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笔“插花村” (连载-合并)

文字虫

          漫笔“插花村”(1)

                                                       与耿庆周合写

      所谓“插花村”，是指在1个自然村内，置2个建制村（行政村），设有2个村民委员会和2个村中共党支部，分别由两个不同的地、市、县管辖。“插花村”内，居住在同一个自然村的村民，宅、田交叉为邻。

      人们对这样的村，赋予众多称呼：有“双辖村”、“两辖村”、“分辖村”、“双管村”、“两县共管村”（也简称“共管村”），等等。意为两县分辖、分管。但被俗称为“插花村”的叫法，却逐渐被人们认可和接受，且成其代名词。            

      河北省衡水市（原衡水地区）的冀州市（原冀县）与邢台市（原邢台地区）的新河县边界处就有6个这样的村庄。它们分别是：南小寨村、东高庄村、西高庄村、北黄家庄村、董家庄村和东千家庄村。不同地区的“两县（市）”边界处存在如此众多的“插花村”，在河北省版图上是绝无仅有的，地图上在标识这些村庄时，都是使用“ ◐ ”（半个白、半个黑的圆圈）符号。

这些村，虽说不如“鸡鸣三省”（在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交界处，有个村庄叫“鸡鸣三省”，鸡一叫，三省都能听到）那个村在全国出名，那样令人称奇。但把这些村称之为“鸡鸣两区”（两个地区）、“鸡鸣两市”（两个地级市）、“鸡鸣两县”、“鸡鸣两乡镇”之地，确是不争的事实。因为这确是这些村的实际情况。

      我们两名笔者原籍均距离这些村庄较近，有的亲戚是这些村的，我们也都曾在这些村工作过。因此，对于这些村的情况有所了解。结合有关史料漫笔如下。

村庄基本情况

     这6个村庄在《河北省地图》的标识中，都是被冀州市与新河县的边界线“穿圈”而过，“ ◐ ”（半个白、半个黑的圆圈），圆圈一半黑，一半白；一半在冀州市，另一半在新河县。这些村庄均位于冀州市域西南部和新河县域东部的边界地带。从冀县（今冀州市）1983年版《地名资料汇编》和清光绪版《新河县志》看，这些村庄在冀州市和新河县大都是同一个村名，仅有黄家庄村在中华民国初期，为区别于冀县境内的同名村，更名为北黄家庄村，新河仍用原名。现在，隶冀州市所辖的，分属3个乡镇。其中，属北漳淮乡1个村、属周村镇3个村、属徐家庄乡2个村。隶新河县所辖的6个村，1996年合乡并镇前，均属辛章乡，合乡并镇后，又全部属仁让里乡。

      对于这些“插花村”村民的区分，当地人称此为“州排、县排”、“州户、县户”、“州民、县民”。“州排”，是指冀州辖方，称“州家排”，简称“州排”；“县排”，是指新河县辖方，称“新河县排”，简称“县排”。“排”意指冀州、新河县的队伍。“州户、县户”，是指冀州、新河县的农户。“州民、县民”，是指冀州、新河县的黎民。这些称谓，不但历史久远，沿用至今，而且使用频率很高。

      这6个村，除分辖、分管、分治这一共同特点外，另外还有不为人们熟知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都属各自县的“革命老区”。 抗战初期，中共冀县早期党组织——冀县南部工作委员会（简称“南部工委”）及“新河县抗日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委会”）二区战委会，都曾在这一带开展抗日活动。这类村庄均是两县的抗日根据地之一。在抗日战争时期，这些村都是设1名村长，但有2个村中共党支部。

      这6个村中，有3个村双方户数、人口规模相当；另3个村则双方规模相比悬殊，存在严重的倚大倚小现象。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插花村”村里不同户籍的村民居住在同一个自然村，有的是同一条街，同一个胡同，彼此左右为邻、前后为邻，或是对门邻居。记得有两个熟人聊天，一人对另一个人说，自己的闺女定了个婆家。对方问是哪里呀？答，不是本乡、本县、本地区。对方说很远的呀。答，俺家的后邻居。

       南小寨村。相传，该村建于明朝以前。因村周边筑有矮小的寨墙，故取村名为小寨村。1982年规范地名时，为与处于北边的冀县另一小寨村区分，改为南小寨村。

     该村位于冀州市区西南18.1公里，新河县城东南偏北15.9公里处。是这6个村庄最南边的一个。

      该村前街，几乎全部是冀州的户；后街几乎全部是新河的户。前、后街之间，间距很小，中间有双方少数村民交叉居住。在这个村，区分双方村民，以“前街、后街”称谓使用率最高。因为更直截了当、更准确、更具特性。

      隶冀州一方，属北漳淮乡，位于乡政府所在地西北4公里处。从106国道冀州段周村南1公里处，在通往308省道途中，肖家庄至南陈家庄之间的路段上，有很短的两条向北的硬面路通向该村。这里东可直上“106” 国道，西可直达“308” 省道。且该村前街所有大小街道及较宽胡同全部实现了路面硬化，交通比较便利。为此，每逢农历“二七”的集市，便有各路客商云集，小集贸市场很红火。冀州辖方，村民206户，645人，耕地2634亩。设3个村民小组（即原生产小队）。村民中，以“师”、“郭”两姓居多。其他有耿 、于、焦、任、尹、张、李等姓氏。

     “后街”二字，是新河县一方的“代名词”。这一方有村民209户，768人，耕地2977亩。设5个村民小组。新河户籍村民中，以“赵”、“杨”两姓居多，也有部分“郭”姓。其他有刘、张、马、羊等姓氏，却没有一户“师”姓人家。

      东高庄村。相传，该村建于唐朝，原名冯家壕。由于村址较高，历经多次水患从未波及，遂更名为“高庄”。元朝期间，部分村民向西偏南半里处迁建新村，称“小高庄”，原村改称“大高庄”。1946年，根据方位，大高庄更名为“东高庄”，小高庄更名为“西高庄”。东高庄，位于冀州市区西南15.7公里，新河县城东偏南15.9公里处。

      隶冀州市一方，合乡并镇前，属枣园乡，后属周村镇，位于周村镇政府所在地西北7公里。冀州市籍村民95户，341人，耕地1370亩。置2个村民小组。以“王”、“姚”两姓居多，其他有董、刘、杨、李、张、史等姓氏。

       隶新河县一方，村民115户，409人，耕地1740亩。也置2个村民小组。以冀州方为主所修的通往西高庄村的硬面公路，穿该村属新河县辖区的小西街而过。新河县一方村民，以“贾”姓居多，其他还有刘、郭、宋等姓氏。

      西高庄村。与东高庄村原为一个村，由东高庄西迁而来。距冀州市区西南15.73公里，新河县城东南15.87公里。

       该村属冀州所辖部分较小，只设生产大队（村），不设生产小队（村民小组），仅具1个生产小队的规模（人们习惯上把这种只设大队不设小队、仅有一级核算单位、大小队合一的农村机构模式称为“一层楼”）。合乡并镇前属枣园乡，后属周村镇，位于周村镇政府所在地西北偏南7.3公里。村民36户，140人，耕地373亩。从规模上说，冀州方仅占该自然村的23%。冀州籍村民以“闫”姓居多，其他有亢、黄、袁、崔、史等姓。“史”姓仅一家。

       新河县所辖部分在这个村占比例较大，有4个村民小组，112户，457人，耕地1495亩。占该自然村规模（户数、人口、耕地）的77%。村民中“史”姓为大户，还有刘、崔、毕、翟、赵等姓氏。

    北黄家庄村。据传，该村建于明朝以前，始有黄姓在此立村，按姓氏命名黄家庄。冀州方为区别南边的另一黄家庄（属北漳淮乡），在规范地名时，因其居北，故将其称“北黄家庄”。

      该村位于冀州市区西南15.4公里、新河县城17.4公里处。

      冀州辖方，合乡并镇前属枣园乡，后属周村镇，在周村镇政府所在地西北10公里处。1939年7月，中共冀县南部工委在该村建立。作为南部工委书记的秦香斋（原名秦力真，冀县北漳淮乡北内漳村人，抗战期间曾任中共冀县县委书记。建国后，一直在外交部工作，曾任驻挪威、新西兰等国特命全权大使）便在这里领导5个区委开展抗日工作。冀县早期中共地下党员王敏（化名，原名耿茂庆，又名耿瑞丰，北漳淮乡北冯管村人），曾长期住在该村“抗日堡垒户”李水河（又名李二河）家，秘密发展党员，组织和发动这一带群众进行抗日活动。被这一带老百姓誉为第四区抗日“四大台柱子”之一的革命烈士李信堂也是该村人。

      该村还是这一带有名的“文化村”，历来注重文化教育，尊师重教早已蔚然成风。为此，这村出的教师多，能写会画的人多。上世纪50年代，该村出的教师几乎能组成一个“教学班”。

      另外，该村还有个特殊姓氏，即复姓——“澹（tan）台”，是全市（县）唯一。由于复姓少见，加之“澹”字笔划较多，口语上称呼起来不方便，且一些表格中姓名一栏习惯上都按三个字的位置设计，于是人们在不经意中便把“澹”字省去，只用一个“台”字代之。久而久之，逐渐成为习惯，也被本姓人所默许。但在一些证件或法定文件中必写全姓“澹台”。

       该村冀州辖区占大部，冀州有6个村民小组，341户，1186人，耕地3755亩，分别占全村的80%。村民以李姓、“澹台”居多，其他还有韩、田、董、苏、郭、尹、于、宋、郑、王、袁、肖等姓氏。

      隶新河县所辖部分，有2个村民小组，村民85户，339人，耕地1065亩，相对冀州方小得多。新河籍村民姓氏中，以马、张二姓居多，其他有王、苏等。

      董家庄村。相传，该村建于明朝之前。始有董氏在此建村，以姓氏定村名“董家庄”。现在只有“董家坟”地块之称，而没有董氏后人在这里存续。

      该村位于冀州市区西南13.7公里，新河县城东偏南16.7公里处。

      该村隶冀州方，属徐家庄乡，位于乡政府所在地正南偏西4公里处。该村与上述西高庄村冀州所辖部分有共同特点，只有大队，不设小队，也属农村“一层楼”式管理模式。冀州籍村民58户，210人，耕地731亩。全部为刘姓。

      新河县籍村民263户，1014人，耕地3064亩。设有5个村民小组，占该村大部。新河县一方村民姓氏，有安、邢、赵、姬、韩、张、刘。

       东千家庄村。据传，该村建于明朝以前，其原址在现村址西北2华里许。元末，因洪水淹没原村庄，一部分村民迁东南高地现址建村，另有一部分村民则向西迁（即新河县西千家庄村），因相对西迁的那部分村民位置靠东，遂取名“东迁家庄”，后沿革为东千家庄。该村是这类村庄最北边的一个。

东千家庄位于冀州市区西南15.2公里，新河县城东偏南14公里处。

      该村冀州方，属徐家庄乡，位于乡政府所在地西南5公里处。村民210户，820人，耕地2670亩。设6个村民小组。村民以“王”姓居多，其他有周、郑、梁、朱、姬、米、杨、樊、孙、苏、韩、赵、李等姓氏。

      隶新河县一方，村民194户，786人，耕地2481亩。设4个村民小组。村民中“马”姓众多，其他有少数王、李等姓氏。

真真

认识有趣的“鸡鸣两区、鸡鸣两市”。谢谢介绍！

文字虫

耄耋庠生 发表于 2013-1-5 09:33
鸡鸣三省

谢谢光临、关注！

文字虫

真真 发表于 2013-1-5 09:44
认识有趣的“鸡鸣两区、鸡鸣两市”。谢谢介绍！

谢谢关注、评论！

文字虫

                          漫笔“插花村”(2)
                                                                     
                                                  与耿庆周合写

                                                  村民居住分布

这些“插花村”，在居住分布上，大致有以下3种形式。

一是，按街分片居住。这样的村有3个。其中，南小寨、东千家庄两个村，基本以前、后街为界，前街（靠南边的街道），一般属冀州辖，后街（靠北边的街道）归属新河县管。两街之间是双方的混居区，同一条胡同里，没规律地住有双方村民，作为前后邻居、左右邻居甚至斜对门的情况均有。而东高庄村，则基本是按南北走向的大街来划分的。街东属冀州，街西属新河。但其中也有交叉，街东就有几户新河县村民的住宅坐落其中，而冀州所辖的学校，却坐落在街西。

二是，按块分片居住。西高庄村属于这类情况。冀州辖村民都集中居住在村的东头一块地方。而该村其他位置的大部分则全属新河县管辖。该村呈一方（冀州方）较小，另一方（新河方）较大的局面。但交界处则有交叉，甚至冀州方仅有的一户史姓家庭，本是冀州籍村民，却多少代人、多年来一直居住在新河县住户的“重重包围”之中。这种情况，属于“飞地”（指拥有土地所有权，地块却不在本域，而独自置于他域土地包围之中的地块）情形。叫“飞地”又不太合适，因这是住宅，而不是地块，既不贴切，也不合适。权且称之为“飞户”吧！

三是，插花交叉居住。北黄家庄、董家庄这2个村属这一类。两村各自的东西两头，都隶属新河县，中间部分属冀州辖。所不同的是，北黄家庄冀州辖方占据了村中间的全部，且地段相当长，几乎占到了全村总长度的五分之四强。而董家庄则相反，冀州辖方却只占村中间的一“小溜儿”，与新河县所辖区相比，规模又相当小。这2个村的突出特点是：北黄家庄冀州方相对比较大，董家庄村则新河方比较大。这2个村，双方交叉住户更多。

看来，之所以人们把这些村称之为“插花村”，是对这种分两县管、双方村民交叉居住情况的生动描绘。这种叫法，既通俗，又形象，确有道理。

近些年来，因为宅基地的新增，有同籍聚居的倾向。

                                          耕地分布与调整

虽然冀州和新河东西为邻，但耕地并不是冀州居东，新河居西。以前，耕地在村庄的四面八方都有，或相邻，或相嵌，甚至“深入”到对方土地的“腹地”。不仅本村“插花”，还与邻村“插花”。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这些村的土地，由于历史上各朝代不注重管理，加之土地私有制度的局限及多年来的民间交易，耕地块数多亩数少，插花得很厉害，双方土地一直交织在一起。说乱成了“一锅粥”，一点都不过分。

建国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双方各级党政组织，为便于土地的使用，便于耕作和灌溉，曾历经反复协商，进行过多次调整。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以后，曾作过5次比较大的互换与调整。一次是建国初，初级农业合作社阶段。双方所属各农业社之间，入社社员对原有部分土地互换。第二次是高级农业合作社时期。随着农业合作化水平的提高，双方都有进一步整合土地的要求，又进行了互换调整。第三次是“公社化”初期。在这次最大的调整中，多少带有“共产风”、“平调风”的味道，甚至有时是“强迫命令”。但这些村双方还是在平等、互利、友好、协商的过程中，互换调整了大面积的土地。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是上世纪70年代初。双方在建设机井水田方时，又在友好气氛中，再次通过互让、互惠、互利的协商，进行了最后的合理调整。

经多次互换调整，土地距离双方居住区更近了，小块连成了大块，大块规划成大片水田方。因而，机械化作业也有了用武之地，其利用率和经济效益有了显著提高，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充分的显现。

文字虫

夏芝 发表于 2013-1-7 08:53
插花村就新鲜呀！老师漫笔插花，描述冀州的土地规划，城市各种规划和谐气氛。冀州人素质好，从老师笔里可以 ...

谢谢关注、评论、鼓励！

文字虫

                            漫笔“插花村”(3)                                                                              

                                                                       与耿庆周合写


                            双方和睦互助

      “插花村”里的居民，虽然分属两个地、市、县，但邻里和睦，关系和谐，互帮互助。

       和睦相处。“插花村”虽然居住着两个地（市）、县（市）的村民，但他们在风俗、婚俗、方言、宅居形式、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等方面是基本相同的。两个县(市)籍的居民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正常通婚。邻里之间按辈分称呼，春节时相互拜年。在红白大事上互相帮忙，形成了良好民风。双方在涉及全村公共事务、公益事业等方面能够和谐相处，共同发展。历史上和现在，每个村都有“州民”和“县民”伙着修路、办学、修庙、挖坑塘、饮水的事例。如西高庄村，现在是新河户打的机井，冀州户修的村内硬面路，大家同饮一井水，同走一条路，共同奔小康。

       合作用电。自从农村用电以来，这些村的双方，大都在兄弟友好的基础上，先后达成一种默契：哪方的“电”先到，就共同使用那方的。由供电方辖区的大队（村委会）向本方电力部门提出申请，讲明条件，以一视同仁的政策，不附加任何条件地向本村另一方供电。其中，西高庄、东高庄、东千家庄等村，因是新河县的电先到，全村都在用新河的电；北黄家庄村和南小寨村，因冀州的电先到，新河县一方村民至今仍在使用冀州方的电。这不但提前了对方村民的用电时间，又避免了许多资源的浪费，既保证了村容村貌的美观，避免了电线杆子林立现象，又促进了双方经济的发展。

      友谊用水。以前，双方在水的问题上不分彼此。哪个井（砖井或土井）里的水甜，就都去那个井担水。打机井后，哪里的机井开着，哪个机井离家更近，就都奔那个井去拉水，仍不分辖区。随生活水平的提高，当村民们有在村内打井，解决吃水问题的要求时，分着打还是合着打，井位、投资、管理等问题便被提上议事日程。除南小寨、东千家庄两村因村边有机井供吃水（有兼浇地任务）外，其他4个村双方班子及村民代表在友好互利气氛中很快达成了协议。在吃水用水方面，一视同仁，共用一眼井，所有费用一律按人口均摊。这种做法，既方便了群众，又节省了人力、物力、财力。西高庄、东高庄、北黄家庄、董家庄这4个村至今仍在伙吃同一眼井的水。安装自来水时，依旧如此。北黄家庄村，冀州户打的吃水井，两县（市）居民同用。东千家庄村，新河户打的吃水井，两县（市）居民同用。双方班子和群众代表一起研究所有事宜，积极配合，密切协作，按规划统一购料，统一施工。并做到账目上墙，开支公开，费用按人口均摊。既节约管道费用，确保供水通畅，又促进了睦邻友好。

在使用地上水上，也是互相提供便利，一方来了水，双方都使用。

       友好办学。这6个村的办学情况，大致可分为3种类型。第一种，是双方有史以来一直在分办。南小寨、东千家庄两村，从私塾到小学，截至近年的大规模“合点并校”，双方一直是各办各的学校，各聘各的“先生”或由双方各自的上级教育部门委派本方的教师，各接受本方的学龄儿童，各修缮各的学校，服从本方的学制安排及升级升学考试，直到学生们以后去本方高一级学校就读。虽然一村两校长期并存，但绝不是“老死不相往来”。双方学校之间，互演文艺节目、互换考题考试、进行体育比赛；教师之间，相互听课、共同切磋、交流教学经验也是常有的事。

第二种，是规模较小的一方，从未办过学，一直依附于对方学校。西高庄和董家庄两村，因冀州一方规模小，人数少，历史上从来没办过学，孩子们一直在本村新河县辖学校上学，直到小学毕业后分别去本方的完小（高级小学）、初中、高中就读。但这里从来不存在收取“借读费”问题，什么事都一视同仁。没学校的一方出于对学校的关心、对双方孩子们的爱护、对教师们的感激，总是自发、自愿、义务地去干些给学校泥屋顶（土房顶时），为老师们送些烧柴或担水之类的事儿，以示本方的答谢与感恩。第三种，是有分有合，且合办时间短，分办时间长。东高庄、北黄家庄两村同属这种情况。东高庄村，仅在1958年合办过一个学期，其他时间全是分办，且很长时间内双方学校同处一宅的前、后院。而北黄家庄，双方学校多年来是仅一条胡同相隔的邻居。1968年“教师回本大队”时，由于冀州方规模大，教师多，曾办起初中（当时称“小学戴帽”）， 新河户也派去一名教师。而新河县一方，却只办有小学，因而新河县一方的学生小学毕业后，就在冀州方办的初中就读。被冀州方接纳的新河县籍学生，享受同等待遇，做到了上初中不出村，极为方便。由于新河县一方在该村规模小，加之响应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后，孩子们更少了，于是在大规模合班并校前，新河县一方的学校被撤销，新河县一方的学生又全部去了冀州方学校，直到之后的大规模合校，该村已不存在学校止。

       联合文化活动。在这些村，两县村民联合开展文化活动已成传统。你敲锣鼓我去听，我扭秧歌你去看；你创出了新鼓点我去学，我扭出了新花样你去仿。冀州方请来说书的，我去听；新河方邀来唱戏的，我来看。你方请来戏班子，我帮着去搭台。你方演出《沙家浜》，我方唱的是《红灯记》。上世纪50——70年代，村民看电影，一般村一个月一次，而“插花村”一个月可看两次：冀县演一次，新河演一次。双方电影队到村放映，群众共同观看，不出村就能看到不同的影片。近年，双方互用电话线、宽带网线、有线电视线。新河县一方村民借用冀州方有线网收看电视节目的友好活动，也一再被传为佳话。人们不出村便能耳闻目睹不同的艺术形式，                    

有很多文化活动是共同参与，联合开展。北黄家庄村就是这方面活动的突出代表，由双方群众共同参与的秧歌队、架鼓队，多次联合组队应邀去两“县城”表演已延续多年。

文化资源还共饱眼福、共同享受。儿时的伙伴间互换“小人书”（俗称“小花书”，学名“连环画”），青年时互借“小说”，既弥补了经济上的不足，满足了好奇之心，又增长了知识。

双方各自的民间文艺队费用，均不存在向老百姓“敛钱”的问题。这类事宜，一是双方向上级争取；二是由双方大队（村委会）支付；三是由大户或爱好者自愿捐助。

双方在文艺活动中，一般不分你我。但有时多少也有点区别。如谁请来的或冲谁来的，就由谁来安排接待，演出完毕后，仍由邀方送行。遇有收费时，双方或按生产队或按人口数均摊。

       携手发展经济。地处两地、两县边界，相对远离双方政治、经济、文化、信息中心。相互支持、互通有无，你帮我助，和睦相处，在这些村显得尤为重要。双方班子在调地、办电、修水利等发展经济方面密切合作，双方村民间互通信息、相互交流，相互借鉴、你帮我助。“两个村一台戏”，大家共同造福、致富。

人们日常在一起“打帮”种地，合伙做生意，共同经营小企业的不乏其人。有时因机井故障或交界地块，为浇起地来更方便，双方互用机井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由于双方的信息来源渠道不同，使得这些村相互传递的信息面更加广泛。哪方的县城、乡镇、集市上、电视台上有什么致富信息，出现了什么新品种，来了哪种新农药，在这里都会被迅速传播。近20年来，被两县农民广泛种植的 “蘑菇”、“辣椒”两个新作物，其信息就分别来源于对方。新河方最早得到的蘑菇信息、冀州方最早种植成功“辣椒”，都很快传给对方，使这些村的农民们最先得到了增收的实惠，而后向周边村辐射，并在两县大面积推广。这一农业种植结构的调整，使农民们冬闲变冬忙，已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一条大道，并且为两县的经济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

弊端难以避免

    任何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插花村”虽然有许多互助互赢的好处，但是，一村两（地）市、两县（市），在贯彻执行党的政策方面，必然存在差别，某些弊端就难以避免。

“一个天两个地”。“插花村”虽是一个自然村，但分属两地（市）、两县（市），因地区差别，同一个村内，冀州市要求火葬；新河县仍为土葬。冀州市“粮补”47元/亩；新河县20多元/亩。上世纪60—70年代“学大寨”时，董家庄村新河部分是县委书记的“点”，得到照顾多，农业先进，给国家拿贡献；冀县部分是“三类村”、老落后，年年吃救济。改革开放后，农民纷纷办企业，但冀州、新河税赋不同。村民哪低就到那里去办《营业执照》。1996－1998年间遇水灾，“插花村”里冀州市部分搞集资、搞捐献；新河县部分享受上级救灾的被子、衣服等物资。同一个村的两县（市）籍村民距离很近，打电话、手机，还得掏长途费、漫游费。因新河地多人少，冀州地少人多，1949年前，这几个“插花村”都是“州民县地”情况：冀州人种新河的地，到新河交契税。1949年前，赌博、盗窃等案件发生后，经常出现警察、公安人员来逮人时，冀州的来了跑到新河那边；新河的来了跑到冀州那边，致使人逮不了。

这些村庄在全村统一规划，修街、筑路、打井、吃水、办电、安装电话线、有线电视网、数据通讯网线、宽带网线等许多方面，确有诸多不便。一村两电、双方管道、双套线路并行，由此带来的“天上线路‘蜘蛛网’、地面上线杆行对行、地下的管道你来我往“的状况，也着实令人头疼。由此造成的资源浪费、环境的人为创伤、有碍观展的村容、村貌，确实让人感到惋惜和无奈。

我们期盼这些村庄存在的一些弊端，能在即将实施的城乡一体化及新民居建设进程中得到突破和改进。

分治的渊源

“插花村”是怎么形成的？究竟什么年代开始“分治”的？为什么要实行“分治”？当时村民们是按什么原则分属的？历史上曾否“归一”过？

对于此类种种问题，我们曾请教过不少地方学究、长者及亲戚朋友，人们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有两点却是异口同声：一是“从来没听说‘归一’（即划归同一个县管理）过！”；二是“爷爷、奶奶甚至爷爷奶奶的爷爷奶奶都说不清是什么朝代分的！”。

当谈到究竟按什么“分”的时候，传下来的说法有四。一说是按“姓氏”。不尽然。双方所辖村民中有不少同姓；二说是按“居住位置”。也不尽然。同一胡同里竟有双方住户，甚至是对门邻居、前后邻居。有的同一辖区的村民被分在村的两头；三说是按“自愿”。但多数村不同辖区的村民又多以条块的形式居住着，形成独特的“插花”居住现象；四说是按“税赋”。更不尽然。有的村双方辖区的规模和人口悬殊很大。说因双方的税种、税量不同，由老百姓自己选择吧，但哪方更划算谁不清楚？不可能有一方的村民们都不会算帐或都算错了帐吧！各种说法，不一而足。

经查《冀县志》、《新河县志》及有关典籍，也没有查到涉及这方面的相关记载。历史从不缺乏遗憾，对上述困惑，可待时日，敬请同仁达识者帮助探索、发现，为我们指点迷津。

       (注：资料源自《冀县地名资料汇编》、《新河县地名资料汇编》、《冀县志》、《新河县志》、《冀州市（冀县）国民经济资料汇编（年鉴）》和民间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