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我父亲被抽调到团政治部负责动员家属返乡的工作。家属返乡，这是党的号召。当时我国经济状况很落后，为了减轻城市负担，中央号召机关、部队工作人员的家属回到家乡去。那时有一句口号：“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父亲动员别人的家属，自己当然要带头。等动员工作结束后，上级又安排我父亲到武汉高级步兵学校学习，父亲顺便将怀有身孕的母亲和1岁多的姐姐送回了老家，在河北定县的东内堡村，与我爷爷、奶奶住在一起。

        父亲到步兵学校报道时，学校里有个秘书对我父亲说：我知道你，我在工作通讯（军队内参）中读到过你的先进事迹。父亲在军校学习一年多，学习文化的时间并不多。他先后参加了武汉重型机械厂的土方工程劳动，在京广复线工地上挑土垫路基，东湖劳动、大炼钢铁、除四害等社会活动一个接一个。军事科目上学习了单兵、班进攻战术，步枪、手枪、冲锋枪、轻机枪射击等。政治科目学习了中共党史、辨证唯物论等，也没有学完。

       1958年6月8日，我出生在东内堡村。当时正值我国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一年，家乡生活非常困难。母亲生下我后奶不够吃，我父亲就在武汉买奶粉寄回家里。母亲生我时，姥姥对小姨说：“你去伺候你姐月子吧，屎尿布要洗不要怕脏，就顶了我去了。我是没办法，家里离不开。”当时母亲虽有公婆，但却分了家，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姐姐和我）真不容易。村里的人见我母亲脸色蜡黄，开玩笑说：“素果，你躺下脸上盖张纸就可以哭你了！”

        小姨在东内堡住着，天天吃红薯面疙瘩。当时小姨还小，也想家，时常暗里落泪。但我母亲也困难，让我小姨去向我姥姥要父亲邮回的钱。小姨回固西村要过两趟，后来多了，姥姥就对小姨说：“你姐夫给咱们寄两个钱，还没等我攒热乎了就又要了回去！”小姨说：“家里就给她吧，她很困难。要不是姐姐，姐夫为什么给咱们钱呢？”只要姥姥家里有，只要母亲要，姥姥从没有不给过。

        后来姥姥对我舅舅说：“你写信告诉你姐夫，再寄钱就把钱寄到子位你舅舅那儿，省得村里知道咱家有人给寄钱，不照顾咱穷人。”从此以后，我父亲就把钱寄到子位，由我舅姥爷转送到到固西村。这样姥姥再向村里申请救济款、粮、衣物时，就有了合适的理由。姥姥给村里干部说：“素果（我母亲）孩子多，不挣钱，光凭女婿，我们不能刮么他们。”所以姥姥一个寡妇带两个孩子，在村里也算上头一户应照顾的困难户。

       我父亲经常给姥姥寄钱，每当我姥姥收到大女婿寄回的钱来，就对我舅舅小姨说：“别忘了你姐夫，给咱们邮钱来了。”

      由于家里日子实在苦，母亲不得不去部队找我父亲。

      父亲在武汉军校的两年中，母亲去过两次，第一次去时我还没出生。第二次去时，母亲刚到武汉步兵学校，放下行李就带着我和姐姐，到附近的街上去吃小笼包子。她太虚弱了，太需要补充营养了！

武汉步兵学校的家属宿舍，是木制地板的楼房，地板的夹层中填满了锯末。有一次母亲用碳火盆给我烤尿片，不知不觉引燃了地板下面的锯末，浓烟从楼下房间里冒出，还惊动了消防队。还好，没有酿成大火。

       1959年，由于西藏达赖喇嘛叛变，西藏平叛开始。上级指示从武汉步兵学校抽调一批干部提前毕业，充实到西藏部队中去。我父亲等30多名学员被分配到总后勤部青藏办事处、西藏军区。我父亲就是这样到了青藏高原的。

四、格尔木

我父亲在青藏高原的第一站是格尔木。

格尔木市，位于青海省柴达木盆地南缘、格尔木河畔，海拔2800米，是内地联系西藏的门户。我初到格尔木时年龄很小（1岁多），尚不记事。记忆中的格尔木只是有一次随父亲乘飞机前往西宁，途经格尔木，在格尔木军用机场吃过一顿饭。

关于格尔木市，有过这样一个传说：

当年，一位将军带领战士和民工，拉着骆驼走进了戈壁深处。漫天的沙尘，狂啸的漠风，如凶猛的野兽，随时都在吞噬着生命。民工们怕了，要走；战士们懵了，凝望将军。将军说：“我求大家先把帐篷搭起来，烧顿饭吃了再走如何？”

帐篷搭好了，饭也吃罢了。将军站在猎猎漠风里问大家：“格尔木市在哪里？”

人们不懂将军的话，突然，将军提高了嗓门：“格尔木市就在我们的脚下。”说罢，他把随手拄着的一根红柳拐棍奋力朝前一扔，指着那片戈壁荒漠说：“看！那就是格尔木市”。

于是，那队人马一个也没走。

                    ──摘自陈得宝《穿越青藏线》一文，原载《西安晚报》

      父亲当时被分配到总后青藏办事处招待所任指导员，整天带着战士、职工到沙滩、丘陵地带打柴，在招待所烧水做饭，接待着成千上万的进藏部队、职工、支边青年。每日起早贪黑，忙忙碌碌，工作繁杂而平凡。这就是父亲离开步兵，转入后勤保障部队的开端，也是父亲离开内地、步入高原生活的开始。

      时间不久，母亲就带着姐姐和我，千里迢迢来到格尔木，与父亲团聚。

1959年，我只有1岁左右，姐姐也才3岁多；22岁的母亲带着我俩从武汉上了火车，走京广线到郑州，又走陇海线从郑州长途跋涉到甘肃省敦煌附近的柳园车站下车，在解放军的柳园大站乘军用卡车行车230多公里，翻越海拔5000米左右的阿尔金山当金山口，再行车400公里才到达格尔木。铁路加公路，行程3400多公里，用华里说，可谓七千里路云和月！

……

夏季到来柳丝长，大姑娘漂泊到长江，江南江北好风光，怎及青纱起高粱……

冬季到来雪茫茫，寒衣做好送情郎，血肉筑成长城长，侬愿做当年的小孟姜。

            ──电影《马路天使》插曲《四季歌》，田汉词，贺绿汀曲

      部队组织文艺联欢，家属也出节目。那时母亲就给大家演唱《四季歌》，唱得充满感情，或许只有这首歌，能表达她结婚以来与丈夫聚散离合的真实感受。

     1960年，父亲由政治指导员提升为当雄兵站副教导员。时间不长，原教导员调到北京工作，父亲继任教导员。这一年，母亲在格尔木解放军22医院生过一个男孩子，取名叫红星。弟弟叫红星，这是因为父亲原在大连时的老团长，他的儿子取名为红星。后来因患高山心脏病，弟弟红星只活了六个月便夭折了。高原上婴儿存活率低，所以母亲在怀上大妹时，不得不提前返回老家。

大妹的出生使父母亲的生活负担加重，也许是为了集中精力带好大妹，母亲把姐姐寄放到姥姥家，后来又被爷爷接到爷爷家。这时奶奶已经不在人世，姐姐自然要受些苦，这是后话。

1964年，父亲因身体原因未能到黑河兵站赴任，回到西宁在招待所住了一段时间。当时据说要任命到野战医院去当协理员，后来还是任命到茶卡兵站，仍任教导员。

这一年，二妹诞生在西宁市总后青藏办事处，是我父亲亲自接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