庭出身不由己。话是这么说，可后来这成分成了他俩的灾难。小卢和小于结婚后没有房子住，只好住在婆婆家。家里有好几个小叔子，一年后，家里的小叔子也要结婚，婆婆让他俩搬出去。 他们租不到房，想自己盖，林场不批买不到房木。我们那里是山区，这时，小卢见村里其他社员盖房都是自己上山砍树，就让丈夫也去。丈夫不敢，她便自己上山砍树，一棵棵扛回来，然后和丈夫一起脱坯、和泥，累死累活，用了两年多时间，盖了三间房子。为此，小卢累得七次流产…… 有了房子，可以安心过日子了，不料祸从天降，有个新落户的社员没房住，偏巧又是大队书记的亲戚，而这位书记又是省人大代表。于是，林场工作人员下来检查，问小卢盖房的木头是哪里来的。小卢拿不出买房木的发票，房子被没收，交给了大队。 起初，小卢以为自己真的错了，感激林业部门既没罚款，也没将她送公安局拘留。后来，见村里其他私自砍树建房的社员都平安无事，唯独自己房子被没收，而且给了书记的那个亲属，她才恍然大悟。 小卢没处搬，呆在房里不走，书记的那个亲属强行搬了进来。结果，三间房，两家各住一头。不料，那家人得寸进尺，寻衅吵闹，还把尿盆放在厨房，小卢做饭时，公然小解…… 小卢找到公社哭诉，要求为她主持公道。 高助理找到那位书记，书记说这事是县林业部门处理的，与大队无关。他找到林业部门，林业部门说这是按照上面的规定行事，不服可以去告。他又找到县知青办，知青办说林业部门的事咱们管不了，让他找到信访办，而信访办又让他去找知青办。高助理像个皮球被踢来踢去，无奈之下，他让小卢往上写信，可这些信又都转了回来…… “小成，你替她写写吧，就算帮我了。”高助理说。 “我怕写不好。再说，我的问题能解决是中央有政策，她这……”我说。 “我说你行，你就行！” “那我就试试？” 见我答应了，高助理一招手，早已等在门外的小卢走进房间。只见她二十五六的年纪，个子不高，穿一身发了白的旧工作服，身体瘦弱得像片树叶，仿佛一阵风就能吹走。 “高老师，我……”她说话细声细气，眼里噙着泪。 “别这么称呼，咱们都一样。”我说，“你以前写的上访信可以给我看看吗？” 小卢点点头，从怀里掏了出来。 这是一封油印的上访信，字迹隽秀工整，文笔极好。从头到尾仔细看了一遍，我问：“这是谁写的？” “我不能说……”她的脸红了。 “可以理解，”我笑了，“这个人的水平远在我之上，你看这句‘我如一只孤雁，跌落沙洲’，我就是再苦读十年，也难达到这个水平。” “上面不重视，还不是跟没写一样……”高助理说。 “这封信的突破口不对。”见高助理和小卢有些茫然，我解释说：“这是个检讨书，通篇都是检讨自己的错误，什么我思想觉悟不高，平时学习不够，不懂法……文笔虽好，写得凄楚感人，让人落泪，但最后给人得出结论是，你值得同情，但不该违法砍树，林业部门对你的处理已经从宽，你应该知足。” “依你该怎么写？”高助理问。 “写上访信，首先要选准突破口。打个比方，就像杀猪，对准心脏一刀解决问题，否则对着屁股捅十刀也解决不了问题。” “说下去，说下去。”高助理连连点头。 “我觉得应该这样写，首先应该阐明，我（指小卢）是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的，扎根农村没有错；第二，插队知青没房住，县知青办和公社应及时解决，否则就是失职，国家有知青安置费嘛。” “一个人二百，我可以到县里去给她申请。以前知青这摊归张友管，我接手还不到一年……”高助理连忙表白。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知青没房住，当地又不解决，在这种情况下，知青为了继续扎根农村，自力更生自己建房，是减轻国家负担，没有手续可以补办嘛！” “照你这么一说，她滥砍盗伐还有理啦？”护理我的社员老徐在一旁插了一句。 “我没这么说。你继续往下听。关键是，那么多社员都砍树盖房子，为啥只没收我一个人的？而且，没收后书记给了他没房住的亲属，这不是假公济私又是什么？” “对呀！”众人说。 “还有，这位书记是省人大代表，能量大，下面的部门遇到问题绕着走，踢皮球，所以我的问题被推来推去，无人解决。” “对，就这么写！”高助理高兴得一拍桌子。 “那……那也得写写我的错呀。”小卢嗫嚅着说。 “当然要写了，就写我私自上山砍树错了——虽然是为了扎根农村，国家怎么处理我都行，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能只处理我一个人呀！” “如果那些人的房子都被没收了，他们不恨我呀……”小卢害怕了。 “我认为不会。咱们这新盖房子的有的是，有几家能拿出买房木的发票？这叫法不责众。顶多补交一点房木钱。” “好，就按你说的写！”征得小卢同意，高助理拍了板。 “别忙，最后我还有一条，今天的事你们必须保密，不许告诉任何人这封信是我写的。那个书记毕竟是省人大代表，我怕他以后报复。这可叫告他的御状啊！” “你俩不在一个大队，他能把你咋地？再说，还有我呢。出了事我兜着！”高助理拍了胸脯，说我的担心纯属多余（5年后我真的遭到了报复，这是后话，我将在下篇文字中写）。 我按照自己的思路，很快写好信，嘱咐小卢用挂号信直接寄给国务院全国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并祝她好运。最后说，如果问题得到解决，不是我信写得好，是国家领导重视知青问题，是上天锤佑你这个弱女，如果仍解决不了，我也没办法了。 五天后，我被抬上了省城治病的列车，而后又去了北京。因我的病情拖得太久，已经无法医治。二个月后，我返回了县城，重新住进旅馆，等待县里研究怎样对我进行安置。 无巧不成书。就在这时，护理我的社员老徐和一个陌生人，抬着一大箱子玻璃来到我的房间。一问才知道，陌生人和我一个公社，与老徐认识。 老徐告诉我，他姓善，他俩是老乡，还连着什么亲；他进城办事，把东西临时放在这。我和老善聊了几句，他说真倒霉，让人家给告了，而且告到了北京，县信访办把他叫了去，命令他一周之内必须把房子倒出来……听到这里我明白了，他就是占小卢房子的那个人。 他愁眉苦脸，像受了天大委屈是的：“你说这事能怨我吗，我没房住，大队把房子给了我，我就住呗，这事闹的……” 我为小卢打赢官司暗自高兴，不动声色地说：“你得快点搬呀，你应当庆幸，遇到的那个知青太老实了，要是遇到我们队的那个女知青，她敢拿刀砍了你，往轻了说，在你脸上挠一把，说你耍流氓，以后你还咋见人？” “是是。”老善吓得变了脸色，连连点头，“我这就搬，这就搬。我新找了个地方，没玻璃，这不，进城买玻璃来了。唉，这么老沉，公交车又不给拉，咋往回弄啊！” 恰好我有个朋友住在县城，是个玻璃匠。为了让老善早点搬家，我让老徐把他找来，按照窗户尺寸，把玻璃割了出来。 老善回公社时，拉住我得手谢了又谢。 我说不用谢，心想：将来要是知道那封信是我写的，你不骂我，就阿弥陀佛了。
| 
发表于 2018-2-23 07:59
楼主
发表于 2018-2-23 1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