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四海 于 2018-1-19 08:38 编辑
登上78次列车后，我发现车次变了游戏的规则也发生了变化。78次列车是专门运送知青的列车，它只在知青集中的地方停车，因此它在很多小站或是县城站都不停车，这就意味着我们在赵光上车后，再停一、二次后就直接到哈尔滨了，然后经长春、沈阳、锦州、山海关直到天津，从天津直接南下驶往上海。我们乘的这趟列车，也是赶巧了，乘务人员都是上海人，上自车长下至餐车的厨师都讲一口的鸟语，讲起话来唧里哇啦快的很，北方人很难听懂。精明的上海人查票方式也很特殊，他们不象东北人从车尾赶着查，把没票的赶进餐车，在餐车里补票；他们是把一节车厢两头堵，从两头查，凡是在这节车厢里沒票的，谁也跑不掉。然后由专人把没票的押到餐车去补票。我们晚上八点多上车，列车又停了两次后再没停车，坐车的人几乎全是知青，尤其是以上海知青偏多。
列车很快就过了绥化，时针指到了10点，突然我们这节车厢两头有乘务员晃动，我问宝兴说：“出什么事啦？怎么那么多乘务员？”宝兴起身环顾车厢首尾，就在此刻，听到乘务员讲话的声音：“ 知青同学们，大家坐好不要动，我们现在开始检票。由于人多大家不要走动，把票拿出来我们过去检………”突然其来的查票让我和宝兴吃惊，我们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他们就突然查票了。两头堵的方法确实很灵，没有办法只得跟着查票的人来到餐车。晚餐已经完毕，后厨的大师傅和服务人员都坐在餐车里休息，我和宝兴进来一看，车厢里已经有十多个没票的知青了，其中有四、五个上海知青，大家说说笑笑安然自得。一会，列车长带着一个年青小伙子来到餐车，二位坐在餐车收款台前，面对着大家。列车长五十来岁，中等身体，人长得偏瘦，长圆脸、嘴角带着笑纹；看上去慈眉善目的，像个很和善的领导。他旁边的那个年青的乘务员，看上去十八、九岁是个楞头青的小伙子，满脸的严肃、一脸的稚嫩气；看他的座相不象收钱补票的，倒象是审判的。列车长先讲了话，他说：“同学们，上车前沒买上票没关系，现在大家补票吧！”列车长说完后，半晌没人搭腔，这位领导看看大家，笑了笑，指着他面前一个上海知青说，“来吧小伙子，从你开始吧！”那个上海知青朝列车长眨眨眼说：“票太贵，我买不起，我只有二十多元钱。”说完他从棉服的兜里掏出一把钱来，放在桌子上面。那个年青的乘务员数了数桌上的钱，对列车长说：“车长，才十九块三毛，连一半的车钱都不够呀！”
那个上海知青接着说：“车长，对不起啊，回上海的车票太贵，来回一趟要一百一十二元，相当于四个月的工资，回趟家四个月白干。我家五个孩子，我是老大，我妈在里弄的小工厂上班，我爸爸没的早，我每月要寄十五元回家，所以我真没钱了呀！要不这样吧，给我留点饭钱，剩下的买票能到哪就到哪，如果你们不让我坐我就下车，行吗？……”列车长没有答话，看着桌子上的钱，显然是在思考着什么。在这挡口，宝兴说了话：“小伙子，这钱就不少啦，我还没这么多呢！”“你少废话，又没问你……你一边呆着，少插嘴……”宝兴一听，楞了一下，说：“嘿！你什么态度，你怎么说话呢？告诉你我们沒坐你们家的车，我们坐得是国家的车，是毛主席的车，我们是听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教导才去的黑龙江，才去保卫祖国，我们有钱坐车，没钱照样坐车，你别错翻了眼皮……”这时那个年青的乘务员说：“没钱就不能坐车，坐车就要给钱，你们知青不能是土匪吧？”此言一出立刻惹怒了许多人，这些没买票的知青立刻都叫嚷起来：“不许你污蔑人！”立刻餐车里乱作一团。
本来坐在一边看热闹的一位厨师，也情不自禁地讲起了话。他站在收款台一旁讲道：“小李呀！话不能乱讲的，怎么能说人家是土匪呢？现在谁家没有一个、两个的知青啊，我自己的小孩就是知青啊，也在黑龙江，车长的姑娘也是知青吗，也在东北兵团，不信，你问问车长吗？谁家都会有困难的，要搞搞清楚再讲话吗！”列车员小李忙说：“孙师傅我不是这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小李我问你，如果这个知青是我儿子或是列车长的女儿，你怎么办，你讲啊！”孙师傅的这番话显然刺痛列车长的心，列车长拍拍小李的肩膀说道：“小李你去把张小芸找来，让她收款。”列车员小李怏怏不乐地离去，一会来了一个年青的女列车员。张小芸坐在桌前，列车长说：“给他留三块钱的饭钱，剩下的钱给他打张车票，能到哪就打到哪吧。”很快就问到了我，我拿出电报让列车长看，同时说道：“列车长我爷爷死了，我突然接到电报，我还没攒够车钱呢，我们就有不到十块钱，您看怎么办吧。”列车长接过电报纸，打开一看，当然电文是“祖父病故速归”，看完后把电报纸递给我没言语，他接着问我身边的另个人，我一看这架势赶紧拉着宝兴转身就走，迅速离开了餐车。
火车很快到了哈尔滨，进站出站，然后径直南下。第二天的凌晨一点多，列车驶入天津站，去北京的知青必须在此下车，然后转乘去北京的车。列车进站后，我们帮助女生把行李搬下车，安排妥当后，顺着车厢往后走，打算从车站的后面绕出车站。刚刚离开车尾不到五十米，就看到前方站着几个人，朝我们喊：“回去！回去！走站台出站。”我们一看此路不通，只得转身走向站台出站口。来到出站口前，一位疏导员手拿电喇叭朝涌向出站口的人喊：“有票的乘客排队出站，没票的人员去补票室补票。”我听后，朝旁边一看，只见通道边上竖了块大牌子，写着：补票处。万般无奈之下，我和宝兴走进了补票处，我和宝兴商量好，在天津不能犯态度，爭取同情，打好感情牌，于是我边走边从兜里掏着我唯一的救命稻草———那封电报。补票处里已经没有人啦，我们走进屋里时，只有一位大叔在值班。进屋后，我们毕恭毕敬地站在那位大叔前。大叔看到我们说：“小伙子，从那来呀？”我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我们是北京知青。”“为什么没买票呀？”大叔问道。我回答说：“我爷爷去世，临时回家还没攒够买票的钱。”“到这沒钱的都这么说，怎么证明呀？”大叔继续问道。我回答说：“我有家里发给我的电报。”说完我把电报递给值班大叔。值班大叔戴上眼镜，在台灯下仔细看着，看了一会，他突然问了我们一个出乎意料的问题，他说：“你们认识李国英吗？”宝兴说：“当然认识，他是我们排长呀！大叔您也认识他？”值班大叔乐了，说：“他是我儿子。”我不由得心中大喜，心想这回好办了，我赶紧说：“大叔我们是国英的好兄弟，这回我们可找到亲人啦。您是怎么看出来的？”大叔指着电报正文上的小字说：“这收报地址不是建字107一营十二连吗？跟我写信的地址一样啊。”说完李大叔叫我们搬椅子坐下，聊起了家常。说到最后李大叔问道：“你们俩人什么关系？”我说：“他是我表弟，我爷爷是他姥爷。”李大叔说：“哎呀，你是姑表亲，既然这样，你们俩还有多么钱？”我回答道：“我们各有五块钱。”“你们俩必须买票回北京，不然到了北京再说没钱可不行了，他们会找你们的家里要钱的。”大叔说完，给我们办了到北京的补票，然后把我们送出天津车站。经过将近三个小时的候车，我们乘坐天津到北京的快车，在清晨六点钟左右回到北京。
时间荏苒，日月如梭，转眼间又到春暖花开之时，知青们又要告別家人，展转回到北大荒。探亲期间，我联系到了金生，跟他讲了我这次回家的经历，他听后认为，我们虽有胆量，但过程不算曲折，于是我们商定再次冒险：扒车回赵光。离京之前，我散尽了我的川资，在四川饭店请金生和宝兴二人吃饭，那时四川饭店还在绒线胡同内，饭店里还是四合院，他们做的干烧黄鱼，真是物美价廉，八块钱一份，两条一斤左右的黄鱼，装满一盘味香可口；再有就是干煸牛肉丝，四块钱一盘，牛肉丝吃到嘴里，那麻、辣、韧，越嚼越香，至今难忘。买火车票的三十块钱，花了二十四，我准备就揣着剩下六块钱，和金生、宝兴回赵光了。
伴随着送站，我们三人买了站台票，隨着去东北的知青，在11点40分登上65次开行哈尔滨的直快列车。在北京始发的直快列车，都是凭号入座，而我们凭站台票上车的是没有座位的。于是我们三人无目的的在车厢里踱步，巧得很，当我们踱步到卧铺车厢门口时，意外的发现车厢的门没锁，推开门一看，居然是软卧车厢，更让我们意外的是，当我们扭到第二包厢时，门居然开了；我们三个人没带任何行李，每人只背个书包，于是我们毫无牵挂地、堂而皇之地坐到包厢里。
最高兴的是金生，他乐的快闭不上嘴了，说道：“哥儿们，太捧了！你们知道吗，这回咱们算是超上了，咱们坐的这叫软卧！都是给首长预备的，能坐软卧铺的至少得师或军级干部，最关键是这里它不查票呀！”软卧车厢里太舒服了，我们三人在车厢里又说又笑，完全忘了自己的身份，好象我们就是这里的临时的主人，由于一时的安逸使我们渐渐忘掉了自己的危险。列车在锦州车站停车、再起车后，65次列车开始查票，而我们却在软卧车厢里，自成一统逍遥自在。突然，包厢的门锁咔咔做响，门被打开，车长、乘警陪着四名军人走进包厢。车长和乘警见到我们三人不禁吃惊，问道：“你们怎进来的？”金生站起说：“我们是不速之客，见车厢门开着就进来了。”乘警问道：“你们的车票呢？拿出来让我们验验……”金生说：“我们没票，我们给你们腾地……”说完拉着我们就往外走。乘警赶步堵住车门，抽出手枪：“你们不许走！跟我们走。”我们想推开乘警夺门而出，又有两名军人也掏出手枪，把我们堵住。无奈之下，我们被他们带到餐车。
在餐车里他们先审问金生，然后分別又确定我们的身份，后来听说，他们把电话打到北京，好一通的调查，然后把我、宝兴与金生分开，留着金生一个人继续调查。很快，列车驶入了沈阳车站，那时已是深夜，乘警把我和宝兴交给了车站警方，车站警方又把我们转给沈阳市收容所。于是我们有幸在收容所里渡过了十二小时。从沈阳车站出来，在黑暗的街道上行走，几经转拐我们一行二十多人被送进一间类似大车店的屋子。
屋里没有任何家具，一溜大炕足有三十米长，炕上的炕席已经破烂不堪，多处露出土炕的浮土。大屋里只有一个电灯，昏暗的灯光象根蜡烛，屋里一股骚臭味，原来地上放了两只尿桶。我心里明白了，他们把我们当成“盲流”了，也许我们象那些盲流一样，被送回老家。再看看身边的同伴，他们当中大多数是面黄饥瘦，衣着破烂不堪，看上去就象离了群的孤鸟，一副任人宰割的模样；但是如果你与他们交谈，他们那狡黠的眼神，让你不得不提防他们。现在想起来，北京也有这样的地方，就在永定门车站附近，也挂着“流浪人员收容所”的牌子，也专门收容那些在车站或大街上要饭的或失助的人员，只是那个地方从来没进去过。难以让人相信的是，我在四十年前就在沈阳市的收容所里走了一糟。四月中旬，沈阳的夜里还是很冷的。屋里的火炕冰冷，坐在上面能觉得它能抽走你身上的热气，我们没穿棉衣，当你身上的汗落下去时，寒意便袭上身来，而我们必须以身体的热量来与寒气抗爭。我和宝兴商量着种种对策，估量着发生的种种可能。我们想起了与我们分开的金生，不知他的处境如何。从那些老盲流口中得知，如果人多，明天可能就遣送回乡；如果人少，就让盲流们干活，等人员凑多后，他们再遣送。我们明白了明天面临时的两种选择。在矇曚中，屋里人们被唤醒，既不洗脸也不漱口，大家排队每人领了两个窝头和一碗菜汤。早饭后，来了一位队长。这位队长，来到这些盲流跟前，转圈看了看，说：“今天人不少啊，足有四十多人，今天遣送你们回家啊。” 说完突然指着宝兴说：“那个小胖子，你出来，还有你……”其实指的是我，我和宝兴赶紧来到那个队长跟前，他问我们两个人说：“你们是干什么的？家在哪？去哪里呀！”我们回答说：“家在北京，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赵光七团。”队长听后摇头说：“这两地我们都不去，你们俩自己想办法回黑龙江吧。这车站淨胡闹，把知青送这干什么？”我和宝兴一听，心里这个乐，像开了一朵大红花。
我们还明知故问地说：“队长，您不送我们，我们怎么回去啊？”那个队长斜眼看着我俩说：“怎么来的，怎么回去，用我教你们吗？不想走可以啊，去那边筛沙子去……”我一听忙说：“队长，我不是那意思，我们走，这就走啊……”边说边从衣兜掏出仅剩半盒“前门”烟，塞到这位队长手里，说：“您抽烟，我们立刻就走。”就这样我们离开了沈阳市收容所，来到火车站坐上了去哈尔滨的慢车。慢车最大的缺点是，只要是站就停，连一个道叉口都要停一分钟；而最大的优点是，它不查票，乘客随便上下车。我们耐着性子坐在车上，到下午三点多终于到了哈尔滨，在哈尔滨我们沒下车，随着火车坐到三棵树，到站后仍没出站，直接坐上去齐齐哈尔的慢车，最终在晚上十点多钟，到达赵光。
到家啦！站在荒凉的小站上，放眼望去，多么熟悉的赵光啊！熟悉的车站，熟悉的水塔，熟悉的票房，熟悉的团部前的牌楼，熟悉的邮局、团部医院；完完全全一种到家的感觉，因为你知道，你再也不用漂泊，再也不用流浪，这就是你的家！我们到赵光的时间，比在一起乘65次直快列车的人，晚二十四小时。对了，还有金生没说，金生真姓姓聶，他爸爸是北京军区后勤部的一位将军，他爸爸的老战友在沈阳军区，也是一位将军，他在沈阳车站跟那位两位军人盘道，最后盘出熟人。他让车长把我和宝兴放走，有什么事他承担，所以我和宝兴才顺利地离开列车。其实，什么责任也没有，一没偷，二没抢，三没犯罪；何罪之有呢？金生告诉我们说，车长说了：扒车的知青见多了，敢坐软卧的你们是头一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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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19 0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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