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一窗烟雨 于 2014-1-19 18:33 编辑
九十高龄的家父，在现实中屏幕上看过的春节联欢会无计其数，最让他难忘的却是1959年在教养院里亲自参演的那台节目。 58年父亲因在抗战中曾被捕被俘而停止工作接受审查。在那个年代被捕和被俘几乎就是叛变投敌的同义词，仰仗党和人民群众的营救而逃过日寇屠刀，竟然成了他在和平年代里政治生命无法逾越的一道沟堑。58年的形势更是让他自知在劫难逃，那么多无辜的人已经没了自由，他更需做好最坏的准备。果然到年底，肃反运动结束，市肃反办即将解散，而家父的问题虽然已经进行了七次外调，仍然没找到足以将他定罪的确凿材料。有人不甘心，追问主管肃反工作的副市长到底怎么办，这位领导就随手抓过办公桌上一张卷烟纸，在上面匆匆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按反革命处理，送劳动教养”。 59年的新年，父母是在不安中度过，父亲感到随着肃反运动的接近尾声，头上高悬的那把剑也即将落下，他要早些给妻儿今后的生活做些安排，此时粮油副食品等已经开始了计划供应，市面上现出物资短缺的迹象，父亲寻找各种渠道储备食品，竟然在一个黑市小贩手里买到不少猪肉。 1月13日，他正躺炕上看书，有两位不速之客登门，一个是单位办公室主任赵秃子，另一个不秃的是市肃反办的潘某。二人冷冷的宣布将家父送劳动教养，马上收拾东西跟他们走。 母亲闻讯赶回，将猪肘子烀上，然后给父亲收拾行李。父亲啃完肘子就离家，母亲带着五个年幼的女儿默默目送亲人的背影被黑夜吞噬。 这一别没成永诀，也是漫长的三年，那三年，能各处寻找食物的人尚且饥肠辘辘，没有行动自由的人，冻饿而死当是情理之中。家父在饥寒中做了三年苦役，凭借战争年代炼出的好身板和家人的拼命接济，就像当年逃过日寇屠杀那样，又一次活着归来。 1月13日的那个晚上，父亲到了新邱劳动教养院，这是为了配合反右和肃反运动而新建的类似监狱又不完全等于监狱的拘禁之地，因为被教养人不是囚犯，他们是带着工资接受劳动教养。家父进宿舍放下行李，见几个人在商量春节联欢，他就毛遂自荐“演节目，算我一个。” 舍友都惊奇的瞪视他，以他们的经验，刚进来的都情绪低落，暗自啜泣的有之，长吁短叹的有之，唯独进来就要求演节目的头一次看到。有人就给新来者下了定论：“神经病。” 晚会的导演是阜新京剧团的台柱子朱薇芳，他就问家父会演什么节目，家父答曰：“说相声。”即兴表演了单口相声黄蛤蟆。朱薇芳听后点点头说还行，不过我们这台晚会是以京剧为主，如果节目不够，再考虑你的相声。节目不可能不够，因为文艺团体的人，在反右前的“大鸣大放”中表现积极，自然戴上“右派”帽子的也就多，被教养的也多。光是阜新市京剧团就有唱小生的朱薇芳，唱大花脸的王庭芳，唱武生的张均周三个主角。有了他们，再加上众多业余文艺爱好者，一台联欢会简直不在话下。 这是被劳动教养的学员们头一个春节晚会，大家尚未被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摧垮，也还没被饿的浮肿，带着一种苦中作乐的心情，都兴致勃勃的张罗晚会。管教干部特许朱薇芳回剧团借戏服，他选的剧目是《空城计》和《傻子拜门》。他不仅借了服装，还耍了个小小的手段，在傻子的酒壶里灌满真的白酒，大大方方在戏台喝个痛快，而竟然没被管教干部看出破绽。 演出的日子终于被盼到，管教干部们坐前排，后面是数百名被教养的右派及坏分子反革命等。开场戏是《空城计》，朱薇芳亲饰孔明，王庭芳的司马懿。一个因把火车开过站而被教养的火车司机拉京胡，还有数个票友打鼓敲铙，能给本市名角儿伴奏，他们自然是十分荣幸，格外的卖力气。开场就是满堂彩，老朱唱的也十分卖力，用他的话说，这是给自己人唱。 《空城计》唱完，紧接就是《傻子拜门》，老朱他得换行头，到了后台发现时间来不及，灵机一动想起了那个会说相声的，就派人把坐下面看的津津有味的家父给拉上台救场，临时找了三花脸票友的给他捧哏。 这个唱三花脸的票友名叫周长海，复员兵，在部队时曾是坦克手，复员后到生产炸药雷管的工厂看水泵。演丑角的他，生活中风趣幽默，爱开玩笑逗乐子，他们厂因为知识分子少，在完成上级规定的按职工人数百分之五定右派的指标就有难度，他就成了帮领导完成指标的理想人选。可是找来找去，找不出他有什么反动言论，因为他不关心政治，不谈时事。后来有人检举说他曾说过“牛马年好种田，就怕鸡猴这二年”的民间谚语。这让领导紧皱的眉头舒展。给了他一个现成的罪名，“散布封建迷信”。这样他就送劳教了。大家都觉得他冤屈，他自己反而说“还有比我更冤的”。原来，他们厂送进来的三个小青年罪名更是离奇。他们仨是因为同一件事获罪。有一天领导做报告，中间休息，大家自由活动，这三小子手闲，跑到会议室的黑板上乱画。一个人写“今天的报告”，另一个画了个鸭子。第三个画了个王八。领导上完厕所回来，看见黑板涂画的乱七八糟气就顶上脑门，正巧单位送劳教的指标尚未完成，于是就把三人的大作联系到一起，搞出一个“攻讦领导政治报告是鸭子王八叫”的大罪名，把他们仨凑数了。 家父和三花脸二人到了台上现抓词。家父至今还清楚记得当年的台词： 逗哏：我看你眼熟。 捧哏：咱们见过？ 逗哏：火车上。 捧哏：我是列车员？ 逗哏：不是。 捧哏：乘客。 逗哏：也不是。 捧哏：那我是啥？ 逗哏：小偷。 捧哏：我咋成小偷了？ 逗哏：因为我看你像。 捧哏：看着像就是吗？ 逗哏：我说谁是谁就是。 台下观众哄堂大笑。这荒谬的逻辑，不正是那些极左人士的思维吗？ 联欢会的压轴的节目是锯琴独奏，大家听到报幕后面面相觑，都搞不懂什么是锯琴。只见一人一手琴弓一手刀锯，腋下还夹块木板，上得台来，在观众疑问的目光中坐定，先用刀锯锯了几下木板，就在众人愈发疑惑时，他手腕一抖，琴弓在刀锯上奏出了二胡独奏曲《一枝花》。那音色完全不次于二胡。乐曲先是低沉而略带伤感，仿佛诉说着满怀的悲愤和极度的压抑，低微处近乎游丝，若有若无，似被掐住喉咙没了声音。音乐在学员中引起强烈共鸣，有人悄悄揩拭眼角的泪水。然而，那如细如丝的乐曲并没有一路伤感下去，而是转为平静，好似噩运中重压下的冷静深思，由伤感转为苍劲悲凉，渐渐高昂，悲壮中没了哀怨忧伤，多了愤怒豪迈和不屈，最后在激昂高亢中戛然而止。全场都沉浸在音乐里，仿佛没意识到乐曲已经演奏完毕，演奏者有些不安的扫视全场站起鞠躬准备退场。人们好似惊醒，霎时掌声雷动，人们高喊“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如果说家父身陷日寇战俘营里的日子是暗黑之夜，教养院的三年就是灰色阴霾，在一片灰蒙蒙的背景上，这台春节联欢会是唯一的亮点。此后，那些演员和观众都被迁往凌源炼钢和修建铁路，不断有人被冻饿和苦役折磨致死，长眠在那个荒凉的山坡。每天都有手推车将死者送上山，一车五个，脚上挂个纸牌，有姓名没编号，所以，推车的人也不知道总共死了多少。 死者草草掩埋，起初还会给挂块小木牌，标上姓名，死的多了后，大概是没有那么多木头，也没时间制作木牌，便只有一个个光秃秃的的土堆让生者知道有人悄悄的离开了。 不知道五十五年后的今天，是否有亲人前去寻找遗骨所在。那些葬在异乡的孤魂，已经在荒野里徘徊了五十多年，还有多少未能返乡？靠了那些血肉滋养，贫瘠的山坡，覆满了青草，每到夏日就会开满野花。那些被埋在雨雪侵渍的泥土中的，会不会已化作花草？山风中 草摇花曳，发出呜呜咽咽低泣般的声响，会不会是那些冤魂在哀诉？ 在幸福安宁吉庆祥和的节日里，是否还会有人偶尔也想起他们？还有谁会忆起那段灰暗的岁月？我不知道，我只能以此文慰藉青草野花下的长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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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19 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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