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在茶卡时，曾买过一本长篇小说，是金敬迈写得《欧阳海之歌》。母亲从小过了许多苦日子，与欧阳海小时候“老鸦窝”的苦难有许多共鸣。她边看边给我讲，最后我也读了一遍。这本小说是我平生读的第一本长篇小说，我前前后后花了两个月时间才读完。

       兵站上每天过往的军人很多，早晨就在我家门口40米外的水房旁洗漱，我常常等他们走后，过去拣拾被丢弃的牙膏皮。牙膏皮根据不同的材质，废品收购站收购价为1分至3分。为了增加收入，有时候还会在停车场拾到汽车兵换下来的旧钢板，破零件，也都拿去卖钱。

      有一天早上，我看见篮球场上有许多军人在跳集体舞，边唱边跳，非常整齐——

         雪山上升起红太阳，翻身农奴把歌唱呀把歌唱；

         献上一杯青棵酒哇，亚拉索，献给敬爱的毛主席，祝您万寿无疆！

          这也许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作“忠字舞”的一种舞蹈，但就其风格来讲，仍属于藏族歌舞范畴。

         到了冬天，气温下降到零下10-20度，部队的汽车需要加热水后才能发动。他们提前将加满水的水桶摆成圆形，中间放上木柴。到早晨将柴点燃，烤热水桶后给汽车加热水，剩下未燃尽的木柴已经变成了木炭。我和同学们常常起大早，带上一个铁皮桶和小铲子，去拾汽车兵丢下的未燃烧净的木柴、木炭。

       在茶卡时，我们的新闻来源主要靠有线广播和报纸，收音机都属于奢侈品，一般家庭没有。许多脍炙人口的革命歌曲，我都是跟着兵站高音喇叭的广播学会的，如《东方红》、《洗衣歌》、《逛新城》、《翻身农奴把歌唱》等。

        娱乐活动主要是观看露天电影或文艺宣传队的演出。不管是电影还是演出，都必须自己带凳子，距离较远时，还要带上手电筒。我们当时最爱看的电影是“打仗的”，如《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英雄儿女》、《平原游击队》等等。这些电影中的英雄人物，从那时起就是我们崇拜的偶像，但是在平时玩耍的时候，我们却愿意扮演那些反面人物，装“坏蛋”。文革期间，茶卡也放过几次“内部电影”。有一次旅社放“批判电影”，不让小孩子看，我们不服气，偏要看，结果被大人们赶了出来。于是我们就爬在旅馆的窗户上，从窗户挡板的缝隙中观看。其实电影是一部纪录片，片名叫《刘少奇主席访问印度尼西亚》，并非想象中的“打仗的电影”。

        1965年8月24日，父亲受上级领导的关怀，离开茶卡兵站，准备去西安疗养。他带着我于当天晚上到达西宁，第二天给我到医院检查身体。当时我不知道患的什么病，医生说无法治疗，要治就得开刀，反而对身体不好。于是父亲给我买了一斤苹果，让我跟一位姓陈的叔叔乘军车返回茶卡。父亲于28日乘36次直快列车，于29日到达西安。8月30日到达临潼疗养院。

       父亲在临潼疗养院住了将近两个月。由于长期在高原工作，他患有比较严重的高血压。疗养期间，他安下心来认真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并坚持写心得笔记。当然也不时地回忆起那战争年代──

        1950年，父亲所在部队离开陕西宝鸡，乘火车到达东北的辽宁省，准备入朝参战。父亲所在的军教导团在新民县（今新民市）兴隆店镇张高丽屯村驻扎。当时父亲的房东叫赵广城。当时全军只去了一部分部队参战，父亲因在军教导团学习，所以晚入朝一年。

       1951年下半年，父亲所在的64军教导团离开了张高丽屯。父亲身背被子、大衣、步枪、4枚手榴弹、米袋子，随部队趁着夜色，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因为白天有敌机轰炸，父亲他们只好白天休息，晚上行军。遇到风雨天就很麻烦了，道路泥泞，步兵、汽车、马车同走一条路，上下行进，你进我让，停停走走，就这样每天也要走七、八十里，浑身上下，不是泥巴就是冰凌。开始走时，精神振奋，时间一长就会又困又乏。经常是迷迷糊糊地向前走。平地还好说，要是山地，在困乏中行军就会有危险，一不小心，就会滑下山坡或悬崖。不知走了多少个晚上，终于到达部队所在地。

         父亲仍回到三营七连，原来他们排的班长已经当上了连长，新保安解放过来的战士当上了宣传干事。父亲被分配到七连任副指导员。

         1952年父亲在抗美援朝的前线上，当时驻扎的阵地是高粱山，对面的敌人是美军，他们的阵地是高旺山。当时朝鲜战争已进行了五次比较大的战役，父亲他们进入阵地后，主要是防御战，也就是以阵地为依托，进行突击，随时占领随时撤出，也叫做实战练兵。敌我双方都是这种“拉锯战”。战斗间隙，部队还开展了扫盲、学文化活动，父亲在文化补习班学习，成绩优秀，被记三等功一次，参加了军部召开的庆功大会。

         1953年，父亲被提升为二营六连指导员，这是他参加文化补习班后提升的。连里的活动多部分是在坑道战壕里，春节前，父亲与战士们一起在坑道里包饺子，听说团首长到前沿阵地来向战士们拜年，便高兴地与战士们一起出来迎接首长，谁知刚一出坑道，道口处就塌方了！全班战士面面相觑，不禁出了一身冷汗。多亏首长来看望，否则父亲和那个班的战士就会全部被埋在里面。

         朝鲜战争中，美军依仗着雄厚的经济实力，基本上控制了制空权。我军的后勤补给、医院、部队家属的伤亡不比前线少。父亲所在团的团长夫人，往前沿阵地送饭的一些炊事员，都是牺牲在敌人的炮火下。

        父亲所在部队在五次战役和防御作战中积极突击，反击敌人，迫使美帝国主义接受和平谈判的条件，并在53停战协议上签了字。父亲他们在停战后很快撤离了阵地，凯旋回国。回国后他们驻扎在丹东市郊二道沟一带，开始修建营房。

        1954年，父亲所在部队住进了自己动手修建的营房，地点在丹东附近的五龙背、二道沟一带。在此期间爷爷从老家来部队看望过父亲一次，张高丽屯的房东也来看望过父亲。部队从朝鲜回来后，精简了一部分老弱病残和旧军队过来的人员。

         1955年父亲所在部队开赴大连，接管原苏联军队管辖的旅顺、大连的防务，苏联军队撤出后回国。父亲所在团驻扎在沙河口区军营。接防后的第一件事是到贵州接新兵，这一年，我国开始实行义务兵役制。当时部队接兵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到四川。父亲去的是贵州思南地区的德江县，属于贫困山区。

       这一年，我爷爷把我母亲从老家送到父亲所在部队，与我父亲结了婚。

待病情有所好转时，父亲主动要求出院。1965年10月26日，父亲在同科病友的热情送行中，离开了疗养院，返回西安。29日，他乘243次普客列车，前往西宁。在列车上，父亲遇到一位76团5连的驾驶员，姓候，由于他是半路上车，没有卧铺。他虽然是一个年轻战士，但父亲觉得大家都是高原战友，就和他共用一张卧铺，轮流休息，一起回到了西宁。

在茶卡，我曾有一个叫小红的妹妹，她出生时姥姥还特意从河北老家来到茶卡，照料我母亲。姥姥对我特别好，每天早晨上学前都偷偷地给我一个煮鸡蛋。她总说：“就这么一个小子，不给他吃给谁吃？”当时鸡蛋也属于奢侈品，每当我在学校吃着煮鸡蛋时，同学们看着都羡慕不已。一个同学当着大家吃煮鸡蛋，竟能吸引四五个同学在旁边看，还有同学提出分给他一点吃，他下午从家里带别的食品来交换……这在今天的孩子们来说，真是不可思议的。

1966年11月1日，父母亲带着妹妹小红，乘一团16连的军车从茶卡出发，于2日下午到达西宁，3日上午为小红看病（扁桃体炎）。随后小红就开始在母亲的陪伴下住院。父亲不久就去了北京。

有一天中午放学回来，我见到母亲很高兴，却没发现小红。我连忙问母亲：“小红呢？”母亲沉重地说：“病没治好，去世了。”

我什么也没说，默默地哭了。尽管我下面曾经有两个弟弟夭折，但是我都没有印象。小红毕竟与我朝夕相处了许多时间，她的笑容是那么可爱，却永远成为了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