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三、最后的轻率 我到人防时虚龄才五十五岁，到一九九三年虚龄六十时就开始给市委组织部打招呼说：“我年龄快到了，请组织上考虑我的接班人”，同时我自己也在物色。 当时领导班子里除了我以外还有四位副手。第二把手是我为搞“化救”而从化工局“引进”来的，不久就安排他任党组副书记。我的意图非常清楚，但经市委组织部考察未能通过。唯一可考虑的是一位兼职副主任（警备区副参谋长），无论人品、能力都可以，他在部队是正师职（相当地方正局）但按规定到地方都要降半格使用，只能任副主任，所以本人不愿意。
就在这关键时刻，总工会的一位副主席到我办公室看我，说起总工会的一些情况，谈了他和一把手的矛盾，所以心里不舒畅……我听了有些同情。因此我表示说：“那你就到我这里接我班吧”！
他听我这么说似乎很谦虚地摇摇头说：“不行，不行”！
这次谈话后我真的把他的情况向市委组织部作了介绍，并谈了让他接我班的想法。我提这个建议有公私两方面的考虑。
从公来说我虽没和他共过事，但听说他刚到总工会任秘书长时表现不错；从私的方面考虑，我和他虽然不是深交但总是朋友，在他处境困难的时候帮他一把，总是做件好事；再说有一个熟悉的人接我班，总比陌生人好！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的一个上午，市委常委、警备区徐文仪司令从市委来电，一开口就直截了当地问我：“××这个人怎么样”？！我开始有点突然，后来一想估计是市委在讨论接班人的事，于是急忙回答说：“可以啊”！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市委正式下文免了我的党组书记；
一九九六年二月十二日，市民防办召开处以上干部会议，宣布了市委、市政府关于免去我市民防办党组书记和主任的决定，同时宣布了对××的任命；
在这次新老交替的会上我致了“告别词”（见附件）××也发了言。
我免职时市委组织部长罗世谦曾告诉我，因为我有高级职称，职务虽然免了，但可以到六十五足岁再办退休手续。
所以我曾打算花点时间好好向 X X 移交，陪他到各区、县走走，并到南京军区和国家防办拜访一次。我想我毕竟已呆了八年，方方面面都比较熟悉，更重要的因为他是我推荐的人，我有责任帮他开好头，打响第一炮！
我夫人听了以后曾笑我说：“你不要一厢情愿、自作多情，你知道人家要你陪吗”？！
我想只要是懂道理的人，我的一片好心不会不领吧！
按理，新老交替会后的第二天，他应主动找我。没想到真的给夫人言中了，一直等了近半个月，他根本没有理睬我，我等啊等……实在耐不住了，就主动找他说：我总得向你移交一下吧！
第三天上午他在办公室接待了我。我本想把工作本上记的移交内容向他详细介绍，但我看他一会翻文件，一会接电话，心不在焉地根本不想听的样子。我就照提纲念了念后说：“今天就介绍这些，有什么不请楚需要问的可以随时找我，招之即来！”说完我就站起来又补了一句：“明天开始、我就不天天来了！”
对他的表现，我有些不可理解。不管从哪个角度讲，你首先应该找我，因为是我向你移交嘛！我真没想到这人不懂道理到这种程度。
其实不是不懂的问题。我估计他一定是和市人防办的“革命群众”站在一起，听到的都是“姜仁奎渎职违纪”之类的声音，以为我在人防办不知干了什么坏事，所以根本不想听我的声音。
更为气人的是，在一次有黄浦区长参加的讨论“迪美广场”遗留问题的会上，我作为“地空集团”董事长正欲发言时，他竟然说“算了！算了！”地阻止我发言。
我一气之下辞掉了董事长职务！……
我开始自我反省，我到人防八年不敢讲没有一点缺点。但我一心为公、不谋私利，所办实事、历历在目，上海人防、有所进步，国家地方、都予肯定，恶人诬告、早有结论，我问心无愧…
此人来人防后的表现、我不想也不宜作任何评论，但人们在谈起人防十几年来的状况时都会异口同声地说，自他来后人防开始......同时批评我怎么会把这样的人引进到人防办来接班？！
他到人防的决定权不在我，但我负有推荐的责任。我没和他共过事对他并不了解，单凭他讲的就信以为真，所以总工会一位老同志也批评我：“你为什么不问问我？这个人怎么能当一把手”！
我管了那么多年的干部人事工作，怎么连起码的规矩都忘了？同志们批评我“耳朵边软、眼睛不亮”这件事上得到了充分反映。
我不怨天、不怨地、我应该检讨自己最后的轻率、偏信和一定程度的私心！不过实事求是地说，我推荐的这位除不太懂理之外还是做事的。他还是为人防办了诸如“制订民防条例”、“建成民防大厦”等几件实事，至少保住了人防的家业。
发表于 2018-11-9 16: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