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悟毛泽东诗词的历史情怀 （下）

鸣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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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悟毛泽东诗词的历史情怀 （下）

　　
　　结构形态学的考察
　　在丰富多彩的革命实践和奔流不息的世界潮流中，毛泽东以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存在出现于其间，他对唯物史观的深刻内涵，增加了属于实践性、阶级性和人民性的三种基本的诗性表达形式，为唯物史观从这三个基本特性上深入人心做出了无可替代的杰出贡献。结构形态学所要考察的，就是毛泽东诗词的历史情怀所蕴含的上述三种基本特性的位置与功能。
　　历史情怀的实践性品格:在实践情怀、人民情怀、阶级情怀的综合表达中，实践的品格是基础。毛泽东首先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实践家，属于现代史的创造者。毛泽东诗词往往是在马背上、行军途中及治国理政的余暇写就的，而不是在宁静的书斋中寻章摘句而成的。
　　应该说，毛泽东最有本质意义的革命实践，是从1927年发动秋收起义，开辟井冈山根据地开始的。井冈山时期的毛泽东诗词与长征以后的诗词，在历史情怀上有着不同的气象和境界。鲁迅对于其井冈山时期的作品，曾经含笑而言:“颇有山大王气概。”但是此山大王已非古代的或自发的彼山大王，他已经在“真正的铜墙铁壁”中获得了力量的源泉，因而奇迹性地做到了“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西江月·井冈山》，1928年秋)由此可知，毛泽东的实践性是在疾风骤雨中杀出一条生路，以寻找中国何去何从的实践性，他的历史情怀由此具有坚忍的意志。
　　进而言之，毛泽东的实践性具有开创的品格。运用“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去创造历史，是以往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尝试过的。他许多诗词都是开展这场创造的历史情怀的记录:“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1931年春)。
　　在毛泽东诗词中，历史开拓者的博大胸襟和从容自信，被表现得相当充分。一个年富力强的人也会谈论“易老难老”吗？他不是谈论个人的年龄，而是在谈论人生天地间的有限性和价值观的问题。1929年写的《采桑子·重阳》开头一句是“人生易老天难老”，它反用了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中“天若有情天亦老”，在反用中强调人应有作为，即便遭遇挫折，也可以在“寥廓江天万里霜”的岁月，显示出“战地黄花分外香”的顽强生命力。30年后，年近七旬的毛泽东又作《卜算子·咏梅》:“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把奋发有为的精神抒发得更加高昂。战地黄花与悬崖梅花相映成趣，都象征着、张扬着人的顽强生命力。
　　坚持是为了承担。毛泽东诗词的历史承担精神，是他实践历史情怀的重要体现。其诗词写山，总是山、天相连，就是由于“山为天柱”象征着历史承担精神。所谓“惊回首，离天三尺三”(《十六字令三首》，1934-1935年。作者原注:“湖南民谣:‘上有骷髅山，下有八面山，离天三尺三。人过要低头，马过要下鞍。’”)用了俗典，脱口而出，明快中有风驰电掣的气势。这样峻拔的山有何功能？“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起了挽狂澜于既倒的擎天柱作用。这是以“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精神自许的。这个可以依赖的“拄”字，乃是乐其山之支撑和承担的精神。
　　历史情怀的阶级性特征:毛泽东是发动和领导民众进行阶级斗争的超一流高手。他的历史情怀中有阶级斗争这根弦，属于理所当然，不必遮掩。问题在于阶级斗争的题材和思路如何化为诗词，却是一个应该认真探索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切忌火气外泄，词锋浮露，一览无余，否则便会破坏诗歌应有的滋味。写诗应该把论说转化为想象，为意兴，为情怀。比如1957年写的《蝶恋花·答李淑一》何尝不涉及阶级斗争？杨开慧、柳直荀都是阶级斗争风口浪尖上的烈士。但是词里并不直说，而是别开生面地改造了古代“游仙诗”的形式，注入崭新的趣味，把烈士的忠魂送达天上广寒宫。在“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之后，既有吴刚的桂花酒可饮，又有嫦娥的广袖舞可赏，神思纵横，诗情动人。
　　阶级斗争史观在毛泽东1960年代的诗词中，进一步强化，对其诗情诗味带来日益明显的制约和冲击。作于1961年冬的《七律·和郭沫若同志》说:“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诗中把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喻为妖雾、鬼蜮和白骨精。又批评郭沫若原诗“千刀当剐唐僧肉”，认为改为“对中间派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这就好了”。在诗歌中如此隐喻统一战线政策，算得是恰到好处，可见他的语言运用到何等炉火纯青的程度。但作为诗则不宜有过多的议论，应该有更多的人类情怀和意象神采。
　　历史是人类活动的全部关系和总体过程，它当然包括阶级斗争，在阶级矛盾尖锐的时期尤其突现为阶级斗争。但是，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就不应该把全部的历史活动等同于阶级斗争，而应该以更丰富的思维把握历史的存在形态和真实进程。写于1964年春的《贺新郎·读史》，在115字的篇幅中，以巨大的魄力试图对历史进程进行整体把握。“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
　　诗词滋味的醇厚，与历史情怀的醇厚关系至深。毛泽东后期的历史观中特别强调阶级斗争。比如1959年6月写的《七律·到韶山》，中间两联说:“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如果能够将历史情怀的关注重心，转向以人为本，转向人民史观，那是有助于诗词滋味日益醇厚的。
　　历史情怀的人民性特征:毛泽东的历史观存在着一个发展过程，把人民史观确立为唯物史观的基石，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杰出贡献。毛泽东早年习儒读史，后受梁启超“新民学说”和史学思想影响，形成进化史观。1920年读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等著作，开始以马克思主义阐释历史，指导实践。他把梁启超的“新民学说”、孙中山的“三民史观”，推进到唯物史观的新高度，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支撑点就是从民众大联合中寻找历史动力。
　　历史观的支撑点需要回答这样的问题:什么是历史的主宰力量？毛泽东作为思想者，对探寻历史支撑点，保持着长久的兴趣。青年毛泽东对曾国藩《圣哲画像记》中“三十二圣哲”进行评议，他尤为重视谭嗣同《仁学》提倡的“心力说”。此时他把握的历史支撑点在于“巨夫伟人”，属于“英雄史观”。人民史观的形成，是毛泽东走向唯物史观的巨大的精神飞跃。他的诗词所以浑厚深沉，就是由于它们扎根于人民的深厚土层。比如，他在《论联合政府》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他最有传世能力的代表作《沁园春·雪》，是从人与高山巨川的对话开始，而进入了对历史的纵览:“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这里有四点值得注意:一是毛泽东推崇人民史观之时，并没有完全摈弃早年的“巨夫伟人”情结，而是把它们置于历史动力结构的不同位置。位置不同，功能也就不同。词中对两千年间五大雄主是有所批评的。
　　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词中对五大雄主不是采取“劝君少骂”的态度，而是惜其文采风骚的不足。可见此时的毛泽东，是极其重视人文事业对一个民族生命的本质性意义的。
　　第三点值得注意的，是历史观的方向:“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泽东是历史观中的“今朝派”，采取的依然是“今胜昔”的向前看的历史观，古为今用，今必胜古，其历史观不是以历代雄主为框架，而是以人民为创造历史的动力，立足于今朝而开拓未来。
　　第四点，词中的五大雄主，并没有涵盖毛泽东所推许的历代雄主的全部，以及他对历代雄主的认识的全部。毛泽东讲过:“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不要小看“大老粗”，“老粗出人物”。但《沁园春·雪》无及明太祖，也许是词的篇幅有限。
　　毛泽东诗词的历史情怀，讲究阶级性而得其阳刚，开拓人民性而增其博大，注重实践性而趋于坚实。在阶级性的阳刚中包容读史所得的“追穷寇”思想，在人民性的博大中包容早年的“巨夫伟人”情结，在实践性的坚实中包容早年接受过的梁启超(还应加上严复)的历史进化观，并形成了“看今朝”的现实取向。他作为一个把辩证法表述为矛盾论的思想家，思想探索不是采取“狗熊掰棒子”的方式，掰了新的扔掉旧的，而是采取兼容创新、化旧为新的方式，因而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增添了不少感性形式和中国化的内涵。他往往能够擒纵自如地在上述三项包容中形成其历史情怀的英姿勃发、融合多元、化用张力的复杂运作机制。不可否认，他在化用张力之时，难免有时出现某种程度的倾斜，比如阶级斗争的弦绷得过紧，俗语使用过露之类。但是在本质上他是搏击长空的苍鹰，当苍鹰，或者用他更常用的说法，当鲲鹏展翅，背负青天的时候，他的诗词荡漾着的历史情怀如彩练当空，如红霞万朵，放射着一代伟人的气象之美。

鸣翥

寒秋 发表于 2011-8-15 20:23
欣赏佳作

谢谢朋友欣赏捧场!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