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篇
苦难的童年生活
清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许哲诞生在在广东汕头的一个荒僻小镇。中国弥天盖地的战火似乎延烧不到这个山野荒僻的小村落,小村庄的人们依然过着宁静的农耕生活,日出而做,日落而息。
在这个务农维生的穷苦家庭,许哲的诞生并未带来多少的欢乐气氛,虽然增添一双操作家务的手,却也多了一张吃饭的嘴。她每天要帮忙做许多家务,清晨到河边去洗衣服,洗完衣服再到山上野地采药草,采好药草回到家里,还要帮忙做手工,赚取微薄的工资以贴补家用。乖巧、懂事的许哲虽然每天忙着做家事,依然不得父亲的欢心,常常为了一点小事,就换来一顿责骂毒打。悲惨的童年印记,即使在一百年后,许哲仍感到不堪回首。
后来,因为家中发生变故,母亲带着她和姐、弟、妹四人离开广州到马来西亚槟城投靠亲戚。
二十七岁念小学
当时,许哲已经二十几岁,却还是一个文盲。
一百多年前,中国社会的传统观念重男轻女,女孩子根本没有地位,更别说受教育。没有读书的许哲,只能从事打扫的清洁工作,上进心强的她,一直在寻求就学的机会。
当时,槟城附近有一个天主教姑娘堂(修女会)办的小学,每次经过学校,听到小学生琅琅的读书声,她就不禁驻足,凝视着教室内那一张张童稚的脸庞,正专心听老师讲课。她心中十分羡慕:“我一定要读书识字,我不能一辈子给人家扫地。”
有一天,她鼓足勇气走进学校,告诉姑娘堂的修女们:“我想要读书,可是我没有钱,我可以帮你们打扫,洗衣服,请你们让我读书。”
修女们很仁慈,答应许哲的要求,并且让她住到教会后面的房子,每个月四块钱的房租,则是以打扫、拖地、洗衣服,做家事来抵偿。就这样,许哲开始了她人生第一个阶段的求学,当时她已经二十七岁。
盼了二十多年的求学梦,终于实现,许哲像一块缺水的海绵大量吸取知识之洋,她每天认真地读书,虽然放学后还得做许多事情,但是,她内心有着前所未有的充实与快乐。
在传统的保守社会里,女孩子到了二十多岁还没结婚,就会被称为是“老姑婆”。一般人认为,女孩子养大了,没有男人来提亲,只有两个原因,不是脾气太坏没人要,就是身体有病才嫁不掉。
年届三十的许哲,又是小姑独处,不禁引来一些多事者的关心,每天都有人上门说媒,家里的门槛被这些三姑六婆踏进踏出,都快踏平了。
“妈妈,下次这些人再来,我就把大门关起来。”看到母亲为了应付这些人而烦恼,许哲也觉得十分心烦。
“这些人都是我们的亲戚朋友,不能这样子。”母亲说。
“如果这样,那我就只好逃走。”许哲这样告诉母亲。
母亲以为她说说算了,没想到,她为了逃避那些令人不胜其扰的事,真的一个人悄悄离开槟城来到香港。
初到香港,许哲依旧做清洁工作。有一天,她看在香港报纸上一则“征聘启示”,有人要征一位能够手写速记的秘书。许哲一看到这消息,立即前往应征。
她回忆说:“那次的应征很特别,老板是德国人并没有给我考试,就叫我明天来上班。原来他是研究字体的,看应征信就知道这个人能不能用。”
因为能流利地书写中、英文,许哲顺利地获得了这份工作。
避难到重庆
一九三七年,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全球卷入一场野心掠夺的攻防之战。一九三九年,日本攻打香港,许哲的老板将香港的办公室移到重庆,许哲也因此来到重庆。
避难到重庆,许哲依然得心应手地工作。当时,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因为老板的关系,许哲还曾经替蒋介石和宋美龄发英文新闻稿给当时在重庆的英、美报馆。那一段日子,许哲过着富足优越的生活,当时,一般人平均月薪是二十元,许哲却已经领取一百五十元的高薪。
有一天,她和朋友到一家高级餐馆吃饭,那是一家装璜华丽的餐厅,柔美的灯光配上悠扬的古典音乐,晶莹剔透的高脚杯盛着香醇美味的葡萄酒,使人的用餐情绪格外浪漫、愉悦。
吃完饭走出餐馆,突然有一个人趋向前挡住她的去路。
“请你好心给我一分钱买面包,我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那人伸出又黑又瘦的手,向许哲乞讨。
当下,许哲心头一震,“这世上,还有这么可怜的人,饿好几天没饭吃。我刚刚那一餐饭,可以让好多穷人吃好几天了。”望着那可怜的人,许哲告诉自己:“从今以后,我不再多花一分钱在自己的吃喝穿着,如果我再多花一分钱在自己身上,我就是掠夺穷人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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