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笔耕 于 2016-3-29 11:36 编辑
【寄哀思 燃心香】
望崖忆母
高崖石缝燕觅窝，慈母血汗染小河； 心头红烛亮五代，无量神香年年着。
我的母亲邓氏，是偏僻山区的农家女，17岁嫁给我父，生有7个孩子，前面是我的6个姐姐，一个抱养兄，45岁才生的我，47岁失去了我父亲。她前半辈子在当地所谓的富有人家里当媳妇、做家务，没享大福也没少受苦。由于当时受浓厚的封建思想统治，妇女没有地位，与其说是“掌柜奶奶”，还不如说是“佣人侍女”。她什么活都得干，既要伙同别人做十几口人的饭，又要织布、洗衣、照看孩子，还要下地干活，穿的是粗布大褂，吃的是洋芋酸菜，睡的是光蓆炕，几人盖一张毡，白天还要卷起来立在炕旮旯里。虽然如此，但比起当时的穷苦人，还真的享福着呢，剥削阶级的日子她还是过了的。她的后半辈子受尽了苦难的折磨，特别是我认为自从不公正地戴上地主分子的帽子以来，几十年确实活得不容易。为什么说是不公正地戴帽子了呢？我认为，在当时我家定为地主成分，不能说错，是大势所趋，“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但实事求是地讲，毕竟是偏僻山区寒酸的小地主，既没有贾府式的豪华宅院，也没有黄世仁一样的险恶狠心，更没有花天酒地的奢侈生活。说住的四合院，只不过的一般的瓦土房；吃的家常饭，掌柜的也没另起灶；穿的是自织的粗布，食用的是用粮食换来的土盐巴。对雇工的剥削，肯定是有的，但这些长工、短工们在土改时对我家并没有多大的仇恨。地主分子的帽子应该是我父亲戴的，偏偏他临阵去世了，再能给谁戴呢？总不能只有地主成分而没有地主分子吧！命运该如此，只有认了吧！但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确实是不公正的，因为她既没有剥削阶级的地位，又没有剥削他人的事实，只是剥削阶级家庭的一个主要成员而已。 1952年土改初期，我母亲遭受了严重的人身伤害，批斗时被个别极左分子用麻绳吊上屋梁，逼着要银子，要不是土改工作组的同志及时赶到制止，就会要了命，留下了终身胳膊疼痛的后遗症。当时5岁的我，在西房里听到母亲在北房里一阵阵的惨叫声，吓得哭缩在姐姐的怀抱里。可怜的母亲一手提着栲栳，一手拉着我，到临近村庄里讨饭，好心的人们给我馍吃，给我水喝。娘俩在山坡上拾地软，挖野菜，天黑了不敢回家去，害怕再绑斗她。我和我的六姐偎缩在母亲怀里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 为了养活我，留下的土地全凭母亲一人去耕种，凌晨鸡叫两、三遍时她就起来了，忍着胳膊的伤痛，架上两头牛，扶着几十斤重的木犁去耕地，当我和我姐在太阳冒花时去地里送幺食时，见母亲累倒在地头，牛把扛子捩坏后跑到地头吃草去了。当麦子黄了的时候，母亲一个人在那么大的一块地里收割，熟过头了的麦穗因来不及收割掉得满地都是，我提上栲栳一个一个地检，母亲心痛地哭了。打这以后，我的舅舅大力援助我们，每年春种夏收，姑舅们吆上牲口、拿上工具来帮忙，总算度过了极端苦难的时期。 家里没有经济来源，连买盐的钱都没有。记得有一年过春节，我不小心把家里唯一的做饭的砂锅打破了，没钱买锅，只得用铁丝把破锅箍起来，用面泥糊起来凑合着做饭吃。母亲从山上把柴禾背来，细的留下自己烧，把粗的捆成捆背到20里路外的会川街上去卖，一趟只卖五、六毛钱；一到秋天，母亲领着我进山摘酸刺颗颗，拾李子胡，揪苒苒子，取皮晒干后拿到街上去买，换得零用钱……。 为供养我上学，母亲把卖柴收入的钱舍不得花，积攒起来为我买书买笔，把旧衣服缝了又补，将从山上採来的野棉花装入鞋内御寒，生怕把我冻着。1958年集体吃食堂，一顿饭只给一瓦罐菜汤汤，母亲把面疙瘩和稠的给我吃，自己喝稀的。在麻家集住校上初中时，每周回家一次取吃的，母亲平时舍不得吃，舍不得喝，把节省下来的面粉擀成面条让我带走，在给我的洋芋焌焌里加的面多，而自己就以芋皮、野菜等填肚。她常说：再穷也不能穷娃子，再苦也不能苦学生。 1958年大跃进期间，母亲去铁沟背矿石，还被迫砸锅拔锁，上交铁器，以便完成大炼钢铁的任务。半夜起来，集中到河坝里深翻土地，饿了啃冷洋芋，渴了喝沟里的水，吃尽了苦头。 到1960年，更是雪上加霜，人们吃树皮、草根，饿死的人到处都有。当我和母亲在生死存亡綫上挣扎的时候，我的六姐姐挽救了我俩。她将我俩接到会川街上她家里居住，一家五口人靠我姐夫的低工资生活，母亲就加工大饼、打零工、给别人领孩子、给别人做饭等挣点钱垫补，缺乏粮食，就挖野菜补充。记得有一次吃了我从山上挖来的剧毒野菜做的面汤汤，差点儿将我和母亲毒死，经过紧急抢救才把命留下来了，幸好当时我姐不在家没有吃，给3岁的外甥另吃的面条，他俩才免遭此难。自1964年我弃学参加工作后，生活才有所好转。1965年城镇居民下放时，母亲、爱人及只有6个月的儿子春林三人又被迁移回到了老家高石崖。由于我在外地工作，一年只有12天的探亲假，顾不了家，婆媳俩就共同撑起了这个家，又开始了艰辛的务农生活。母亲领孩子、做饭、地里农活啥都干，这一干就又是10几年。在这段时间的后期里，由于母亲的年龄大了，她的主要精力集中到领孙子、帮儿媳做饭和自留地的耕作上。她对孙子、孙女非常疼爱，姑姑们看望她拿来的好吃的，自己舍不得吃，留给孙子吃。每到冬天凌晨，天不亮就操心把上学的孙子叫醒，把及早在自己被窝里暖得热乎乎的衣裳给穿上，把做好的热馍馍给装进书包里后送出门，晚上站在大门口等着接回来。和儿媳妇十几年关系处得很融洽，风雨同舟，亲密无间。在关键时刻，她挺身而出，保护孙子和儿媳。记得在1976年8月，由于连降暴雨，引发我家住处后山的山体滑坡，大量泥石流从我家门前倾泄而下，在十分危机的情况下，她让儿媳妇领上四个孙子到别处躲避，她自己在家里坚守看家，她把肚子吃饱，把寿衣穿上，坐在炕上等着与房产同归于尽，但幸运脱险了。 她像一棵大树，保护着家小，一把屎一把尿地把4个孙子领大，直到得病卧床不起时，仍牵挂着孙子及家里的事。她患重病治疗无效，于1981年7月6病逝，终年82岁。 在1967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戴有地主分子帽子的母亲，遭受了严重的迫害和打击，接受造反派批斗，脖子上挂上牌子罚站，体罚修路，扫雪，拉沙子，进贡劈柴，三天两头写保证书，限制人身自由等等，70岁左右的老人，是怎么艰难地支持下来的，可想而知。有几次罚站都支持不住昏了过去，多亏有孝顺的儿媳妇处处照管才没有发生大的问题。当文化大革命结束，小平同志拨乱反正时，我的母亲已经含冤而去了。安息吧，我的慈母！你的子女和亲人是不会忘记您的苦衷和恩情的，您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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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3-29 1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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