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四海 于 2018-1-4 07:49 编辑
下乡的第一年，我就认识李阿雯和王小刚。婷婷玉立的阿雯，天生一副好嗓子；小刚相貌堂堂，能编会演，人称“王心刚”。那时阿雯在队里喂猪，小刚在队里放牛。放牛的收工早，常常帮助拌猪食、冲猪圈；喂猪的时间灵便，见放牛的衣服经常被树丫枝权扯得窟窿串窟窿的，便时不时地帮着做些针线活，加上两人的兴趣爱好相仿，很快就好上了。那时尽管有许多女孩子主动追小刚，小刚都不动声色，一心放在阿雯身上。
第二年部队来招兵，队里推荐小刚去，体检政审全合格，可有人向公社反映：说小刚不关心政治，整日谈情说爱，有严重的小资产阶级情调。于是小刚到手的参军名额化为乌有。这给小刚打击很大。此后，除了队里安排的农活，他几乎拒绝了一切活动，久而久之被组织认定为“革命意志衰退”。三年过去了，招工上学迟迟轮不到他。当时我已在县里工作，小刚经常来信发泄苦闷，我也时时开导他。幸好阿雯在他身边，相互间的安慰和体贴，让他没有沉沦下去。
他俩相依相靠、日日耳鬓厮磨在一起，不料阿雯有了身孕。起初阿雯也没告诉小刚，她知道这可是绝密号的事。她打算自己想办法解决腹中的小生命：她私下里拼命灌醋，据说醋能打胎；她又躲在无人处拼命地跳绳，想尽早让肚子里的小生命离开；她还跑到溪水边，咬着牙关浸在水中，狠毒地想让寒冷(东北六月的溪水冷得也像冰水一祥)冻死小生命……无奈，母体中的生命是如此顽强！待她的肚子一天大似一天时，再紧腰束胸已无济于事。为遮人耳目，她告诉了小刚，已经晚了。他俩商定的结果是让阿雯回上海。(小刚打电话将此事告诉了我，说孩子生下后先放到宁波乡下去，绝不能让别人知道，等有了工作成了家再接回来；央我替阿雯买汽车票并托人定火车票。)
阿雯一路火车坐着硬席，双脚肿得像大象的粗腿，五天四夜才抵上海。万万没有想到，上海的两个家庭对阿雯的境遇竟暴跳如雷：父亲不容分说，抬手就是一记耳光，他不允许挺着肚子的亲身女儿一刻留在眼面前；母亲哭得死去活来，自己是居委会主任，家里出了这种丑事，还怎么走东家串西家地做调解工作？她诅咒阿雯即刻死去！阿雯拖着个身子又到小刚家。没等进门，便遭小刚姐姐的一顿臭骂；阿雯想进屋作解释，小刚姐姐拦住道：不解释也清楚，是你的狐媚心思，一手断送了小弟的前程；老娘看了小弟的来信，气得当场就送进了医院，你还有面孔解释？
阿雯事后跟我说，当时想到过——“死”。她离开小刚家后，马不停蹄地换了三部公共汽车到宝山。站在吴淞口的堤坝下面，眼望着一望无际的东海，真想一头扎进去，让滔滔的浊浪来冲刷掉周身的耻辱。然而，她迟迟下不了决心。她说：人，一旦决定要去死，脑子里满是你最最亲爱的人在拉你扯你阻止着你，让你无法硬得起百转柔肠，我就是被小刚和肚子里骚动的小生命挽留住的……我在表姐的单身宿舍里挤了一夜。第二天，妹妹拿着妈妈给的五十元钱来找我，我用这个钱，买了张火车票离开了上海。
她又是几天几宿的火车硬座，一路艰辛地回到了东北。她途经县城时，央我能否弄张汽车票当天就坐车回公社。见她脸肿得像甲状腺病人，原来挺大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走路也极其艰难(那时我也不清楚她已有九个月的身孕了)，便没让她走。联系让她住我在照相馆学习时熟悉的王阿姨家，谁知她不吃不喝足足躺了一天。临走时她问我借了件棉大衣。我说：十月份的天就冻成这样？她便告诉我已经有九个月的身孕了，穿件棉大衣纯是为了不想让人知道。我非常惊愕：这总归不是办法，我跟小刚打电话。她阻止我，她是不顾自己所受的屈辱和痛苦，还满心眼为小刚着想：别给他压力了，过几天会想办法跟生产队里讲的。
阿雯回去后的第二天，正值集体户上山砍柴，她穿着棉大衣也一同去了。一捆柴禾没打成，就晕倒在山坡上不省人事。集体户的同学都不知道她得了什么病？马上赶着牛车送她进了卫生院。白天还没诊断出来结果，晚上小生命就出世了。面对小生命的问世，生产队、集体户内外议论纷纷，众说不一。欣慰的毕竟是母子平安；开了天窗说了亮话，倒也坦然了许多。
可是，没足月的孩子难养啊！阿雯小刚不知费了多少心血。
有了孩子，必须马上补办结婚证；有了结婚证，也就是有了一个自己的家了。有了“家”，可以不再分心于招工上调的事，然而，这个“家”太难操持了：婴儿身上的、嘴里的，一一都要置办；生产队本来就穷，靠小刚一个人的工分挣不出三个人的口粮；一家三口，居住在集体户的一间房里，自己不方便不说，还影响旁人……于是，小刚求得生产队的允诺，觅得了去山里养蜂的活(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学会养蜂的)。
他带着妻儿象吉卜赛人一般，哪儿花盛便往哪儿搬。在深山丛林中一转就是七年——整整两千五百廿天哪！他的儿子独个长在大山之中，交流的只有父母两人，所以只会讲上海话，听不懂当地话。
这以后虽是落实了政策，举家回到了上海，真正过上了“家”的生活。可在当时，对于他们的成“家”后艰难的流浪生涯，知青们谁又敢步他们的后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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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4 0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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