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桂与我同岁同月丁亥年生的猪，但日子比我早几天，我还要叫他一声阿哥。
阿桂八字命运不好，生出就没娘，爹虽没娶垫房，但叫一个大男人带孩子，在农村里是无论如何不现实的。所以阿桂从小就是爷奶公婆，伯叔姨舅，四邻八舍一口奶水，一勺米汤拉扯大的。听说从小体弱多病，九死一生，也许真的是“穷人的孩子命硬”，这个吃百家饭长大的阿桂在众人的呵护下，活过来，大起来。读书成绩也不错，小学毕业，加上天赋聪明，说说，写写，读读，讲讲都能胜任。为了报恩，他在小队里做生活也不惜力气，按照当时的说法，是“根正苗红”，“又红又专”，于是入了团，当了团支书，又担任了“清理阶级队伍小组”的组长。要不是我师傅根基扎实，他大有取而代之的势头。后来听说，他被列为大队，公社的接班人之一。
1969年底---到70年初，“一打三反”运动如火如荼，我们在大队公社的统一部署下，侦破一桩反动会道门复辟案。白天要“促生产”，“革命”就靠晚上来抓。治保主任老虎大哥把公社的安排布置好，阿桂和我就要确定调查对象，写出调查报告。一次必需要到临安板桥去外调，那时不像现在，小车一开就过去了，更要“节约闹革命”。于是阿桂通过他父亲早几天联系了锅炉厂送货的卡车，在车尾巴留出两个人挤的空档。我们两人就这样去外调了。寒风刺骨，颠簸不堪，又饥又渴。阿桂聪明的，盐水瓶里装着水，焐在胸口，总算我们还有一口温水喝。下午从调查对象家出来，再紧赶慢赶到公社敲好章，回杭州的车没了。于是在大队的治保主任家过夜，按规矩：每人半斤粮票两角钱。晚餐是冬腌菜，毛笋片。有热饭吃，有热水喝，我们也满足了。躺在山民家的偏房里，我庆幸自己比柳青笔下《创业史》里的“梁生宝”强多了。
1971年双抢过后，阿桂另造草舍，要“抬老娘”了，（看官别糊涂，当地话就是“讨老婆”）。新娘子家在彭埠，现在高速公路入口处。那时娶亲的排场，自行车队已经风光无限了。娶亲的男方队伍里，阿桂叫了十几位发小，还特地到公社中学来叫我，我当仁不让要去的。在他好日子前几天，我通过教导主任与其他老师调好课。迎亲的当天，我把父亲那辆八成新的“永久”擦得锃亮。阿桂一身新行头居中，无非是当时城里男青年时髦的劳动布小翻领外套，里面一件的确良白衬衫，人非常精神。上午八点，我和阿土领头，带着大部队浩浩荡荡，喜气洋洋出发了。
阿桂嫂胖胖的，穿着一身大红衣衫，黑黑的脸上掩不住她的喜气。各种仪式过后，临出门时，按照当地风俗还要哭娘，母女两人抱着咿咿呜呜哭一阵子，在介绍人半真半假的劝慰中，新娘子坐上了自行车后座的红垫子上。我们就簇拥着这对新人回家，在嘻嘻哈哈声中，在路人羡慕的目光下，哼着歌儿，打着车铃，风光极了。可以说，现在的奔驰，宝马的现代婚车，还真及不上我们那时的喜庆。回到了阿桂的新草舍中，举行拜天地的结婚仪式。在喝喜酒时，我送上了六元喜礼。这是父母再三叮嘱我的，你这辈子第一次给朋友送喜礼，一定要重。
阿桂，我的挚友兄弟，衷心祝福你们新婚快乐，白头偕老！
发表于 2020-6-9 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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