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罗大佑的两次聚会 作者：陶斯亮
摘要 不管怎么说罗大佑的格局是大的，已远远超出一个音乐人，也超越了台湾香港大陆的地理局限。他以“人本”的立场，文化的视角，中华民族整体的考量，用音乐旋律表达内心对这个民族命运的关注。
翻阅老日记，发现在1992年3月的某天，记录了与罗大佑的一次聚会。罗大佑?是的，你没搞错，就是那个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神”一般的音乐才子! 照理说我这个只会唱红歌的九斤老太无论如何与这位台湾流行巨星是搭不上界的，但偏就搭上了，并且彼此都有“一见如故”的亲近感。 之所以能与罗大佑相聚，全拜权延赤赐福。权延赤在九十年代初因写“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一书而红遍中国，成为炙手可热的军旅作家。照理说他也没机会认识罗大佑，但他有个律师朋友张赤军，张赤军的媳妇小赖是做演出经纪的，当时正接待第一次回大陆的罗大佑及其女友电影名星李烈，于是就有了张赤军扯出权延赤，权延赤乃当代豪侠，朋友如过江之鲫，他又呼悠来了一大帮他的朋友，我是其中之一。就这么着，罗大佑首次回祖国，第一个迎接他的竟没有一个演艺界的，全是八杆子打不着的人。 晚宴设在“港澳中心”。罗大佑完全颠覆了我对流行歌手的看法，他瘦瘦的，戴付金边眼镜，米白色衬衣束进牛仔裤里，下面是双白色旅行鞋，外套一件棕色皮茄克，整个人显得年轻洒脱，干净利索，言谈举止自然得体，甚是斯文而清雅。 现在的李烈已经是t台湾知名的制片人 《含羞草》是最早进入大陆的台湾电视剧，李烈扮演的范家慧一角是个专门玩弄男性的坏女人。艳丽的容貌和泼辣的演技 ，给大陆欢众留下了比女主角更深的印象。但现实中李烈却与角色天壤地别，她留着没烫过没染过的短发， 穿一件设计简约的灰绿色小格子短套裙，不佩载首饰。李烈性格活泼热情，大方率真，爱说爱笑，两只漂亮的大眼眼透着机灵和俏皮，丝毫没有明星的娇柔造作。李烈父亲是名将军，我觉得她身上有些气质与我们的“大院”子女有点相象，无论共军国军，军人家庭出身的孩子都有点“大大咧例”的劲儿，不知别人怎样，我是喜欢的。 客人中还有台湾“滚石”的副总经理张培德，他是个大块头年轻人，留着长发，束成马尾，待人真诚纯朴。 陪大佑来大陆的还有他姐姐，是名药剂师，身材苗条，穿着时尚。这位姐姐不同凡响，八十年代就是个“大陆迷”，5年里回过大陆六次，亲朋好友都认为她是“发疯”“胡闹”。也难怪这样讲她，因为有次她在沈大高速路上遇车祸，司机当场死亡，她也鲜血淋淋，在当地一间小医院做了清创处理，剃了头，缝了几十针，她原本以为破相了，没想到长的好好的，连疤痕几乎都看不出来。这样危及生命的大难也没能减低她回大陆的热情，甚至还夸大陆医生技术好，想到大陆办一所妇幼保健医院。正是在这样一位胆识过人的姐姐的鼓动下，才有了罗大佑首次的北京行。 再看看这边箱，正襟危坐的有中办秘书局局长李X，新闻出版署的一位司长，东城法院一位女厅长，财政部部助理李XX(后提为副部长)，加上权延赤，我，张赤军及小赖。几乎一水儿中共官员。我望了望两边阵容，竟卟哧一声笑了出来，这都是哪跟哪儿啊?实在有点滑稽。尤其李局长，中办大员，对社会上的事毫无经验。有次我们同去海口，一进屋李局就接到一位小姐的电话，嗲声嗲气的约他去喝咖啡。李大局长十分认真的问“这位女同志呀，你是那个单位的啊?”人家立马挂断电话，李局长还握着话筒“喂，喂，你是那个单位的啊?”我笑道“是鸡(妓)!”“鸡?在哪里呢?”憨厚的李局让我们大笑不已。 罗大估来大陆见的第一拨人就是如李局这般的人，不知会做何感想? 但奇迹发生了，看上去怎么都捏不到一起的两群人，居然毫无拘束感，很快彼此相融，饭桌上欢声笑语，杯光觥筹。罗大佑也粗犷了一把，与我们一样大块吃肉大碗喝酒。 这气氛的制造者非权延赤莫属。权延赤仍一奇人，他从小在警卫员中泡大，天不怕地不怕，内心狂野的如脱疆之马。他的小说《狼毒花》，就是依他父亲的一名警卫员为原型写的。在草莽英雄常发身上，自然也有他自己的影子。延赤是学工科的，但写作天份甚高，一天能写一万字。他的想象力无人能比，常常一跟斗飞到九屑云外，拉都拉不回来。他写我父亲，我看后楞住了，这哪里是我父亲啊?分明是他心目中的一个张飞式的人物。权赤延走笔如蛇，才华横溢，但却不善言词，甚至还有点缅腆。但在饭桌上他却让大家笑得前仰后合。那会儿不时兴讲段子，但权延赤几杯酒下肚，就将他几个“公公背儿媳妇”吃力不讨好的故事和盘托出，比段子可要精彩多了!他说在部队里三十岁刚过就火急火撩的求官心切，在干部大会上站起来公然要官，还说什么“起码当个团政委!”结果官没当成还挨了批评。第二件事是他偶遇两个小流氓打架，好心上去劝架，结果不仅没拉开扭成一团的两个人，自巳还乱中挨了一拳，一怒之下，他掏出随身带的吃羊腿的小刀(他在内蒙长大有草原民族基因)，往一斗殴者屁股上捅了一刀，结果是他被扭送到派出所了。第三件事更是悲催，一次他冒死将一落水女子救了上来，面对湿身躺在那里的女子，“我突然感到什么都没有了，就只剩下是一个男人。”他竟附下身吻了那女人一下。领导暗示他是在做“口对口呼吸”，他还死硬“不是，是亲了!”结果他救人还落一处分。这样的故事罗大佑闻所未闻，大为开心。延赤表情严肃，讲的非常坦诚，没有一点儿油嘴滑舌，这越发让人觉得他行为乖张的可爱。 酒足饭饱，但大家意犹未尽，便移师“亮马河大厦”去卡拉0K。此时大家已喝的微醉，不分彼此，勾肩搭背，摇摇晃晃的对着屏幕忘情的唱着。李烈说大佑在公开场合从不唱自已的歌，但今晚却一展歌喉，唱了《童年》、《恋曲1990》、《酒干倘卖无》、《明天会更好》，还有我最喜爱的《东方之珠》等他自已创作的名曲。 李烈也是多才多艺能唱能跳，今晚为我们大秀舞技，她跳的棒极了!够得上专业水平。李烈说她喜欢大陆电影歌曲，今晚唱了最喜爱的《血染的风采》，这倒有点让我意外。 权延赤基本醉了，大佑唱的时候他主动伴舞。他像一个小脑有病的人一样，七扭八歪，动作夸张而怪诞，却又极为严肃认真。他面部表情十足，美不滋儿的，常做出一副“贵妃醉酒”态，用当前流行语就是“可爱得不要不要的!” 把大家逗的，个个笑得肚子痛。 很晚了大伙才尽兴而归，个个晃晃悠悠的。如果本文到此为止，也没太大意思，但后来发生的事才真正震撼了我。 四月一号我意外接到李烈从香港打来的电话，说罗大佑几次都不肯来大陆，但这次回来非常开心，对北京印象很好，下次回来还要再聚，把权延赤好好“修理”一番。还告我大佑要发份传真给我。 三，四天后，果然收到大佑从香港发给我的一封传真信，信中写道： 陶姐：您好! 初次到大陆，第一站就是北京，这次北京行的意义毕竟格外特殊。 尤其发现同是两岸中国人的沟通，竟是如此融恰和顺畅，简直出乎意料之外。当晚的聚餐与Karaok的同乐画面，毕生难忘。比起许多早就进入大陆的台湾人而言，我算是“老土”了。祖国山河，惊鸿一瞥，瞎子摸象之余，只有自叹见识之不足。 上一代恩怨，显然在我们这一代的身上已到了必须化解的时候了。人毕竟是人，中国人尤其毕竟是中国人，谁愿意回到那种同宗对立，同族敌视的过去呢? 回到香港之后，每每与李烈谈到是晚见面发生的种种，总觉得人生若是沉浮之余，似乎只有类似当晚的“非预料性”的人性的沟通，好象才能找到生命与生存意义的价值所在。我们身为晚辈，或能体会到您这一代所经过的生平，许多事，尽在不言中，难为外人道也。但大家想为这块土地与这个种族所尽的一份心，应是相同的。 未来的世界，我们都可以见到，应是乐观的。酒后传个真，希望您别介意。 当晚老权酒后是有点失态，我们可别轻易原谅他，下次见面再共同好好 “斗争” 他一次，顺便一娱大家。 赤军兄实为一难得的热心朋友，赤诚之余，亦不乏冷静与客观的个性，是人才。北京不愧为中国的首都终于领略到了，在第一次的大陆行，北京行。 一两个月内，将再次造访，希望再见到您，再叙其它。 祝安好! 弟大佑 1992-3-31 凌晨 这封31号写的信，我到4月4号才收到，而这天正是我的生日，我把它视为大佑赠我的生日礼物。不久后李烈又托小赖送了我全套的大佑DVD碟。 这封意料之外的信，让我心潮难平，久久回味。两岸中国人，看似有着难以跨越的鸿沟 ，罗大佑尤有代表性，他是台湾本土人，与大陆毫无干系。那么为何一次“非预料性”聚会会让他生出那么多的感慨，并因此认同祖国和北京呢?其实大佑已经做出了答案，那就是这“第一次”“非预料性”的安排，恰恰给予“人性”的释放创造了宽松，让同为中国人之间沟通格外顺畅。当晚每个人都恢复了本真，试想一下，如果老同志个个摆出领导模样，打着官腔，而大佑又在那儿耍大牌，看不起大陆“土包子”，那又会是种怎样的结果?出乎本性，发自内心的真诚，并非仅仅是一种待人处事的手段，而是蕴含巨大能量的神奇武器，它能化解大到国与国小到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与敌对。我们与罗大佑之间本应有的冰嫌能倾刻消融，正是由于“真诚”二字。 一年后，也就是1993年2月，小赖交给我大佑的第二封信，如果说第一封信主要是释放善意，那这封信则是直抒胸臆，表达了自已内心的看法，以及对“中华新纪元”的期盼。 大佑在信中写道： 毛先生1950年告诉中国人民“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是在一连串的斗争之下，却又让中国人民在精神上跪了下去，他自已却成为一个空前的神。蒋先生在台湾搞的，当然不如毛先生在大陆来得大，但基本上也是一种神化个人的一套。音乐有它自已的生命，应只为“人”服务，绝不为任何个人或政治目地服务，这点骨气，中国人还是应该有吧! 听张赤以及小赖略微提到您个人的过去，其实非常佩服您坚守的“人”的原则。 最近开放改革，来过几次大陆后，发现中国人的世界已经成熟许多，不论大陆，香港台湾都在面临一个全面重整。原来认为不可能的事，现在都已在无形中展现开来，这是最开心的地方。封闭隔绝与仇视了那么久，终于还是有机会看到一个原来想是绝无可能来到的新纪元。 罗大佑生于台湾长于台湾, 对他的某些言词应予以理解。不管怎么说他的格局是大的，已远远超出一个音乐人，也超越了台湾香港大陆的地理局限。他以“人本”的立场，文化的视角，中华民族整体的考量，用音乐旋律表达内心对这个民族命运的关注。如《东方之珠》、《亚细亚孤儿》、《乡愁四韵》、《明天会更好》等歌曲都流露出他作为诗人的敏感和忧患。但有些歌词政治性太强，防碍了其流行。 不久后我们再次的聚会，更加印证了我的看法。1993年初春，大佑和李烈再次来京，一年不见，大佑依然是那么清雅，李烈依然是那么热情，姐姐罗懿芳也依然是那么时尚。这回张赤军请他们去“天桥茶乐园”感受皇城根味。一进园子，一股老北京天桥气息扑面而来，八仙桌上摆满了驴打滚、螺丝转、豆汁焦圈等老北京小吃。我佩服大佑居然能喝下一大碗豆汁，还干掉两碗羊杂碎。娇小的李烈也吞下两只火烧夹肉，看得我不吃都觉得撑了。那晚的节目以杂耍为主，只有“单弦”一个说唱节目，大佑听得正来劲，演唱就结束了，大佑大呼不过瘾。大佑从事的是现代流行音乐，绝对是“高大上”，但他对民间传统这种“下里巴人”亦能尊重喜爱，说明他愿从一切音乐元素中去吸取养分，这也是种素养吧! “茶园”散场，张赤军带我们去一家叫“民芳”的小铺子吃宵夜 。我从没进过这么脏乱的餐馆，但里边生意真是出奇的好，都晚上十点了人还满满的。这小馆经营绝窍就是登不上大雅之堂的家常菜，什么猪肉粉条，韭菜鸡蛋，酸菜粉，土豆丝……价格便宜得惊人。我们要了一大桌，盘子摞盘子，毫无优雅可言，但大佑李烈这样红遍两岸的巨星却毫不介意，坐在摇摇晃晃的三角凳上，双脚踩在油腻肮脏的地上，捧着缺边少齿的粗碗，吃得不亦乐乎。从此我再见任何一位明星，总免不了拿罗大佑做参照，“人家罗大佑都怎样怎样的，你别跟我来这样这样的!” 从初识罗大佑至今，二十多年弹指一挥间，虽然此后再无机会接触，但一直默默地关注着他。他是公众人物，什么动静都会见诸报端，所以我得知他后来到北京来发展，参加“纵贯线”演唱组合而纵横海内外，担任《中国好声音》评委……他至今仍是受大陆观众热爱的偶像，特别在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那批人中更是具有指标性的音乐人，甚至被称为“教父”。 而我，除了喜欢他的歌外，更把他当做“慧星式”的朋友，那慧星从天而降，瞬间而逝，但在璀璨的星河中，谁会忘记那颗划破夜空扑向大地的耀眼之星呢! 2015·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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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4-1 14: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