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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一氓谈皖南事变与项英 来源 |《中共党史研究》 作者 | 南北 董之曦
叶挺与周恩来（中）、项英（左）合影 李一氓（文中的‘我’）简介：李一氓(1903年 -1990年)，出生于四川省彭州市东大街。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年赴法国勤工俭学，追求革命真理。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李一氓同志曾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科长，南昌起义参谋团秘书长。他参加过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并先后任陕甘宁省委宣传部长，新四军秘书长。抗战胜利后，李一氓同志先后任苏北区党委书记，华中分局宣传部长，大连大学校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驻缅甸大使，国务院外事办副主任，中联部副部长，中纪委副书记，中顾委常委，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组组长，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会长。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十二次、十三次代表大会代表。1990年12月，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皖南事变是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反对共产党的事件。反对的手段是针对中共领导下的军队采取军事措施，形式上是以军队的上下级关系来强制执行，而不是以国共两党的平等协商来解决。1940年10月19日，国民党以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发出的“皓电”，命令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全部开往黄河以北的作战区域。 11月9日，中共方面以第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领导人朱德、叶挺等人的名义，发出了“佳电”作为答复。由于双方在形式上是上下级关系，所以这个答复是采取当时通行的旧公文格式：“兹奉电示，限期北移。德等再三考虑，认为执行命令与俯顺舆情，仍请中央兼筹并顾。对于江南正规部队，德等正拟苦心说服，劝其顾全大局，遵令北移。仍恳中央宽以限期，以求解释深入，不致激生他故，重增德等无穷之罪。”这就是我们承担把新四军调到长江以北的允诺。从电文中可以看出我们的对策；既不是完全对抗不动，也不是屈从于国民党的全部北移黄河以北的要求。这显然是一种妥协。到11月底，国民党第三战区才提出一个新四军皖南部队经苏南北移的方案。12月8日，国民党方面又发出个“齐电”，向中共方面进行政治上的反扑。从以后的情况发展来看，当时我们若是再有一个反驳电就好了，既然国民党强词夺理地“驳斥”我们，我们就应该说话。如果这种争论继续下去，可以使更多的人明了真相，也可以设法争取北移的较为有利时机。既然我们答应撤出江南，就应该有个具体实施计划，这就需要和国民党当局交涉，以保证安全北移，而不能是国民党方面限定的一个月。 新四军的皖南部队有限，要大力发展江北就顾不上皖南。中共中央是否原来就打算丢掉皖南？如果国民党方面不发出“皓电”，延安方面是否要主动让出？即使要军部撤出，是否也要留下一部分武装坚持？当中共中央最后决定放弃皖南时，项英并未表示拒绝，不能说中央下了命令他不执行。如果他不想北移，为什么还要派宋裕和等人带领大批人员北移呢？所以那种讲项英反对北移是没有根据的。 北移不是“搬家”，要通过敌顽控制的地区，采取正常行军办法是不可能的。北移的准备工作非半个月不可，光是运输各种资材和文书的担子就有1300副，要准备多长的时间？一千多名非战斗人员，从12月初就分批走了。到了苏南，一千多副担子，绝大部散失了；绝大多数人员是搞到“良民证”，通过敌占城市走的。他们的领导人之一的薛暮桥，在苏南被迫隐蔽了一些日子，后来还是通过敌占的镇江，上了火车到上海，再由那里的秘密交通站送到苏北去的。当时在敌伪加紧“扫荡”、配合国民党进攻新四军的形势下，要使大的武装部队安全通过是不可能的。渡江北上当然是捷径，但没有高度保密是不行的。其实，部队渡江去皖北已经决定了，并作了充分准备，中央也同意了采取明走苏南、暗渡皖北的方案。 但这时发生了两件事：一是苏北曹甸战斗后，国民党方面取消了皖南新四军经苏南北移的路线，重庆和南京都广播了我们北移的消息，国民党方面无非是叫日本人来打新四军；二是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来电说，广西军队在皖北沿江布防，准备拦击，当心啊！项英的决心便动摇了，于是又改道苏南北移。行动前，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又来电报说：你们先不要走，我们送8个人来(这8个人为：萧正纲、苏辛涛、黄迪菲、张忠诚、张云、何永雄、伍国财、蒋策平。他们连同驻桂林办事处疏散人员共30余人，于1940年12月27日抵达云岭新四军军部)。关于重庆疏散干部到皖南的情况，可问一下当时在重庆的同志就知道。 新四军皖南部队的北移具体路线，中央从未遥作决定，所谓中央曾定下新四军应走哪条路线，皆系揣测之词。后来走的这条路线，是曾派作战科长李志高出去侦察过的。其实，北移不是哪条路线问题，到了那时，走哪条路线都免不了要战斗，损失是不可避免的。发生这种情况也不奇怪，哪里有大批的部队通过敌、顽严密封锁地区，行动既已公开，而又不受损失之例？当然，事件的本身项英是有错误的，但也要从皖南新四军部队当时所处情况来通盘考虑，它毕竟是按照中央的指示北移的。在北移路线问题上，我看项英在军事上的责任要比政治上的责任大得多。 我当时负责情报工作，川军送来情报，说是国民党军又从浙江调来一个师，我送给项英看，可是他却不相信，认为那个师在抗日前线，不大可能放弃阵地撤下来。我又告诉胡立教去查，待查清后已经很晚了。其实，决心大，早走两三天，也许就能冲过去了。国民党军队也只比我们早到一两天，有些工事看来才挖不久。包围圈合拢了，又是山岭地，冲不出去，项英就无主张了。历史上有些事具有偶然性，我们出发那天恰巧下大雨，青弋江上搭好的浮桥也断了，耽误了时间，你说这是什么错误？！不过，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们即使能够突破重围到达苏南，前途依然是困难重重。一支近万人的大部队，如何越过铁路、公路、水网地带的重重封锁线；如何挫败敌伪的“扫荡”和国民党军队的阻挠；如何渡过宽阔的长江，都不是容易的事情。 蒋介石部署了7个师的兵力，包围了新四军皖南部队，本来就众寡悬殊，我们只考虑以仅有的6个团兵力对付其1个师(国民党第四十师)，而置其他6个师于不顾，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突围如不能速战速决，对方增援部队就会迅速赶到，更增加了突围的困难。我们自己兵力不集中，地形不熟悉，通讯联络差，也就谈不上协同配合。就是兵力集中，由于山高路险，悬崖峭壁，部队也难以迅速展开。我并不是说遭受这样大的损失是不可避免的，而掩盖指挥上的错误。只是说客观上明显地存在着一个实际困难，没有一个料敌如神、当机立断的高级指挥员，是难以完成这个任务。 皖南事变，在军事上我们失败了，国民党方面兴高采烈，他们编造了一个新四军想“南进”到国民党后方去的莫须有罪名，撤销了新四军的番号，扬言要将军长叶挺送交“军法审判”。他们过低地估计了中国共产党反击的决心和力量，以为新四军从此不会再存在了。但是，历史的发展不是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蒋介石没有料到，这样一来，却给我们以独行其是的自由，一个由共产党方面任命的新军部马上成立了。这个新成立的新四军完全脱离了国民党当局的羁绊，不属于国民党的哪个战区的序列，更不需要国民党来发饷弹；而且一下子就由国民党承认的4个支队扩大为7个师的番号，在敌后广阔天地可以自由驰骋，并建立了从苏北到皖北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这是蒋介石始料未及的。 我离开延安来新四军之前，李富春曾经找过我，要我作叶挺、项英之间的缓冲人。当时我没有多想，也无法预料他们之间会有什么问题。叶挺军长在皖南军部前后停留一年多时间里，一直到皖南事变前，说他与项英之间一定有什么尖锐的矛盾和冲突，也很难说出来，可以说是来无影去无踪。他们二人都没有向我表示过什么，我也就没能完全清楚认识这个问题的重要程度，而且也无权将他们拉在一起仲裁。 但是，有时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叶挺想以一些理由离开新四军，回到重庆或到华南去；也隐隐约约地感觉项英有个时期也想使叶挺自己离开新四军。1938年秋，叶挺送夫人回澳门时，在广东与余汉谋商量在东江成立游击队。同年年底游击队正式成立，他任指挥。他在走之前，曾和项英商量过，项大为赞成，送了几百枝步枪到广东，还答应调一些广东籍的军政干部到他的部队中去。可是，没多久就被蒋介石发现，取消了叶挺的任命。1939年春，叶挺由周恩来陪同，从重庆回到皖南。本来叶挺在走之前，曾经下决心离开新四军，不再回来。他在临行时留给我一封亲笔信，说是“居士不适于当一个大庙的方丈”，意思是讲不是共产党员的人，不适于充当共产党军队的军长。看来，这种苦恼也不像是完全针对某一个人的。 周恩来在皖南期间，曾和项英单独谈过两次话，估计是谈叶、项之间的关系问题。当时，周与项的关系看来很好。周恩来作报告时，项安排速记员记下，周看了很满意，临走时还要走了两名女速记员。周走后，叶、项之间保持着一种和谐状态，这也许是双方克制的表现。一个来月后，叶挺军长去皖北，主持成立江北指挥部，到8月份才回到皖南。他回来后，立即向周恩来提出要去重庆，向蒋介石要求增加经费和编制，接着就离开军部。这一次离开时间最长，到1940年的8月17日才回到皖南军部。 叶挺军长在皖南停留的一年零几个月期间，一般说来，项英还是比较注意处理与叶军长的关系。军部的正式会议，由军长主持；前方部队的报告、请示，项英都请叶首先批注意见；叶军长介绍到军部工作的非党干部，人数不少，项英都表示欢迎接纳。项英考虑到叶军长的经历与身分，在生活上尽可能给予照顾，专门设立了小灶，项英自己却吃大灶，只是在开会时偶尔一起吃。倒是我们少数几个人，有时去叶军长那里吃一顿。我当时负责处理电报，凡属东南局的都先送给项英，凡属军队的，一般都先送给周子昆副参谋长，由他决定送给淮。据当年在机要科掌管电报登记的同志讲，在叶军长每次离开皖南前，中央给新四军的来电提到叶军长的次数也较少。 皖南事变前，大约1940年秋末，我听到叶、项二人议论过，要把皖南部队分作两部分，一部分包括军部和大部分部队，先秘密直接渡江去皖北；另一小部分留在江南，等待时机再转移到皖北或苏北。用意是军部名义上仍留在皖南，实际上大部暗渡江北，使桂系李品仙不致惊恐。可是，由谁率领军部过江呢？两人互相谦让，都认为留下的是更危险的任务。 项英认为叶以军长的名义，指挥军部机关和大部队过江较为适合，项自己率少量人员，活动方便。项说中央要叶先过江北，他自己先走不合适。两人互相让来让去，结果谁也未走成。如果当时不管是谁先走后走，实施这个方案都是有利的。是否叶挺不习惯政委制？我不这样认为。叶在北伐军中和南昌起义时，部队中都有党代表。问题是他过去担任师长或军长时，部队是他带的，党代表是后来派来的，而到新四军时，部队基本上是政委带来的，他是外面派来的，而且又是非党员身分，自然会带来些不便，双方可能都会感到有些不习惯。我从来未听到项英议论过叶挺，甚至叶个人难以处理的事情，项也为之作了妥善处理，维护了叶的威信。 说项英受王明影响很大是不公平的，他是和李立三、张国焘同时期搞工运的，与王明毫无关系。1930年冬，六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派项英去中央苏区，那时王明还未上台。四中全会王明一伙上台后，弄了一些莫斯科回来的工人掌握大权。后来证明行不通，当时苏区中对此有很多议论，但并未议论过项英。长征时，项英临危受命，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对此，中央在1937年底已有肯定结论。 1937年末，王明由苏联回到延安，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散布了“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等错误言论，一度迷惑了不少人。以后，他又在武汉主持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中共中央代表团的工作，管辖范围中包括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当时长江局曾经有过一些错误的主张和做法，但项英对保持党和军队的独立性的态度是坚决的。 项英既是新四军实际上的政委，又是中共中央东南局的书记。作为新四军政委，他的作战区域是大江南北；作为东南局书记，管辖范围则是长江以南的东南数省，而长江以北则属于中原局的管辖范围。1938年秋，六届六中全会上曾估计日寇将继续大举深入，粤汉路以东将成为敌后。项英很可能考虑到如日本人将浙赣路切断时，新四军就可以大发展，向南扩大根据地。1939年春，周恩来到皖南时，共同商定了“向南巩固，向北发展，向东作战”的方针。“向南巩固”就是要保持住皖南现有的阵地，这需要有足够的兵力；而“向北发展”，则需要投入更多的力量。皖南的战斗部队只有3个团的兵力，其中1个团还担负着第三战区指定的繁昌前线的战斗任务。作为新四军主要负责人的项英，他既要执行所商定的战略方针；作为东南局的负责人，他又要将党的工作重点放在长江以南的皖、浙、闽、赣诸省，这本身就是件较为错综复杂的事情。他很可能认为，八路军既已南下，新四军的半数以上兵力已位于江北，即可解决江北问题。中共中央在1940年春曾有一电，要项英直接负责指挥皖南斗争，巩固现有阵地。 讲项英怕去敌后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他在南方三年游击战的那种环境中都过来了，还怕去敌后？但从皖南事变中的失利来看，他指挥大兵团作战之经验与能力是差些。尤其不应该的，是他在重围中，自己带了几个人想单独突围，又要来三年游击战中在油山那一套，打不赢就走。当时他叫我跟着走，我表示不同他们走，我对他们说：打游击也应多带几枝枪，多搭救出一些干部。后来，我找到几个军队和地方党的干部共30多人，离开大部队想走铜、繁一带过江。过了一晚，下山吃饭时见到五团撤退回来，我们于是又回到军部。虽然前后时间很短，但总感到这是一生中一件遗憾之事。 关于项英问题，这是皖南事变遗留下来的一个历史问题。我认为，研究项英要根据事实，不是想说他好就好，想说他坏就坏，要实事求是。有些事情需要搞清楚，不要人不在了，就把问题都推到他的头上。譬如，错杀高敬亭的事，这件事没有经过第三战区，是通过第五战区搞的，江北方面决定执行的，项英和我在云岭都不知道，当时我们听了觉得出乎意料。那时，江北部队是属于地方党领导的。所以，错杀高敬亭的事责怪项英是不应该的。皖南事变是个有结论又没有结论的问题。 1941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曾作出过《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这距1月14日大规模战斗结束仅隔一天，许多情况还来不及搞清楚。而且这个《决定》最后一条说：“将项袁错误提交党的七大讨论议处”，就是说还需要经过讨论才能最后定下来，但“七大”和以后的各次代表大会都未涉及到这个问题。因此，项英的问题没有最后解决。现在争议很多，只好让党史学家去议论了，但我相信将来终会有个实事求是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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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8-7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