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养老危机【转】

上海大哥

上海养老危机扑面而来！ 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我的养老金，也养不了我。中国老龄化最严重的上海，现在是三个在职人员供养两个退休人员，早已遇上“老龄社会危机时点”。如果照此发展，20年后，上海的户籍人口中，每个在职人员都得供养一个退休人员。即使是现在，每年养老金的巨额缺口，也已成为上海市本级财政的一个巨大负担。虽然各种改革方案正在陆续出台，却都无法根本解决问题。百亿财政黑洞 怎么也填不满上海市本级财政补贴当年养老亏空的钱，已突破百亿，而且还在继续增加。这已是财政支出项目里，仅次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支出的第二大项。虽然人均GDP是全国平均的三倍，但占上海市退休人员89.12% 的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已低于全国社会保障的平均水平。上海，这个中国老龄化最严重的城市，正竭力填著一个迅速扩大，却怎么也填不满的财政窟窿。这个窟窿是，从在职职工和所在公司收取的养老保险，远远不够支付当年退休人员的退休金。这个缺口在去年已经首破百亿关口。2010年，上海市本级财政拿出107亿4300万元，补贴当年上海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 2007年为49亿8100万元。此项补贴，目前已是上海市本级财政的支出项目里，仅次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支出的第二大项，其在年度财政支出里的比重，近几年均在8% 以上，且仍在继续增加。上海养老基金自2000年首次出现亏空后， 近几年迅速飙升，从2007年的49 亿 5500 万元跃至去年的103亿5400万元。根据上海人保局的测算，今年这个亏空将增至110亿元左右。而在不久的将来---- 学界普遍认为上海老龄化将达到高峰期在2030年左右，那时每十个人中就有四个是老龄人，差不多一个在职人员养一个退休人员，这是今年年初在上海“两会”上，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原分管副市长胡延照在一场社会保障专题会议上透露的信息。养老危机，已成为影响上海发展的最大难题。 早在2009年初的“两会”上， 到沪就任市委书记一年多的俞正声，在和政协委员座谈上海施政难题时，第一个就谈到这个问题。“ 来上海之前，有若干同志对我讲，上海钱多得很， 用不完， 我很高兴。”他说，“来了之后发现，尽管看上去上海人均财力全国领先，但财政压力极大，主要原因正是社保的严重穿底。”而养老资金缺口，正是“穿底”主要成因。为了堵上这个财政窟窿，上海市本级财政必须保持较快增长。然而，金融危机后正面临经济结构痛苦转型（摆脱房地产增长引擎）的上海，正饱受GDP增长乏力的困扰。 最近几年在省份的GPD增速排名里，上海屡屡位列末端， 2010年就是全国唯一一个GDP增速在10% 以内的省级单位，这也必然对上海财政的增长能力形成制约。其结果就是，上海虽然人均GDP是全国平均的三倍， 但占上海市退休人员89.12% 的302万企业退休人员所拿，养老金的社会保障程度其实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可以试想，上海一个退休工人，拿着不到2000元的工资，在通胀连绵的当下，要在这个消费水平国内领先的城市里生活，确实举步维艰。为了弥补缺口， 根据上海市人保局2011年的工作安排，今年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尽快把社保名下的一些土地等实物资产变现。据估测，这部分资产折现后，总计约80亿元。不过在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彭希哲看来，这只是解决部分眼前的问题，对养老基金长期性缺口问题而言，“杯水车薪”。上海是中国最早变老的城市， 早在1979年就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比全国要早20年左右。这种“领跑”基于多重因素：比如相对较高的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下的低死亡率，以及紧张的住房 状况和比较西化的思想观念下的低生育率。由于较早进入老龄化社会，上海应对养老危机的对策尝试，其实也起步较早。比如1993年社保改革之时，上海事业单位就被纳入缴费范畴，这比全国提早多年。此后若干年内，上海不断提高养老保险缴费比率，目前上海30% 的比率，也比全国的28% 高。基于这些制度设计，“上海养老基金的再分配能力其实是（比别的地区）更强的。”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教授封进表示。直到2006年上海社保案的爆发，才揭开了上海社保的乱象。上海养老基金的收支缺口问题急剧恶化。2007年，上海社保领域的主题仍是对社保案“全面反思深刻剖析”以及改革内控机制等。直到2008年初，上海市委把“建立健全保障资金可持续发展机制”，定为了“重要调研课题”，并交由上海人保局落实。 据上海市政府文件显示，当年下半年，这个课题形成了几项政策建议── 扩大新参保人群、适度延长领取养老金年龄、完善养老金增长机制、设立多渠道筹资的储备基金、建立保障资金的保值增值机制等。这也是2009年来， 上海陆续推出的养老制度改革措施的核心思路。首当其冲的就是让更多的人缴纳养老保险。2009年下半年，上海方面接连 抛出三个“通知”，一下把包括外来从业人员、外籍人员、获得境外永久（长期）居留权人员和台湾香港澳门居民和“灵活就业”的本市居民的外省市户籍配偶在内的主要几类在沪工作生活的非户籍人员，纳入了上海养老基金缴费范畴，这部分人口总数高达600万。而在这之前，在上海需要缴纳社保费、享受“城保”待遇的外来人口，只有大约20万人才居住证持有者。此外，过去上海独有的“镇保”（覆盖郊区失地农民和郊区户籍的工厂员工）和“综合保险”（外来务工人员）也将逐步纳入“城保”范畴，这意味着这两个总计超过200万人的群体，也将转至养老基金所辖范畴，上海人保局等方面正在制定相关实施细则。胡延照曾公开解释称，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平衡的关键在于提高赡养比（即缴纳社保人与领取社保人之比），而扩大新参保人群是提高赡养比最现实、最有效的措施。目前上海的赡养比为1.5：1，既三个在职人员养两个退休人员，远低于2：1：的“老龄社会危机时点”，如果照此发展下去，20年后，上海的户籍人口中，可能会接近1个在职人员养1个退休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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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参保人群
不过，“扩大参保人群”的政策，尚不能药到病除。因为上海养老基金缴费比率已经高于全国其它地区，全国企业和个人的总共缴费比率是28% ，而上海是30% ，其中个人应缴比率相同，都是8% ，但上海企业应缴的比率是22% ，比其它地区多两个百分点。这对企业而言，意味着大幅提高用工成本，而对并未打算长久定居上海的诸多外来人员来说，很多人更愿意多拿到现金。因此，政策刚一推出，就有企业对此诸多抱怨。从上海人保局数据来看，上述政策推行后的2010年，上海新增缴费人数49万1800人，只比过去两年的新增人数多了20多万。
在封进看来，官方亦应该考虑，透过适度下调缴费比率，来扩大缴费人群。
延长退休年龄
从2010年10月开始，上海开始实施企业柔性延长退休年龄的政策，符合一定条件的人员，男性可申请退休年龄延长到65周岁，女性可延长到60周岁，这也是全国第一个在延长劳动者退休年龄方面有所动作的城市。
“延迟退休的效果是双倍的，参与者一方面多缴一年社保，一方面少拿一年养老金。”彭希哲说。
但是，由于延迟退休可能引起最期望也最需要获得养老金的社会底层人士的抵触，去年在法国还引发了游行等抗议活动，所以这项动议在中国广为学界推崇，但官方极为谨慎。上海也仅仅是“柔性”尝试，因此很难在短期内大范围覆盖。
土地收益补漏
2010年末公布的上海十二五规画中，已明文写出，将促进社保基金可持续发展，探索建立国资、财政和土地收益等多元投入的社保筹资机制。
据了解，2010年3月成立的上海国有资本管理公司，一项重要职能，就是为补充养老基金缺口，统筹国资收益。按照上海市国资委的计画，这家公司将“专司市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统筹管理和市场化运作”。
一位上海国资专家透露，上海市委打算，透过这个平台，透过一定程度的国有股权减持，以快速实现收益来补充养老基金缺口。
但这些计画，均因牵涉到上海国企改革、国资重组等诸多利益纠葛，而面临重重抵制，迟迟未有实质性进展。
至于土地收益方面，虽“土地出让金用于补充社保缺口”等内容今年年初已见诸报端，目前同样还未见明朗进展。
封进表示，这些措施，虽然在短期内有助于改善养老基金的现金流，但长远来看，这无异于是把社保和国企收益、土地收益相捆绑，这种共荣关系 ，可能将加大这两个领域的改革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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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胎化渐松绑 鼓励“单独二胎”
上述诸多措施，更主要是集中在眼下的“补窟窿”问题，但更长远更重要的“窟窿”其实是人口。
在上海社科院常务副院长左学金看来，虽然短期内能吸收大量外来年轻人缴纳社保缓解上海的问题，但这并不解决老龄化的问题， 因为只是推迟了（社保）问题爆发的时间，因为这批人也有老去的一天，而这已不是社会保险的变革所能解决的问题，而是某种意义上的人口学的问题。
而且，按照上海市人口计生委主任谢玲丽的话来说，上海的生育水平已降至“极限中的极限”。她在2010年提供的数据称，2009年上海的总和生育率仅为0.83， 已远远低于被学界认为过低的全国平均水平（1.4至1.5）。过去18年来，由于生育率极低，上海户籍人口持续负增长。
也正是基于这些原因，上海近几年来一直在积极向上争取计画生育政策的开放。如今，上海将成为中国首批试点“单独二胎”的地区之一。
所谓“单独二胎”，是指夫妻双方一人为独生子女，即可生育二胎。相比较上海现行的“双独二胎”的政策， 进一步松绑。在官方字眼里，称之为“微调”。
学界对开放计画生育政策的呼吁已有数年，中国人口和计画生育委员会于去年启动这项试点政策的探索，有望年内宣布实施。目前初步敲定的试点地区，除了上海，还有东北三省、浙江和重庆。
对此，上海市计生委只是谨慎回应称，计划生育政策调整事宜，是由中央统一宣布，在这之前地方无法作答。但由于计划生育问题历来敏感，北京方面一直没有正式公布。
不过按照彭希哲的观点，就上海的情况而言，开放“单独”的效用有限。
这主要是因为独生子女条件的限制，意味着这个政策主要覆盖的是计画生育政策实现以来出生的年轻人，大多在35岁以下。但这个群体，受制于高房价高物价等因素，生育二胎对他们而言，机会成本太高，因此意愿并不强烈。
社会的反应与彭的观点相印证，上海将迎来计划生育政策放松的消息，已在上海流传了一段时间。但很多年轻人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一反应就是，“养不起”。
另外，丁克家庭、独身主义乃至同性恋爱等在这座观念比较西化的城市里，颇得年轻人欢心，并有愈演愈烈的势头。
左学金也认为， 如果要以生育率达到1.8为目标，放“单独”是不太可能实现的，但改革只能一步步来。正是基于这样的社会现实，彭希哲认为，目前所有的政策，都不足以阻挡老龄化的进程，也不可能彻底化解随之而来的养老基金危机。不过，和上一代低工资时代的人必须完全靠养老基金维持退休生活不同的是，对于未来即将老去的人们，只有把家庭资产积累和社会养老基金两块纳入通盘考虑，养老问题才有化解之道。
在上海，政府亦在鼓励发展企业年金和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等金融产品，推进“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建立，目的就是把压力分散到养老基金之外。
上海社保穿底，深圳社保盈余800多亿的背后新闻
---节选于《为什么不缴费的企业人员可以领取高额养老金？》
城镇退休人员的价值积存，并不足以支撑他们所领取养老金。我用两个例子来说明：上海和广东。
上海，是中国的老工业基地，现在更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但是，财力最为雄厚的上海，人均缴纳最多养老保险金的上海的养老基金（即使算入被贪官挪用部分后）却连年入不敷出，以致上海政府不断动用纳税人的钱替退休工人买单。
“两会”期间, 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在座谈会上表示,“社保基金严重穿底, 仅2008年上海市级财政收入为上海社保基金托底170亿~180亿元”。
上海市市长韩正在会见政协委员的时候表示：“上海每年财政要贴160亿给养老保险。”照道理，上海老工人多，贡献多，所凝固在上海这块土地上的资产也最多。
而2009年广东的深圳，在全国社保亏空近8000亿的形势下，却能盈余874亿。 广州，东莞，深圳等地的企业人员人均养老金高于上海，为何？原因在于，农民工的比例不同。
上海户籍人口1300多万，外来人口600多万。在上海，缴纳社保的农民工的比例更少。
在深圳、东莞等城市，农民工占当地就业总人数的60%-70% 。农民工成为最庞大的参保人群，有些地区人数甚至超过本地居民。 截至2003年12月，深圳市医疗保险参保人165万人， 农民工占90.13万人。东莞市实行养老、医疗、失业三险捆绑参保，全市100万参保人中，农民工占70万人。广州市170万养老保险参保人中，有70万是农民工。
在珠三角， 企业一般与农民工签订一年劳动合同，最多三年。企业招女工一般不超过25岁，男工不超过35岁。多个政府部门和研究机构的抽样调查均显示： 外来工在广东企业的平均工作周期是4-6年，期间人均换工一次以上。农民工不断地变换工作单位， 因此也就不断地参保、退保，再参保、再退保，如东莞市2003年退保和新参保的农民工都是35万人。这样，农民工们始终无法跨过“累计缴费15年”这道高高的门槛。
于是，农民工只是不断地给广东退休老工人供血供肉。这些年轻的农民工的父母怎么办？ 不管；这些年轻的农民工未来养老问题怎么样？不用考虑。
这就是广东社保盈余，上海焦头烂额的原因。
那些获得了城镇户籍的农民子弟，也一样被城镇老人剥夺。下面，以两个清华高材生为例进行阐述：
两个清华高材生，一个来自于城市，一个来自于农村。 两人一个专业，一个班，进入同一家大型企业，年薪10万。
两人按规定，要缴纳4万元的社保金（包括企业缴纳的部分），其中大头是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按道理，这两个清华生是为自己投保，他们所缴纳的钱应该在他们自己的账上。但事实上，被政府打混挪用，大多数被城市老人花掉了。
对于那个城市出生的清华生，好像有点亏，其实还可以了。因为他自己所缴纳的钱，或许还有他的农村同学的钱，给自己的父母看病和养老了。
而那个农村来的清华生，就被强行剥夺了。因为他每年所缴纳的4万元，只能用在所在城市中的持有城镇户口的人身上。他自己的父母，不能享受一分钱。
这个农村清华生，被农村的乳汁养大成才，替城市创造财富并纳税。但农村清华生并不能因此而多领一份钱，去回报养育他的农村父母。

那么，这两个清华生老了以后怎么办？就靠比他们更年轻的劳动者了。同样，这些更年轻的劳动者大多来自于农村。就这样，在无形中，城市人一轮又一轮地剥夺着农民。
中国的 社保体制，就像一个传销老鼠会。 先入会的坐在塔尖，享受着下层的进贡。但和民间的老鼠会有不同，谁能进，谁不能进，是官家规定的。谁先进，谁后进，还是官家规定的。那些退休老工人就是最先入会者，是得了便宜还卖乖者。
中国的社保机制运行，得全靠不断有人入会。
成都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副局长陈东坦率地对记者讲到： 在现行制度下，随着退休人员的增加，要保障养老保险的收支平衡，增加参保人数是一个办法。“进入城市的农民大部分是年轻人，转变为市民后，他们从事二三产业，缴纳养老保险金，带来养老保险金绝对值的增长。”
至于年轻的农民的血被抽走了，他们年迈的父母怎么办？这显然不是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所需考虑的问题。因为，在中国，大家都约定成俗地认为：在分配利益的时候，农民不属于中国社会，当然就不在社会保险事业中了。
现在的中国，城镇户籍人口大约占总人口的25-28% ，那些老城镇家庭大多进入了老龄化时代。需供养的老年人多，能劳动的年轻人在减少。而占总人口72-75% 的户籍农民家庭，老人“退休”晚，死的早（人均期望寿命比城镇人口低5.6岁），因此年龄结构要年轻得多。所以，当权者把中国城市的福利寄托在了 广大农民子弟身上了。
以中国现在的税收，绝对可以支撑起庞大的养老金窟窿，但是问题在于政府的其他隐性支出和工资支出实在过分强大而又没办法减少，所以要填补那个窟窿已经到了无计可施的地步，除非搞政改，把所有臃肿的共产党机构与政府人员全部清除，清算一切能清算的贪官，不然居高的行政成本依然会侵蚀我们社会的根基。
原来百姓的血汗喂养了寄生虫和拿工资不劳动唱红各的机关。
无比强大苏联共产党垮台时，没有一个公务员出来捍卫政权。可悲啊。

红红的太阳

拜读上海大哥介绍，关于上海养老危机。我也在担心，一个空巢老人，独居生病了怎么办？去养老院退休工资不够！
顺其自然！听天由命！

游游

走一步看一步吧，谁知道将来会咋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