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高音歌唱家张权和丈夫的右派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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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高音歌唱家张权和丈夫的右派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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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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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这是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张权一生最爱唱的歌曲，歌声婉转悠扬，充满了无尽的思念和期盼。这首歌也倾泻出她和丈夫莫桂新之间生离死别的全部情感。听了，催人泪下。

郎才女貌 夫妻情深

1919年出生于江苏宜兴的张权，与莫桂新于1936年同时进入杭州艺专声乐系学习，在这里他们相识相知。莫桂新出生在天津，比张权大两岁，南开中学毕业。抗战爆发，杭州艺专内迁，他俩随之辗转流亡，经黔、湘、滇数省，最后到陪都重庆。1942年元旦，莫桂新和张权从青木关国立音乐院毕业后，走入了婚姻的殿堂。美丽端庄的新娘和潇洒英俊的新郎令人称羡，都说是天生的一对儿。婚后，两人在重庆主演反战歌剧《秋子》，连续演出50多场，轰动了整个山城。当时在重庆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观看了演出，对张权和莫桂新的演技和歌唱十分欣赏。

抗战胜利后，他们举家北上，移居天津。两年后，夫妻俩第一次分开了。1947年6月，莫桂新依依不舍地送别张权搭乘“戈登将军”号轮船离沪赴美进修声乐。

张权在海上漂泊了20天，到达旧金山时口袋里只剩下15元钱。她在举目无亲的国度里自立谋生：做保姆，打扫公共宿舍，当图书馆管理员……9月，她进入纳萨瑞斯学院，系统地学习了舒伯特、舒曼、李斯特、施特劳斯等人的艺术歌曲，掌握了高超的演唱技艺。一年多后，她获奖学金，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美国依斯特曼音乐学院，先后获得音乐文学硕士学位、音乐会及歌剧独唱家证书。当时中美没有建交，英国和意大利为争夺人才，曾以优厚待遇邀请张权去深造或加入他们的演出团体，均被张权谢绝。

1951年9月20日，张权在周总理的邀请下冒着风险毅然搭乘英国轮船回到祖国。

当她双脚踏上祖国大地时，真想痛哭一场。就像一首歌里唱的：“胡桃花开吊吊长，远离家乡想亲娘，娘想儿来想到老，儿想娘来哭断肠……”

她与当时在华北军政大学学习的丈夫莫桂新团聚了。在北京东城无量大人胡同15号一个四合院里安了家，这是一段最温馨安宁的时期。1953年，随着小女儿莫燕的出生，家里更增添了欢乐气氛。

张权与莫桂新被分到北京人艺，后又一起进入中央实验歌剧院。张权参加了《王贵与李香香》的序幕领唱；在中苏友好条约签订一周年晚会上用俄语唱苏联歌剧《青年近卫军》中的两段咏叹调；在纪念民主德国国庆节晚会上唱了李斯特的《萝列莱》时，一些德国人把帽子抛向空中，跑进后台用德语对她说：“你肯定是在我们莱茵河畔长大的！”

在北京天桥剧场演出歌剧《茶花女》，是张权艺术的鼎盛时期，轰动了整个京城。她精湛的艺术造诣和高水平的歌唱艺术博得极大好评，连续演出100多场而不衰。她被媒体誉为“东方茶花女”。

周恩来总理、陈毅元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观看了演出，并表扬了她的爱国主义精神，赞扬她的艺术成就。那年，张权刚37岁，正值最好的年华。

天有不测风云

天有不测风云，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开始了。

《文艺报》记者姚莹澄为完成上级布置的鸣放任务，去采访张权。张权响应党的号召，直言不讳地谈了单位领导存在的问题。姚莹澄回去后整理成文，以张权的名义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我》的文章。不久，随之而来的“反右”运动中，张权被打成“右派”。

张权在文中直言，她刚到北京人艺时，有的领导公开讲，“像张权这样的美国妇女，若是站在人民的舞台上，简直是不能容许的。”她知道后很伤心：我难道连一个中国公民的称号都不配么？！中国实验歌剧院第一次上演歌剧《茶花女》，张权作为当时国内最具实力的抒情女高音歌唱家，无疑是剧中女主角薇奥列塔的第一人选。然而，歌剧院领导却安排了一位来自延安、唱民歌的院领导夫人主演薇奥列塔（后由于那位演薇奥列塔的演员实在力不从心，才把张权提上来）。这显然不是公正对待。

就是这篇《关于我》的文章，张权被院领导视为“向党进攻”，定为“右派”，工资连降三级，暂留剧院为演员拆洗演出服。而莫桂新则因“解放后隐瞒历史”，加上鸣放期间“攻击肃反运动，妄图翻案”，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兼右派”，送往兴凯湖农场劳改，不到三个月就病逝了。

这里，需要补充的是：不仅张权夫妇双双成了“右派”，而且采访张权的《文艺报》记者姚莹澄和她的丈夫——《文艺报》副总编唐因，也双双落网，都成了流人夫妻……

周总理得知张权的情况后，曾指示文化部长夏衍予以适当照顾。

1958年，张权被多次批判后被遣送黑龙江安达（即现在的大庆，当年是萨尔图牧区）劳动改造。夏衍部长事前曾与哈尔滨市委负责选调具有专业特长的“右派”去哈尔滨工作的马楠同志（军队中最大的“右派”——儒将陈沂的夫人，随丈夫下放到哈尔滨市任文化局长）提到张权，说：“有这么个人，可以调去用，这人是个南方人，在运动中夫妻双双出了事，丈夫下放北大荒不久就去世了，她一个女人，带着一家老小在北京，看来目前北京的环境对她有不尽适宜的地方，你们调去可以发挥作用。她就是演过《茶花女》的歌唱家——张权。”

于是，马楠赶到哈尔滨车站，从北京开往安达的火车上中途拦截，〖马楠当时自己也是右派，有勇气！〗张权才有幸被留在哈尔滨市。

1961年3月18日，黑龙江音乐史应该铭记这一天，由于受难的音乐巨星来到了哈尔滨，她的歌声从此激活了这座美丽城市以至整个东北三省。

哈尔滨之夏的由来

当年担任哈尔滨市委宣传部长的牛乃文回忆说：张权来哈尔滨后，她没讲任何条件，只是说想唱歌。她的第一场演出是在呼兰县，一炮打响。到了5月份，举办了一场“张权独唱音乐会”，内部演出，不对外售票，因为她的“右派”帽子没摘。她演唱的《月光颂》、《茶花女》和中国民歌，唱得丝丝入扣，确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啊！

事后，张权兴奋地说：多少年没这么唱了，哈尔滨给了她温暖，给了她鼓舞，是她施展才能的好地方！

张权被安排在哈尔滨市歌舞团，她那为祖国献身音乐事业的热情被重新激发起来，在半个月里连续开了13场独唱音乐会。

1961年底，张权被摘掉“右派”帽子后，她的积极性更高了。虽然家境困难，环境艰苦，她并不在意，把整个身心都扑在艺术上。

哈尔滨之夏是美丽的，具有张权认同的音乐感。松花江的绿树轻舟，街道公园的丁香簇簇，唤起她歌唱的欲望。她想：外国一些城市都举办音乐节，如维也纳音乐节、布拉格之春音乐会，哈尔滨也应办一个。她多次同省市领导和文艺界同志谈起，可不可以举办具有哈尔滨特色的大型音乐会，起个名字，让它年复一年办下去，推广开来。这个建议当即得到上下一致的支持。在她到哈尔滨以后仅仅4个月，“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就问世了。她上台专场演出，又场场到会工作，她为这束盛开的音乐之花而不遗余力，兴奋不已。

哈尔滨歌剧院的成立

1962年3月，张权接到通知要她立即去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原来是周总理让张权以列席代表的身份出席这次全国政协大会的。

会议期间，在北京饭店举行的一次周末舞会上，她上台唱了一首《绣荷包》，这是张权在首都舞台上销声匿迹4年之后第一次登台歌唱。她的感情交织着自己是“摘帽右派”身份的自卑感和今天能够重新在北京唱歌的兴奋。

这时，周总理健步来到会场。张权的歌声一落，总理一面鼓掌，一面来到台前与她握手，并说：“好久没听到你唱歌了。”

握着总理的手，听到总理关切的话语，张权已泪眼矇眬。

总理还利用和张权跳舞的机会，详细地询问了张权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当谈到莫桂新在北大荒去世时，总理停止了舞步，安慰张权说：“孩子们都好吗？他们之中有没有可以培养**这一行的？如果有，应该设法到音乐学院学习和深造。”

在政协会议期间，张权写出提案，建议成立哈尔滨歌剧院，作为试点培养歌剧人才。总理看到提案后对张权说：“你的提案我看到了，很好。对人民事业就应该大胆建议。”

会后不久，哈尔滨歌剧院成立了。

一杯茶，一席话

张权在北京举办了10场个人独唱音乐会，每场都在观众雷鸣般的掌声中不停地返场加唱而欲罢不能。总理特地指示当时中央统战部长徐冰和文化部长夏衍宴请张权，表达党和政府对她的关怀。

后来，文化部专门组织了11位女歌唱家在全国政协礼堂演出。节目进行到张权出场，她正演唱第二个歌，总理赶来了，听张权唱完第二首歌，总理立即从座位站起来拿起一杯热茶水，送到台前递给张权。

张权接过这杯茶，向总理深深鞠躬致谢。

在给文艺界举办的音乐演唱会上，王震将军也去了。演唱结束后，王震对张权说：“快过年了，到我家来过年吧。”〖没想到王震这个“大老粗”，居然也有几个艺术细胞！〗

在王震家的年饭桌上，王震对张权的孩子们说：“你们的妈妈当年从美国回来不容易啊，你们要理解她，不要背家庭包袱。”

然后，他又亲切地问张权：“你唱歌那天看见我旁边坐着谁？”

张权说：“看见了，你旁边坐着周总理，还有一个人，不认识。”

“那人是罗瑞卿大将。”

“你们三人总在说话，好像没听我唱。”

“我们正在讲你。我把你的情况向总理和罗瑞卿同志介绍了。罗大将很钦佩你的爱国思想，对你的遭遇很感不平。这时候，周总理特意叫人拿一杯茶给你送到台上去的。”

一杯茶，一席话，令张权永世难忘。

北大荒有人才

当时，在“反右”斗争中被扣上“罗章联盟”的大“右派”罗隆基，也去听了张权的独唱音乐会。他坐在会场后面。张权每唱一首歌，罗隆基都鼓掌，中间休息时，罗隆基还到后台给张权献花。

几天后，罗隆基对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提起那场音乐会，说：“我去，是为了张权，不是为了音乐。她与我是朋友，同是留美的，又都是‘右派’。她的丈夫还把一条性命丢在了东北。舞台上，观众只是觉得她光彩依旧，无人念及她的人生坎坷。我到后台去送花，我问：‘生活可好’的时候，她的眼圈立刻红了。人哪，没有经历生活的一番苦，就不能了解心的创痛。”

1962年，王震路过哈尔滨时看望了张权，当时北大荒正遭受自然灾害，精简机构，一批从部队转业下来的文工队员需要安置。

王震问张权：“北大荒有一批唱歌跳舞的人，能不能转到歌剧院来？”张权不敢回答。以她的处境她能说什么呢？她说：“这我说不好，得问院领导。”

王震说：“你是专家，我就是问你。”

张权说：“行，北大荒有人才。”王震听了，高兴极了。

没过多久，果然垦区有一批年轻文工团员连同文工团团长马杰转到歌剧院来了。

王震不让她退休

“文革”开始后，张权再一次受冲击，她竟有十年被禁止演唱，并被扣上“美国特务”、“反动学术权威”、“崇洋媚外”等帽子，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当她看到红卫兵在“炮打司令部”点火大会上，肆无忌惮地对被揪斗的省委领导和其他同志进行灭绝人性的污辱，会后她不安地对另一位演员说：要是揪斗我，剃我“鬼头”，我事先把染蓝了的军帽戴上。不幸的是，这位美丽端庄的女歌唱家还是被剃了“鬼头”，被踢伤了腰骨。但，她忍住伤痛，吞下眼泪，默默地洗涤造反派扔给她的演出服，缝制样板戏服装，给乐队抄样板戏总谱……

她一直没有忘记总理对她的教导、关切和爱护。她说：“我的这些痛苦，比起党和国家所受到的损失，算不了什么。只要党和国家有前途，就是人民的幸福。”

1977年，张权面临退休。她无奈，只好回到苏州，多方奔波，户口落不上，进退两难。她见到了王震将军，嗫嚅地说：“王老，想告诉你，我要退休了。”

王震腾地从沙发上站起来：“你退什么休？我们这一头白发的人还在干！”

张权眼眶湿了：“你不要误会……”

王震说：“你哪儿也别去了，就留在北京吧。把你的情况写一个报告来，我给你反映，你愿意在哪里工作？”

不久，张权就到北京歌舞团报到了。

1979年，遭“四人帮”扼杀而停办多年的“哈尔滨之夏”音乐节终于恢复了。音乐会特邀张权为倡导者，并同她的女儿莫纪纲举办“母女独唱音乐会”。

此时，张权身体虚弱，为了保存体力和嗓音，她在连续演出的间隙里，晚间在床头用笔与女儿交谈。到了舞台上，她精神饱满，美丽庄重，不靠音响和灯光，只有她与钢琴伴奏的密切合作下从她心中流淌出饱含情感、动人心弦、甜美纯净的歌声。全场听众屏气倾听，如醉如迷，继而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年近花甲的张权永葆她艺术上的青春，然而，当她每次走出鲜花和掌声，回到台后，她会陷入凄苦的回忆，想念20多年前猝死在兴凯湖农场的丈夫。

莫桂新的死，对她来说，始终是永远的痛。

莫桂新之死

2002年3月9日，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发现一本1963年7月造册的《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收录了北京94名死于兴凯湖农场和京郊清河农场、北苑农场的劳教“右派”。

曾历经“右派”劳教磨难的文艺评论家杜高看到这份“调查表”后认为，这是从北京市公安局五处流传出来的。杜高发现其中有莫桂新的名字，他把莫桂新的死亡登记表复印后，转给莫桂新的小女儿莫燕。

莫桂新1958年去世时，莫燕仅有5岁。看着父亲的死亡登记表，莫燕沉默了许久，她不愿回忆往事，她说：“那是揭开就会流血的伤疤。”

莫桂新遭到劫难，始于1955年的“肃反”运动。凭着歪曲的事实和罗织的罪名，莫桂新被定为“历史反革命”。据“调查表”记：“整风开始，（莫桂新）亲自找艺术领导，质问肃反对他（的）处理问题，要求重查他的问题，进行‘翻案’。”

据“调查表”记，收容莫桂新的日期为1958年2月15日。那天，中央实验歌剧院通知莫桂新和张权下午一起去院里开会。离家时两人同行，晚上回来时仅张权一人。

莫纪纲和莫纪岚曾去探监，北风刺骨，姐妹俩排着队边等边哭。当她们终于见到爸爸时，哭着扑到爸爸怀里，莫桂新嘱咐她们：“你们要听你妈妈的话。”并用胡子扎了扎孩子稚嫩的脸蛋。

在狱中，莫桂新认罪态度好，当了牢房组长，他劳动积极，每次扫厕所时都非常卖力。

当张权最后一次去给莫桂新送衣物时，竟未被允许与丈夫见上一面。

莫桂新是在1958年5月8日离开收容所的，目的地是黑龙江省密山县兴凯湖农场。那天夜里，数辆押运犯人的带篷卡车停在收容所门口，车头上架着机枪，探照灯把院子照得通亮，荷枪实弹的军人站立两旁。莫桂新和几百名“右派”扛着铺盖卷上了卡车，被直接押送到前门火车站。

在兴凯湖农场，“右派”们主要干两种活：一是背草。在荒草甸子里把打下来的草运往场部，准备冬天烧炕用。每天背草要走两个来回，约60里路。莫桂新每次都尽力多背。二是挖排水沟。为了把湖甸子的水弄出去，便于翻地。每人一天要用铁锹挖8立方米土，膀子都快累折了。大伙儿都拼命干，以此来减轻心理痛苦，净化心灵，争取早日“摘帽”，与家人团聚。

莫桂新所在的组仅七八个“右派”，剩下20多个都是惯偷和无业游民。“右派”中，有打“小报告”、以求邀功赎罪的人。〖这叫“以右制右”。〗有的管教还利用刑事犯来整“右派”。〖这叫“以人民内部矛盾监督敌我矛盾”。〗在一次批斗“右派”的会上，一些流氓小偷在管教纵容下，竟把被斗的“右派”扔到了粪坑里。

据难友杜高回忆：他和巴鸿〖北影导演〗比莫桂新晚到兴凯湖农场，分在八分场。两人很快被抽调到总场由劳教犯和劳改释放犯组成的文教队，那里集中了京剧、歌舞、曲艺和话剧等多方面人才，任务是配合政府给“两劳”人员“演出节目”，宣传“思想改造”的方针政策。

8月的一天，杜高在总场礼堂门口，看见七分场的报喜队伍敲锣打鼓来到总场，莫桂新高举红旗走在前面。莫桂新告诉杜高，他现在还不错。当时莫桂新的精神状态看起来很好。报喜队伍走后，旁边的管教问杜高，刚才跟他谈话的是什么人。杜高说，这个人又会唱歌，又会指挥。管教说，你马上把他的名字写给我，我把他调到总场文教队来。杜高听了很高兴。万没想到，莫桂新没等到这一天，就突然病倒了。

难友王宏韬回忆起莫桂新病逝经过：8月的一天，因为下雨，大家没出工。那天食堂改善伙食，晚上吃馒头和炖猪肉。大约是肉收拾得不干净，〖更可能是病猪。〗第二天就开始有人肚子痛，拉稀，根本止不住。病号也越来越多，最后达上百人。大概也就两三天的工夫，就先后死了六七个病号。后来他也处于半昏迷状态，莫桂新什么时候病故的，就不知道了。他侥幸地逃过了这一关，听说莫桂新被送往总场医院，到那里就去世了。

难友巴鸿在总场见到了莫桂新最后一面。他说：“那天我正在总场礼堂（剧场）台上排戏，有人从大门外进来偷偷告诉我，莫桂新被七分场送来总场医院了。当时必是重病号，分场治不了的才送总场医院。赶牛车的人正在休息，车就在礼堂大门口。我马上跑到大门外，就见有一辆牛拉的小排子车，上面躺着一个被毯子盖着的人，我跑去一看，果然是莫桂新。但是他闭着眼睛，我叫他，他可能已经听不见了，没有反应。莫桂新本人是蛮英俊的，个子也蛮高的，可是当时脸也小了，个子好像也缩小了。我叫了几声还是没有反应，牛车往医院走了。第二天我随文教队去其他分场演节目，回来听说莫桂新已经去世了。埋莫桂新的坑说不定就是我挖的。当时总场文教队担负着一个特殊任务：每年4月到10月不上冻期，要预先在坟场挖好一排埋死人的坑，以备使用。我当年曾参与挖坑。”

“调查表”记录下莫桂新的埋葬地点：“现为水泥碑标志，埋于太阳岗。”

太阳岗是埋葬死亡劳改、劳教人员的坟地，位于兴凯湖边，离总场约十多里路。它是湖水长期冲击沙滩后，形成的一道高约十米的土丘。总场医院死了人，就把尸体弄上车，拉到太阳岗埋掉。

1958年8月15日，年仅41岁的音乐家莫桂新因食物中毒死在遥远的兴凯湖农场。同年12月，难友王宏韬调到总场文教队后，曾与巴鸿谈起莫桂新之死，两人还专门跑到太阳岗去寻找过莫桂新的墓地，只看见一块写有“劳动教养分子莫桂新”的木牌插在地上。后来，连那块牌子也没有了。

莫桂新死后，农场把他的遗物退还给了家属，其中一块高级手表和一块蜡染花土布至今保留在他女儿那里，成为永久的纪念。

巨星的陨落

兴凯湖农场是张权心中永远的伤心地。她曾对音乐家李凌说：“莫桂新太不幸了，他很爱我们的女儿，所以再困难，我们还是要去墓上看他。”但她终于没有勇气踏上那块伤心地。

1993年6月16日，中国音乐殿堂的一颗永不熄灭的巨星张权，因肺癌在中日友好医院病逝，终年74岁。

6月28日晨，北京西什库天主教北堂为张权和莫桂新举行追思亡灵弥撒。他们的婚礼当年就是在教堂举行的。张权的遗体和莫桂新的遗物一起火化，合葬于颐和园后身的天主教墓地。

从1961年到1978年，张权整整在哈尔滨生活、工作了17年，她的歌声将永远回荡在美丽的松花江畔，她倡导的“哈尔滨之夏”将世代传承、历久弥新……

1979年7月24日，女歌唱家张权和她的女儿莫纪钢，在“哈夏”音乐会上举行了联合演唱会，连演8场，受到观众热烈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