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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75年，由于大学几年不招生，根本分不来医生，而我们已经当了八年卫生员了，领导就派出几名老卫生员外出培训。分别学内科、外科、儿科、化验等等，我被分配到西安医学院学习五官科。
我对这个学科一窍不通，医疗器械都不认识，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当时赤脚医生《春苗》电影正在上演，北京知青赤脚医生孙立哲的先进事迹被当成故事讲，孙立哲还从陕北到西安医学院当了革委会副主任。老师们听说我是革命圣地南泥湾来的，对我格外照顾，我虽然没有受过专业教育，但也没有受岐视。
先到口腔科，我的第一位老师姓宋，对人彬彬有礼，非常和气，对我很耐心，不知道解剖部位，老师画图给我讲解，要求我背会面神经及上下齿槽神经的部位，抓着我的手教我打麻醉。闲了没事时，让我给他讲兵团故事。刚开始我特别想独立拔牙，老师就是不放手，我无奈买了一个猪头练习拔牙，把拔下的牙拿给老师看，老师看来看去，说这切牙磨牙怎么这么大？我只笑不答，之后才说这是猪牙，不苟言笑的老师也笑了，后来也慢慢放手了。
我在口腔科坐门诊，有一天一个官太太模样的病人看我年轻信不过我，说她嘴里有个血管瘤，必须让教授看。这人有点来头，西北地区的口腔颌面成型专家董教授亲自从病房来门诊给她看病。我听说过医生爱病不爱人，就喜欢一些奇病怪病，有研究价值的病。专家亲自接诊，这个病例自然引起了大家的兴趣,年轻医生都围了过来。董教授叫病人张开嘴，牙龈上有一片小小的紫红色，用镊子一夹就掉了，拿出来一看，原来是一片枣皮......
我不明白一件事，别的医生为什么不太和宋老师说话，为什么他总上门诊不上病房？一次一个进修医生把牙拔错了，出了医疗事故，立即开批判会，让我最敬重的宋老师站上台检讨，说是他教学不力，造成事故。这时我才知道宋老师是个右派，1957年写了一张大字报，题目是《给党委一颗红辣子》。
当时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西安国棉五厂的工宣队进驻医学院，到这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占领上层建筑。这些工宣队员耀武扬威，对这些教授专家很不礼貌，经常当众训斥。一次开批斗会，一个老工人上台发言，气呼呼地念发言稿，“舍得一身祸（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就不怕你打复抱击！”要是我们农工早都笑翻了，可这里开会静悄悄，没有人敢乍翅。
我在口腔科学习三个月，学会了拔牙，后来又到耳鼻喉科学了三个月，这个学科很深，我只学了点皮毛。只知道患鼻炎，咽炎没好办法，学会了上颌窦穿刺。眼科最难，我学的时间最长，先弄清了解剖部位，知道了什么是青光眼，什么是白内障。多次和工农兵学员一起上课学习理论知识，学会了看眼底，验光，看裂隙灯，我基础差就要比别人多付出。
我最大的困难是没人给我看孩子，女儿不到3岁，托人说情送进了医学院托儿所。住集体宿舍，一个人忙不过来，只好把孩子全托，一周接一次，托儿费一个月24元，我的工资每月29元，还要吃饭，买书，孩子爸爸每月给我汇15元，还是不够，只能靠姐姐扶贫了。那些年我一直是我们家长期扶贫对象。
我学习兴趣正浓时，唐山地震了。动员大会后，眼科的住院病人劝其出院，给唐山来的伤号腾地方。晚上我们上火车站抬担架，给我们眼科抢病人，病房住的满满的，抬回的大都是骨折病人，只有一个眼科的，被木头房梁砸中后眼球挤压出来，抗震医疗队本来要给摘除，没顾上，给塞进眼眶内，简单包扎了一下。老师们检查后发现视神经还没断，经过细心治疗。视力恢复到0.4，这又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各医院都来参观。
我们每天给病人打水、洗脸、剪指甲，帮着上街买东西，听病人绘声绘色的讲地震，业务学习也停止了。
后来西安也闹起了地震，不让在室内过夜,天天抬钢管搭建防震棚，街上的防震棚五颜六色,各式各样，人心惶惶的，也学不到什么了，托儿所也停止了全托，这时我进修期也满了，就带着孩子和一大袋书回了南泥湾,结束了第一次进修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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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2-27 08:28
楼主
发表于 2017-12-27 10: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