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张孝铭 于 2014-7-10 22:49 编辑
大跃进时代，我吃过三次“大食堂” 我的童年是跟新中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家是农民，我出生不久，我们那里就开始“土地改革”（简称“土改”）了，我在土改中也是“证上有名”——分得了土地。1958年，举国上下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三面红旗”，大炼钢铁，大办食堂。此时全国人民，意气风发，为“超英赶美”奋发努力，当时的形势用“如火如荼”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在这个“火红的年代”，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吃“大食堂”，而我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吃了三回“大食堂”。 这年秋天，我上了小学一年级，正赶上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各单位各学校也同样如此。我们家住在城里，我们所在的公社大队距城大约有一公里。放学以后，我们就到大队的公共食堂去就餐。 那时，我们家在家的人不多，但吃饭却分成好几处。我二哥有单位，他在单位食堂就餐。我二嫂是大队食堂的炊事员，自然在灶上吃饭。我母亲是城市居民，她吃饭在街道大食堂。我大姐在县师范学校，只有我和我二姐、两个妹妹在大队。大妹妹只有五岁，小妹妹还不到一岁，所以大食堂吃饭的只有我和我二姐，吃完后还要将两个妹妹的那份饭带回来。 大队办食堂，就是利用原来没收的地主的宅院，在小房子摆些收集来的八仙桌做餐桌，在大房子里架几顶大锅，按个大面板，找几个年轻的女社员当炊事员，做的无非就是馒头、面条、稀饭之类的。什么肉啊，根本就没见过。饭桌分老年人、年轻人和儿童几个层次，吃饭时，各按分类上桌就餐。这样，一家人就分成几个餐桌上。刚开始时，每天两稀一干，到后来几乎全是稀饭了，偶尔改善生活，加几个小菜，也就是胡萝卜丝、白萝卜丝、一小盘辣椒油、一小盘醋。后来才知道，那时应付上级领导来参观的。 我和我二姐吃完晚饭，要将两个妹妹的晚饭带回去。农村吃完晚饭后，天已经黑了，回家要经过一块墓地，每次经过这里，我心里特别害怕，但只有这一条路，只能硬着头皮，闭着眼睛过去。这种日子一直熬到了第二年。 1959年初夏，母亲、二姐、两个妹妹和我，从老家来到了在地区剧团工作的父亲身边。转户口时，将小妹妹的户口留在了原地，这样，我们六口人就吃着五个人的口粮。到剧团依然要吃大食堂。因为是家属食堂，没有餐厅，每人发给一个大约4两的馒头，一碗菜汤，坐在院子里的台阶上啃馒头喝菜汤。每次吃饭时，母亲总是从我们的馒头上掰下一块，留给一岁多的小妹妹。后来大食堂办不下去了，于是大家各回各家，自起炉灶。 为了保证计划用粮，父亲借来一杆秤，找来一堆石头，一斤一两的过秤，自制了一杆土秤，将每天的口粮过秤后才做饭。这时，虽然粮食定量不高，但在母亲的操持下，饭菜谈不上好，基本能填饱肚子，日子也还过得去。 1959年的“庐山会议”后，大食堂再次被迫开灶。此时，大食堂已非往日，粮食定量已经下降，餐中的大馒头不见了，多的时候是一大碗拌汤（即疙瘩汤）或炒面汤，蔬菜根本就见不着。我们家因父亲工作的需要，搬到外面去住，距离食堂大约有500米。每天吃饭时，就用好几层的大饭盒打回家来，再分到每个人的碗里。母亲亲自掌勺，给每个人分饭。好在母亲抽空找点野菜，白开水煮煮，撒点盐，以补贴主食的不足。 1960年11月，我父亲因病去世了，经济来源没有了。看着我们这些孤儿寡母，剧团的领导不忍心了，自作主张让我们退出了大食堂。自此，我们才能在自己家里做饭了。我们的母亲在此时显出了她勤俭持家的本领。每次做饭时，用我父亲自制的那杆秤，量出每顿的定量，又抓出一二两放回粮袋子。到了月底，再来个“总盘点”，有余粮，就给我们做一顿可以放开肚皮吃的面条或菜饺子。平日，她带我们挖野菜，初冬到乡村庄稼地里翻腾已经收拾过的菜地，找点烂土豆、白菜根垫补。就这样，我们五个人吃四个人的口粮，没有一个因挨饿而倒下。 就是我的童年，它不是故事，但它永远铭刻在我的心里。当我成人之后，我对吃“大食堂”的饥饿仍然有着深刻的感受。但我不怨恨那个时代，因为那时全中国从领袖到老百姓都一样，都经受着那种熬煎和考验。而我们是共和国的长子，国家的兴衰，与我们息息相关。我们应当承受这种责任和负担，给后来的弟弟妹妹们作出榜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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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7-10 2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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