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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州办工业的4位精英
河北省冀州市历史上就有“幼而读书”，长而外出学徒、经商、打工的习惯。清朝晚期至民国时期，有4位冀州籍人士，在天津市创办工业，并取得成功，很有名气，被誉为“对我国北方民族工业，起了奠基的作用”。
史东初 史东初(1890--1941年)，今冀州市北漳淮乡南漳淮村人。幼时家境贫寒，又逢连年水旱灾害，生活维艰。1898年，其父亲带着年仅8岁的史东初到天津谋生路。 在天津，史东初除帮助父亲做工外，还每日清晨把住处周围的铺店门口打扫得干干净净。住处附近东北角宫北有个叫“成兴东洋来货家”铺店的经理，发现每天早晨铺店门前总是被打扫得一尘不染，却不知何人所为，非常纳闷。一日，天未亮，经理特意早起，开门一看，只见一个10来岁少年正在认真扫地。走近前来问道：“你是谁家的孩子，为什么天天给我打扫铺店门前?”史东初从容答道：“我姓史，就住在附近，顺便给您打扫一下，好让铺店做买卖。”经理听后深受感动，又爱其勤劳、聪敏，便问：“你愿意跟我做点什么吗?”史东初说：“愿意，我能好好侍奉您。”就这样，史东初到了“成兴东洋来货家”侍候经理，凡事谨慎，不辞劳苦，深得经理的赞许。 “成兴东洋来货家”主要经营从日本进来的搪瓷制品，后改成“成兴洋行”。1901年，经理去日本大坂购货，史东初作为经理的私人“下人”，也随之到了日本。史东初在日本一面侍奉经理，一面半工半读。由于他天资聪颖和勤奋，很快学会了日语，成了“成兴”正式职员，给经理当助手兼翻译。经理见东初才能出众又诚实好学，便将其留在日本做“成兴”的代理人。 史东初一面为“成兴”做生意，一面省吃俭用，刻苦学习，决心趁机多学些东西，以振兴祖国的民族工业。在短短的几年里，他废寝忘食、如饥似渴地学会了多种轻工产品、日用化工产品的工艺和配方。同时，还结交了一些日本企业界朋友，从中学到了一些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 1909年，有位名叫三本中田的日本友人，自愿支援资金和设备，帮助史东初在天津关下普乐大街创立了“中成搪瓷厂”。当时，在我国南方，仅有2家搪瓷厂，一在上海，一在广东，均为中外合资兴办。天津“中成”是全国第3家、北方第1家、全国第1家独资经营的搪瓷厂。待搪瓷生产、销售步入正轨之后，史东初又拟筹办其他工业，就把搪瓷厂转让给他的好友王醒民(冀县羡家庄人)经营。王醒民经营搪瓷厂一直到解放后，天津搪瓷厂即在原基础上扩大的。 1912年，史东初看到天津市场上法国进口的“三花”牌香皂销售量最大，决心与之抗衡。他精心配制，反复试验，多方筹措，仅在1个月的时间内，就用2.5万银元在天津北开新街创办了“中昌香皂印刷制罐厂”，这是全国第1家香皂厂，生产“金花”牌香皂。“金花”与“三花”相比，质量有过之而无不及，颜色、包装、重量都优于“三花”，而价格只是“三花”的1/5。“金花”上市之后，倍受欢迎，法国“三花”逐渐被挤出中国市场。3年后，史东初将印刷制罐转让给天津人经营，改为“志成印刷制罐厂”，即“天津印刷制罐厂”的前身。史东初专心经营香皂，称“中昌香皂厂”。 配制香皂，需要香料。当时市场上的香料、香精之类的轻工产品，亦多系外国进口。1931年，史东初又在天津东门里创办了“永记香料公司”。解放后，史东初的妻子将总值28亿元（旧币值）的该公司献给国家。 出于企业日益发展，金融流通交往日多，1938年，史东初在天津投资开办“建华”银号。日寇侵华后，被迫关闭。 史东初还利用关系，帮助友人从日本引进设备、技术，开办多个工厂，如“三条石衡器厂”、“郭天成铁工厂”等。 史东初热爱祖国，故所起厂名如“中成”“中昌”“志成”“建华”等，均寓中华民族的工业必定成功，希望繁荣昌盛，以抵制外洋之意。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天津以后，原日本横滨正金银行行长，利用老同学的关系，动员史东初当天津日伪工商会长，他严词拒绝。天津伪市长温世珍也登门劝说。东初说：“我是中国人，本人所为，在于振兴工业，以雪国耻，以御外洋，决不认敌为友，做东洋的奴隶!”温世珍只好悻悻而退。事后，一位佟先生劝诫他说：“你这话是不是太重了。”他说：“大节为重，何惧之有?”当时，东初教育家人和同事，要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不给日人做事，不穿日人服装，不入日伪商会，不吸收日资入厂。 东初对商标设计也很有研究。“前门”牌香烟，就是他设计出来后转让给烟草公司的。这个商标，一直沿用至今。1931年，他还设计出飞行皮衣(航空衣)、航空帽并将其设计无偿转让给服装厂和“同升和”帽庄。 史东初在生活上很简朴，不吸烟，不喝酒，没任何不良嗜好。他乐善好施，自费在天津金家窑办了一所“东初小学”。每到冬天，开粥厂舍粥。对家乡来的乡亲，一律热情招待。 史东初于1941年冬，因患脑溢血病故。
李惠南 李惠南（1898--1954年），名濂钵，字惠南，今码头李镇人。曾先后担任天津市财委私营企业处处长、天津市人民代表、民主建国会天津市委常委、工商联合会天津市委常委、天津市工程学会常务理事等职务。 李惠南幼时在家由父亲启蒙习读四书五经，后来在北京考入师大附中读书。在高中时正值“五·四”运动，他投身于这一伟大的青年运动中。“五·四”运动激发了当时青年爱国救国的热情，立志为发展科学、振兴工业使国家富强奋发求知。但在这时却因家中无力供应他在北京求学。李惠南得知日本设有给中国留学生的助学费用，于是辗转求助得到友人辛少辰的资助并借得一些钱，东渡日本，考取了公费资格。先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学成日语，读完预科后考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即后来的东京工业大学)应用化学系学习，毕业后深入研究和实习酿造化学，于1926年春，学成回国。 李惠南回国后，在河北丰润县张雅轩的协助下筹集资本在天津创办了天津宏中酱油工厂，厂名取“宏大中国”之意，于1926年秋开业生产“红钟”牌酱油，李惠南任厂长，张雅轩任经理。经过几年的努力，得到广大顾客的肯定。至1930年，“红钟”牌酱油以其优质和独具的风味誉满华北并远销南洋一带。 李惠南从1928年以后在天津河北省工业学院和天津河北省水产学院2个学院同时任教，讲授《酿造化学》。自编教材，热心讲授，为民族工业的发展，培育了不少有用之材。这一教学工作，直到“七·七”事变后，学院被日军封闭为止。 在沦陷期间，冀县羡家庄同乡在西安建立一座永昌化工厂，后来由于重重困难濒于倒闭，设法派人来天津找到李惠南求助，他立即在天津设法筹借一笔款项购买了所需原料，派人设法辗转运往西安，挽救了这一垂危的工厂。 在抗日期间，李惠南利用个人在天津工商界的地位和影响及留日同学会的关系和精通日语等条件，积极为抗日工作、为中国共产党工作。1937年，他掩护了张学良将军的秘书、西安事变发动人之一苗剑秋。1943年，经友人联系，由当时共产党北京地下工作人员黄浩吸收李惠南参加抗敌工作。他为我方搜集日伪当时经济、政治、社会及军事动态情报，写成详细资料交给我联络站。李惠南还曾数次为我方采购药品和掩护营救我方的工作人员。同乡方纪文从延安潜入天津，到天津后找到李惠南帮助，李明知方纪文的中国共产党员身份，但仍不虑个人安危，托朋友在天津给他谋取了固定职位，并为他做担保。方纪文打入国民党天津市政府，为解放天津市做出很大贡献。 天津解放后，李惠南曾亲自主持一些产品的研制工作，为了基本建设的需要，曾研制出水泥防水粉并使之投入正式生产。继而又主持研究“海藻胶”，提炼生产，以缓解纺织工业对粮食的需求。1954年秋，又接受草酸提炼研究，在研制中常苦于纯度和生产成本未符要求而寝食不安。当年11月20日晚，他巡视研制车间后，回到厂内自己的办公室，在座椅上患脑溢血。第二天早晨才被人发现。当时，桌上的台灯仍然亮着，桌上摆有研制中的资料和记录，钢笔未套笔帽摔在一旁，似乎正在书写。在被发现后，急送往天津总医院抢救无效而逝世，终年仅56岁。
傅秀山 傅秀山,今官道李镇傅家庄村人。1917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是我国妇孺皆知的“金鸡”牌鞋油的创立者。 傅秀山于1931年，年仅14岁时坐轮船到的天津，“当时没有钱，就坐在货舱里。”“走了七八天才到了天津”。到天津以后，傅秀山在此学徒的哥哥把他推荐到了当时的天津协和毛巾厂学徒。因为傅秀山老实本分，又读过几年书，掌柜的就叫他上街去给各个百货店送货。傅秀山是个有心人，在送货过程中，积累了一些商道的经验，还结交了不少老乡和同行，这其中便有后来对“金鸡”鞋油创立有至关重要作用的生生银号的副总经理杨桐岗等人。 在战乱年代，傅秀山得知由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进口鞋油一度断货，当时国内还没有生产鞋油的厂家，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商机。1941年下半年，傅秀山和杨桐岗、李清范等人开始着手研制鞋油。 鞋油虽然是小商品，但是生产起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蜡的含量不容易掌握。太低了没有光泽，太高了又发脆容易剥落。”“另外颜色和蜡要有极强的亲和力才能渗染皮革，合适的溶剂也很重要。”那个时候，他们既没有设备，也没有现成的资料，几个人也没有化工技术。后来他们通过朋友介绍，请到了时任南开中学化学老师的余瑞征帮忙解决技术关。毕业于齐鲁大学化工系的余瑞征经过钻研，认为四川产的白蜡最适合制造鞋油，这种蜡据说是当地一种虫子的粪便，亮度高，含油量大，不会油蜡分离。而溶剂选用的是200号的汽油，为了降低成本，还掺入了沸点接近的松节油。经过将近一年的试验，到1942年底，傅秀山等人的鞋油终于研制成功了。由于它大量使用了国内原材料，所以成本大大降低，而且易涂抹、颜色黑，长期存放不干裂、不沾粘，丝毫不比进口鞋油差。 “金鸡”在我国有吉祥的预兆，取“金鸡报晓，久鸣不衰”之意，最后决定把鞋油叫作“金鸡”牌。刚生产出来的鞋油，他们并没有急于出售，而是走到大街上，支个写有“金鸡鞋油免费试擦，请君提出批评”的广告条幅，免费为路人擦皮鞋。起初的时候，过路人都不敢靠近，怕是骗人的。可是外国人敢来，他们擦完了感觉好，还给放钱。到后来，越来越多的人都来试用鞋油，都给了不错的评价。为了扩大影响，这种义务擦鞋从天津一直扩展到北京城、沈阳、哈尔滨等地。 1943年初，“金鸡”牌鞋油开始正式上市销售。当时的鞋油都是铁盒的，有25克、40克两种规格，售价也只有一两毛钱。由于傅秀山有以前推销毛巾的经验和基础，在很短时间内，“金鸡”牌鞋油就占领了津门各个百货门店的柜台，结束了洋鞋油独占市场的历史。鞋油厂的规模也逐渐扩大，最初仅有20来名工人，生产设备亦比较落后，似小作坊一般，日产鞋油仅几十打。但凭借优良的品质和低廉的价格，“金鸡”牌鞋油很快打开了市场，且尽产尽销，工人也逐渐增加到100多人。 “金鸡”牌鞋油以其上好的质量和低廉的价格赢得了各大百货商店和小商贩们的青睐，销路极好，在市场上有较强的竞争力。但傅秀山并没有满足于此，决定向“三北”市场进军。傅秀山在分析了“三北”情况后认为，这些地区气温低，穿皮鞋时间长，所以市场需求大，遂派出专门销售人员到北京设立办事处，专门对西北和口外的商贩供货。与此同时，他还派人常驻沈阳、哈尔滨，以辐射东北市场。就这样，“金鸡”牌鞋油逐渐打开了全国市场，声名鹊起，为中国民族工业增光添彩。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忙着打内战，对蜂拥而至的美国货和各种物资免关税，却对民族工业产品增加了税收。1945年底，美国的花旗和檀香二合一鞋油冲进天津市场，由于没有关税，价格极低，对“金鸡”牌鞋油产生了很大的冲击，生产“金鸡”牌鞋油的协丰厂濒临停产。傅秀山也想关门算了，可800多家经销“金鸡”牌鞋油的商店并不希望他们的产品在社会上销声匿迹，为此，傅秀山一直苦撑着。 1949年1月，天津解放，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金鸡”牌鞋油很快走出困境。1955年，傅秀山响应政府号召，率先进行了公私合营，并任该厂副厂长。“金鸡”牌鞋油通过当时的各地百货站销售渠道走向全国，非常火爆，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垄断了北方市场。后来，“金鸡”牌鞋油的产品陆续出口到东南亚、欧洲等一些国家和地区。1994年，“金鸡”品牌的持有人、天津日化四厂为了引进外资，与美国莎莉集团所属奇伟日化公司合资组建了中美合资奇伟日用化学(天津)有限公司。至今，“金鸡”牌鞋油仍在让人们足下生光。
刘廷建 刘廷建（1909—1995），又名刘振东，今徐家庄乡徐家庄村人。他16岁时去山西榆次上中学，毕业后考入天津南开大学。 刘廷建于20世纪20年代，到生产“红三角”牌纯碱的天津碱厂工作，并做出突出贡献。“红三角”纯碱是国际市场上准许免检的“信得过”产品，打破了外国公司对中国国内和东南亚市场的垄断。 刘廷建因与周恩来总理相识，曾给周恩来总理资助，为革命提供经费。抗日战争爆发后至1946年，刘去重庆跟随周恩来总理工作。建国后，在国家化工部门工作，曾担任国家化工研究院副院长、化工部属公司经理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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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2-1 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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