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李舒
张家十兄妹,前排依次为张充和、张允和,张元和,张兆和。
苏州的夏天总不觉得热,大约小桥流水、吴侬软语的缘故,太阳似乎也舍不得那么毒辣。这种感觉,八十年来从未变过。
1932年夏天,上午十点,苏州五卅路口九如巷3号,张公馆。太阳懒懒照在石库门框黑漆大门上,一个身穿灰色长衫戴眼镜的年轻人一直在门前徘徊。门房狐疑地望着他:“先生找哪位?”“我姓沈,从青岛来的,找张兆和。”
“三小姐不在家。”
那年轻人的脸顿时涨得通红,他想起之前约她,吃了无数这样的闭门羹。她见到他便跑,在书店里,她“左手夹两本洋书,右手拎一盒鸡蛋糕”,看见柜台后面的萧克木,戴个眼镜很像他的样子,居然“丢下鸡蛋糕,扯起脚就跑”。胡适帮他去求情,也被拒绝了。写了那么多的情书,她只把他命名为“癞蛤蟆十三号”……这一次,大约也是借口吧。
年轻人苍白了脸,叹了口气,转身准备离去,门里却传来“得得得”下楼的声音:“沈先生!”说话的,乃是张兆和的二姐张允和,她认得这年轻人,他的故事早就在张家的兄弟姐妹中流传——那个痴心的沈从文,写的情书简直让人落泪:“我希望我能学做一个男子,爱你却不再来麻烦你。我爱你一天总是要认真生活一天,也极力免除你不安的一天。为着这个世界上有我永远倾心的人在,我一定要努力切实做个人的。”
张允和为人仗义,她同情沈从文,决意帮他一把:“沈先生,三妹到公园图书馆看书去了,一会儿回来。请进来,屋里坐。”沈从文执意不肯,他结结巴巴地告诉允和他住在中央饭店,便老老实实地回去了。
他还是担心自己的唐突惊扰了她。她说过:“我固执地不爱他。”
女主角回到家,二姐就把来龙去脉相告,并劝她去请沈从文来家里玩。张兆和说:“没有的事!去旅馆看他?不去!”张允和说:“你去就说,我家兄弟姐妹多,很好玩,请你来玩玩。”
他不知道,这时候的她,已经不是那个“固执地不爱他”的高傲白富美,她在日记里怜惜他:“自己到如此地步,还处处为人着想,我虽不觉得他可爱,但这一片心肠总是可怜可敬的了。”
张兆和到了旅馆,站在门外。沈从文后来回忆起这情形,他见了她,欢喜得不知怎样,一句话也说不出。她的脸上却是没什么表情的,好像小学生背书一样地说:“沈先生,我家兄弟姐妹多,很好玩,你来玩!”这句话是二姐出门前教的,张兆和说不出第二句来,男和女这样尴尬地站了一会儿,便一同回家了。
沈从文当然是有备而来。来苏州之前,他经过上海,和好朋友巴金合计了好久“追女神大计”。巴金帮他选了送给张兆和的礼物,全是英译精装本的俄国小说,有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等等。他还细心地选了一对有两只长嘴鸟的书夹。后来才知道,为了买这些礼品,沈从文卖了一本书的版权。张兆和觉得礼太重了,退了大部分书,只收下《父与子》与《猎人日记》。几年后,九如巷的另一位追求者卞之琳送给张充和的是老套的“亚麻布料的香港衫,每次都一样”,和这相比,沈从文的礼物显然对了女神的胃口。
沈从文努力和张家姐妹们相处,一个写故事的人,特长便是讲故事。张充和后来回忆:“晚饭后,大家围在炭火盆旁,他不慌不忙,随编随讲。讲怎样猎野猪,讲船只怎样在激流中下滩,形容旷野,形容树林。谈到鸟,便学各种不同的啼唤,学狼嗥,似乎更拿手。有时站起来转个圈子,手舞足蹈,象戏迷票友在台上不肯下台。可我们这群中小学生习惯是早睡觉的,我迷迷糊糊中忽然听一个男人叫:‘四妹,四妹!’因为我同胞中从没有一个哥哥,惊醒了一看,原来是才第二次来访的客人,心里老大地不高兴。‘你胆敢叫我四妹!还早呢!’”
对他最有善意的是最小的弟弟张寰和。他爱听他的故事,还从每个月两块钱的零用钱里拿出钱来买汽水,请沈从文喝。沈从文大为感动,便许诺:“我写些故事给你读。”后来便写了《月下小景》,这些小说的篇末,大都附有“为张家小五辑自XX经”的字样。有了小五的汽水,有了二姐的仗义,沈从文逐渐从“癞蛤蟆十三号”成为了张兆和心里的唯一。
1933年,沈从文给张允和写信,希望和张兆和结婚,他对兆和说:“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张爸爸曾在上海见过沈从文,相谈甚欢,于是欣然认可。张允和给沈从文发了一封电报,只一个“允”字,这是她的名字,又是沈从文所问事情的结果,这大概是世界上字数最短的电报。张兆和也发了一封电报:“乡下人,喝杯甜酒吧。”柔情蜜意尽在纸上。
没有1932年苏州的那个暑假,沈从文的“女神追求计划”大概是永远成功不了的。不是谁都有沈二哥的幸运。送了香港衫和化妆品的卞之琳虽然写下“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这样的绝美诗句,他却不是“女神”张充和的“风景”。张寰和的妻子周孝华曾亲眼目睹过卞之琳对张充和的表白:“那一天我在自己屋子里,充和突然进门来喊我跟她上楼。”周孝华看见卞之琳双膝跪在地板上,“充和又可气又可笑地告诉我,说卞之琳跟她求婚,声称如果不答应他就不起来。”但显然,卞的“威胁”并未有作用,“过了没多久,也不知道充和用什么法子,就让卞之琳又站起来了……”
一胜一败,也许缺的不仅仅是运气。叶圣陶曾经说:“苏州九如巷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这句话的真假,也许只有当事人才知道。1969年初冬,被打成“反动文人”的沈从文即将下放改造,张允和去看沈从文,屋里一片狼藉,这时张兆和已经先期前往湖北下放改造。闲聊几句,张允和要走了。沈从文突然说:“莫走,二姐,你看!”他从鼓鼓囊囊的口袋里掏出一封皱巴巴的信,又像哭又像笑的对张允和说:“这是三姐(张兆和)给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举起来,面色十分羞涩而温柔。张允和说:“我能看看吗?”沈从文把信放下来,并没有给张充和,把信放在胸前温了一下,忽然说:“三姐的第一封信——第一封。”接着又吸溜吸溜地哭起来,那时,他已经快七十岁了。
没有追到张充和的卞之琳则经历了长期的失恋痛苦。1953年,卞之琳因公南下苏州,恰巧被接待住进了张充和的旧居。当然人去楼空,张充和早已嫁给了美国人傅汉思,并已离开中国。卞之琳“秋夜枯坐原主人留下的空书桌前,偶翻空抽屉,赫然瞥见一束无人过问的字稿,取出一看,原来是沈尹默给张充和圈改的几首词稿。”卞之琳如获至宝地把字稿取走。二十七年后,卞之琳访问美国,见到了张充和,将词稿郑重奉还。1986年,北京纪念汤显祖,张充和从美国飞回北京,兴致勃勃地参加了昆曲《游园惊梦》的登台演出。卞之琳也收到了张充和的邀请。开戏前,张充和让卞之琳散场后等她。演出中,张充和一上场,台下的卞之琳看得如痴如醉,他做了她一辈子的粉丝,她是他一辈子的女神。
戏终于散了,张充和去寻卞之琳,他已经悄悄提前离开,他们之后再没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