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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夏季的一天，正在连里随大伙一起干活的我接到了场部通讯员吴庭雄大师骑着大洋马送来的通知。通知称经研究抽调我到驻场机务队工作组工作，并即刻报到。咱向来是哪里需要哪安家的服从组织调遣的人，当即卷起铺盖卷扛上肩头沿着去场部的小道很快就到了指定的报到地点场机务队。工作组其他几位成员魏黄生同志（组长）、王亚松同志、张琦同志、李新泉同志、李承春同志当时已经到了。很快场生产科常科长召集我们开会，说明了工作任务和要求，接着机务队吕队长也说了几句欢迎我们帮助工作的话，魏黄生同志则分配了一下我们各自的职责。我的任务当时是跟随余开银师傅用余师傅的话就是“政治上你帮助我，技术上我帮助你。我们两人相互帮助相互进步”。余开银师傅这番话也符合常科长给我们开会的讲话精神。
工作组没有闲的时候，很快我们就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去了。当时保尔塬正值夏收龙口夺粮之际，余开银师傅带我驾着东方红二八型拖拉机上了保尔塬，任务就是抢运收割下来的麦子。迄今我仍然记得极为清楚，当年大伙都非常卖力气的投入到麦收中去，一早那麦地里驱动脱粒机的柴油机就轰鸣不停。也许是希望我们早点成材，在从场部经三工区四工区上保尔塬的路上，余开银师傅放手让我驾驶了一段后，到了保尔塬他就让我自己驾车奔波于田间地头运送装满麦粒的麻袋。以后被正在保尔塬检查工作的柳场长看见了说“刚上车就让他一个人开，不妥不妥”。余师傅逐不辞辛苦的上车坐在一边指导我驾驶拖拉机。
在塬南那块麦地运输时，我因技术不熟练，驾驶机子只顾头过去了没有考虑拖车的间距比机头宽，结果拖斗的轴头把一条装满麦子的麻袋划了道长长的口子麦粒哗哗的流了出来。我赶快停车跳下去看咋接挽回。现场指挥收麦的韩淼大师大度的挥了挥手“你啵管呢，走，走。我弄”。我带着内疚的心情又爬上拖拉机继续前行。需要强调的是，我闯祸时恰好余师傅不在车上，就我一个人“扬打”才有此祸而来。
余开银师傅对我非常热心施教。不仅交驾驶技术还教修车技术，而且还从理论上说明为啥要这样做。一次我们驾驶28拖拉机途径四连到上保尔塬的上塬路时，余师傅要我站在机头前的横拉杆上，等上到了塬面平缓之处，余师傅告诉我“28型拖拉机马力小，拉的货又多，上坡时如果前机头过轻有抬头之虑，届时前轮一旦翘了起来那方向就失灵了，危险的很。”我顿时茅塞顿开。还有一次在茶坊拉货时，后车轮被扎破了需要补胎。那时都是机手自己补没有去修理厂之说。在余师傅的指导下，我用千斤顶支起车架卸下轮胎取出内胎用热补方法补好再照原样装好安好。因那时拖拉机没有安装气泵只能用打气筒一下一下充气。东方红28型拖拉机的后轮非常大，直径有两米左右，据余师傅说用打气筒充气，要充满一个后轮胎，至少得打两千多下方能达到规定的零点九个气压。我想我是来学习的还是工作组成员，必须独自承担这个苦差事，就使用打气筒一下一下的往轮胎里充气。期间余师傅多次要抢气筒子都被我谢绝了。
在机务队期间，师道会师傅驾驶的铁牛五十五拖拉机变速箱里的拨叉断了。那时买不到新拨叉，为不影响使用，场里想方设法打听到洛川县农机厂有位师傅有焊接拨叉的技术就派我去洛川完成这项重任。我星夜赶赴到洛川县农机厂恰好那位师傅回队里收秋去了，啥时候回来呢人家说“明天”。谁想一下子等了好几个明天，人家师傅这才回来。师傅回来后那事情就顺利多了好办多了。师傅当着我的面打开氧气瓶，用一根废旧活塞环当焊条把拨叉给焊接好。然后叮嘱我拿回去后“敲敲打打”对准角度安上即可。拨叉是焊好了我也给拿回来但无论咋接“敲敲打打”就是安装不上。一直到李承春同志从北京买到新拨叉那台铁牛拖拉机才在师道会师傅的一脚油门下继续怒吼着奔赴在金光大道上再为人民服务咧。
当时场里的那几部拖拉机因年代长了都有这毛病那问题的，如果技术不过硬或者马虎点就容易出岔子。那年冬天有一次我与师道会师傅驾驶28拖拉机去牛武拉煤。到茶坊后因师道会师傅另有他事就令我一个人去牛武拉煤。我在牛武煤矿把煤装好，在返回的路上，因加的柴油标号不对，油管冻住了自然发动机转不了了拖拉机也不走了。我按照师傅平时教的做法，先是对能够暴露在外的油管一一敲打了一番，接着点燃喷灯熏烤。但不知是技术不行还是天气太冷了，这样操作一番拖拉机倒是能发动着但走不了多远油又供不上来逐熄灭继续趴窝。这样反反复复几次，拖拉机起动机专用的汽油就消耗干净用不上咧。我只能使出浑身劲道用摇把摇车尽管累的满头大汗却发动不着。我只好再拦车请过路车帮助牵引启动。还好，一辆拉煤车停了下来帮助我牵引启动了发动机。谁想发动机好了离合器又分离不开无法换挡了。我硬靠已挂上的一个低速档开着走，连牵引时的钢丝绳都是牵引车的师傅大度的要我啵管呢人家收拾完毕的。到茶坊后，师道会师傅查看了一番说估计是离合器在牵引时出故障了也没说啥就这样我们两人凑合着把拖拉机开回场里。第二天师傅们一检查果然是离合器内部的一个拉杆螺丝锁止销子断裂导致离合器拉杆活动不到位所以分离不开。
我在冷库曾学过开车虽然时间不长却落下了个毛病，就是驾车换挡时总是有意无意的低头看看档位。这是司机操作的大忌动作！有一次我与刁宏雄师傅驾驶28拖拉机去延安采买器材。过了茶坊转向通往延安方向的道路后刁师傅要我与他换了座位由我驾车前行。当我驾车到了一上坡处换挡时我又低头看档位时，刁师傅当即严肃批评我“你跟谁学下的毛病！”我赶快抬头看路面手里则继续换挡。这一路只要换挡，刁师傅就密切注视我的动作，一有低头看档位的苗头马上提醒。正是在刁宏雄师傅的指正下，我的这个毛病被板正了过来。以后我这几十年的驾驶经历再没有了这个毛病。
虽然我们是以工作组成员身份进驻机务队，因我们认真把握政策尺度，工作作风扎实，虚心向大伙学习，与绝大多数师傅都很融洽，师傅们对我们也都很关照。一次下雪后，我们乘坐东方红七五从保尔塬返回场部，因乘坐的人多，我坐在驾驶室门口多半个身子都在驾驶室外。顶子上的雪化了流淌下来滴在我的衣服上，曹师傅看见急忙掏出手绢给我擦干。而我们呢，只要是对工作有利的，则处处事事都争着做、也不计较个人得失。我们虽然都跟车或者跑运输或者推土平地犁地播种，但都不领取司机补贴费（一个小时一毛钱吧。我跟刁宏宾师傅在三连对面推土时曾问过刁师傅愿意开推土机还是愿意开轮式机，刁师傅说开推土机也是一毛，开轮式机也是一毛“我还是愿意开推土机，每天八个小时下了班就回家了。”），更没有啥司机劳保啥的。当时拖拉机都没有挡风遮雨的棚子，到了冬季开拖拉机那风迎面而来大伙也明白很冷，所以那个年代陕北司机们都发的老羊皮大衣以抵御严冬的严寒，但我们工作组成员是没有的。像我随师傅出车四处奔跑就穿着场里自行制作的棉大衣，由于棉花絮的不均匀，有的地方就里外两层皮，根本挡不住寒风刺骨，但我们也硬撑下来谁都没有叫过苦！总之那段时间我认为我们与机务队的绝大多数师傅相处的都不错。
1975年过了国庆没几天，组织（那时场里有些事，地委指定慎新政同志临时主持工作）决定先给我和李新泉同志办理轮式拖拉机学习证。等我走完那套烦琐的申领程序，从延安车管所麻光明大师手里把相关表格拿回来履行最后一步“盖场章”，按麻光明大师说的就是盖好场章再来即可领证。当我找李世平同志盖场章时，李世平同志说这章不能盖“等指示”。我问等啥指示呢？李世平同志说你去问生产科常科长就知道了。我找常科长询问时，常科长说他甚也不知道别问他“你找政工科王科长问问”。我又去找到政工科长王叙文同志问发生了啥事？为啥这章子不能盖了？王科长说甚事也没有发生“咋接不能盖，他不给盖，那就盖我们政工科的章子”说着从抽屉里拿出政工科的章子就盖在了表格上。不想晚上李世平同志来找我，说场领导决定先把表格收回“以后再说”我就把表格给了他。李世平拿到表格看了一眼说“老王瞎胡弄个甚。盖政工科的章子能成呢”。
我离开场里申领学习证不过几天，咋接就出了这变故？我问魏黄生组长，他说他也不知道，不过黄生给我透露他和新泉“要先撤了”。带着这满腹疑问，那天吃午饭恰好在食堂遇到慎新政副场长也在那里用膳，我斗胆的问了一句，慎副场长这才说过去柳场长在时我们场领导们定下的事“都先不办了，等李书记来了后再决定”。那时，地区已经决定李忠厚同志任党的场领导小组组长以后成立了党委自然就是李书记。
场领导班子有变化后，工作组的工作该怎么做？谁也不知道，主持工作的场领导呢也不说该怎么办。工作组成员中，魏黄生同志和李新泉同志是四连的，四连邓连长因连队工作需要逐把二人接回连队了。李承春同志是一连的，一连本来就与机务队是门挨门的邻居，李承春同志连身子都不用转就回去开手扶拖拉机了。张琦同志呢虽然是二连的人但人家到工作组前就在专案部门忙专案呢。王亚松同志那时则被组织推荐上大学去了。偌大的工作组就剩我一个人在机务队了。只因场领导的更换，自然就有不少“你懂得”的事情发生了，我作为唯一留在机务队的工作组成员，那段时间就比较难堪了。虽然师傅们对我还是一如既往的那样，但总有些事是不好办的，这点也没啥可避讳的。当时保尔塬的战友们对我也是很关注的，他们得知我面对非我引起的局面后，都非常关心我，鼓励我“一定要按组织上说的办”。马彦军大师与师道会师傅沾点亲戚。为帮我一把，一次马彦军大师从保尔塬下来，特地到机务队请师道会师傅关照我。
需要说明的是，当时我不是没有眼力价看不出个眉眼高低或者是不想回保尔塬更不是还抱啥幻想期望，只是自己服从组织惯了不管做啥都得就等组织的话所以没有采取果断措施。还需要说明的是，我私下也做了些努力但是组织那段时间也很忙很难顾暇我的这点小事。我先是趁当时保尔塬主事的高明升同志来场部办事还是开会，赶快挡住请他是否能像四连邓连长那样做做工作让我回连队去，但高明升同志很为难说“场里不发话我哪敢收留你”。碰了一鼻子灰的我不死心不灰心继续找组织反映。我很费力的找到慎新政副场长，慎副场长说“你们工作组到底该咋办得研究。人家工区让回去的那回去就回去了。而你呢，先就在那里继续工作吧”。我也找过新调来的杨建德副场长，杨副场长坦诚的告诉我“柳生明期间的事我不管”。我也借了个胆子去找李忠厚组长（书记）。那时李书记忙的日理万机哪能顾得上我的这事！当时李书记边走的飞快边对我说“你找世平。这小事啵找我”。而“世平”呢则更简单就一个字“等”。那，就等呗。也就这简单的一个字“等”，1975年冬天，我获得了一次刻骨磨练的绝好机会！在没有任何取暖设备的大教室熬过了严酷的冬季！
1975年那个冬天出奇的冷。仍在机务队工作组的我因“你懂得”需要调整暂栖地。为了完成组织上要我“等”的重任，我找场后勤部门解决暂栖地问题。场后勤部门倒是大方，给我指定了场部水井跟前的一间废弃教室供我栖身。教室很大，我一个“二十九块八毛”的能住在此处，按照现在的办公面积标准那可绝对的“超标”。唯一的问题是教室里没有取暖设备而且窗户玻璃没有不缺损的。“很好，就这了。”我请服务员小崔给我开门，她非常惊讶的问我“我知道你胆子大敢住在这里。但不怕冻坏你了？”我笑着说没事。几十年后我们在北京相见提起那段往事，小崔当然如今得称老崔了还眼圈发红的说当年我蜷居教室的情形令她（他）们感慨万分。
为了抵御严酷寒冷，积极配合组织上顺利完成“等”的重任，在这间四处透风没有取暖设备的教室里，我做了不少抗寒工作！总结起来基本是六条：一是将两张椅子从中一合并就成为一张中间高两边低的“床”并放在屋子正中央。这样就不担心无意间贴到冰冷的墙上而加重寒气侵袭。二是晚上睡觉前我先到发电房（当时场里用电靠柴油机自行发电）去借用人家的电灯看书学习当然那里非常暖和连棉衣都得脱下。还是沾保尔塬战友的光，那时开油电机的师傅是保尔塬战友马倩茹的哥哥，所以我每天晚上去沾光又沾热的，马哥都是热情接待直到灭机熄灯我们俩才离开温暖的机房。三是找服务员要了好几床棉被，椅子上铺了三床，把盖在身上的被子一头用铁丝扎死这样睡觉时不会蹬通。钻进被窝后腿部再压一床被子，上面压两床被子以后嫌上面压的多了呼吸不畅就减为一床。四是在教室的各窗户框上方都楔进去几个大号钉子，找了几块没有人用的破被子，在被角扎上细铁丝做成挂环，晚上挂在窗户上就减轻了“西伯利亚”对我的直接侵袭。五是临睡前喝上一大杯滚滚的热开水尽量吧体内的寒气逼出来增强身体内部抗寒力。六是承继黄土高坡老先人几千年流传下来的抗寒妙招，晚上睡觉脱个精光钻入被窝，再把脱下的内衣放在两床被子之间，早上起来穿也不那么冰凉。在此特将此六条宝贵经验不收费地传达有可能还有无法依靠取暖设备捱过冬季的战友、群友、朋友们。
就这样对付着我毫发无损地捱过了那个严酷冰冷的冬季。转过年来明媚的春风吹来之时，也许是“等”到位了也许其他缘故，一天中午饭后我正在大教室里与几位师傅闲谝时，李世平同志笑容可掬的莅临大教室，他请几位师傅离开说“有事”，然后神神秘秘地低声告诉我“党的领导小组决定你回五工区工作”。我仍然是那副服从组织安排没的说的态度。于是李世平同志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盖有场印的介绍信递给我“今天就走”。我麻利的卷起铺盖卷把屋门钥匙交给了服务员小崔同志就开拔了。当我走到场部那几孔新石窑前通往保尔塬的道路时，听见有人叫我，我回头一看是李忠厚组长。他招了招手要我到他跟前去。我这又掉头朝他跟前走了几步。他说“你这就回五工区呀”，我答复是。李组长又说“嗯，冬天你娃在那屋子里冻美了。行，你娃还行。经得住组织的考验。回去好好工作。”我笑了笑说李书记（当时党委虽尚未成立但大伙都以这称谓称呼李忠厚同志）要没有啥事我就走了“还有十多里路呢”。李组长顿了顿挥挥手“你，走吧”就扭头走了，我呢也回身朝着保尔塬大步开拔咧。
如今回想起来，1975年冬季的偶遇，就是各级组织各位领导为我早点成材特地对我精雕细研呢。时至今日我仍然抱着感激不尽的一片感恩之心。
至于那张记载当年我荣辱经历的学习证申领表格呢？1976年6月我调离时，我曾找李世平同志询问压在他哪里的那张表格“咋接处理？”李世平同志非常慷慨的从办公室的一个柜子里翻了几下就翻了出来然后把写有我姓名的那张递给我“留个纪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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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8-19 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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