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程虹出生在河南省郑州市一个干部家庭。她的父亲程金瑞曾任郑州铝厂(原为503厂)的厂长,后来担任过共青团河南省委副书记、国务院扶贫开发办公室顾问等职,母亲刘益清则是新华社河南分社的记者。 在这个家庭长大的程虹“又红又专”。当时,“程红”才是这位姑娘在郑州七中花名册上的名字,她后来的名字“虹”则是丰富多彩的七色——这是后话了。青春时期,她的生活基调就是红色。 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随后全国掀起“上山下乡”热潮,近2000万名知青被卷入了这场历史洪流。 程虹也是其中之一。1974年,程虹刚刚17岁,担任班上的团支书。根据当时的政策,多子女家庭可以留一个孩子不下乡。但程虹仍然申请下乡。“一些好心人的劝告就向我飞来。他们说:你不要一时心热,下去后一吃苦头就后悔了。你在家里最小,父母不在一块儿工作,母亲又有病,一家四口分了四下子,以后怎么办?”程虹后来回忆,不少人觉得她傻,认为她完全可以不下乡,作为干部子女,将来不管怎样也能找个好工作。但她认识到,“下与不下,虽一字之差,但对我来说却是前进与倒退的斗争”。 怀着这份热情,程虹提前从高中毕业,在锣鼓声中来到了河南平顶山郏县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落户吴堂大队,又称板厂村。 在卡车上颠簸100多公里后,身戴红花的程虹与她生命中的这条河流相遇。1994年8月1日,程虹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难忘那片热土》,满怀感情地写道:“我曾游过祖国的许多名山大川,但都不能使我产生在汝河边所涌出的这份情思,这份激动。这汝河滩上曾有我的汗水和泪水,有我的奋斗与追求,也有我的困惑和迷茫。”
如今,汝河静静地流淌着,但在40年前,汝河几乎每年都会发洪水,大水一来,下游的一些村庄就成了一片汪洋;洪水过后,大片田地里堆满了累累的鹅卵石。为了改变糟糕的自然状况,公社把知青们组织起来,完全靠人力大战汝河。横跨汝河的那道坝就是知青们连夜拉石头,一块块堆砌起来的。 当年的知青王付昌,如今已是满脸沧桑。每每谈起那些城里来的同伴,他总是十分感慨:“当时知青们上山拉石头,还要在石头里掺沙子,一车足有千把斤。白天干一天已经够累了,晚上再干可不是玩儿的,但大家照样接着干。因为路不好,车子拉不好就会翻,知青们经常连车带人掉到沟里。虽然很难很苦,但大家没什么抱怨。”女知青住的几个房间离汝河非常近。每当暴雨引发山洪,都是女知青率先冲出去,在大雨中加固和抢修大坝,每个人都淋得浑身湿透,筋疲力尽。这些经历,程虹在《难忘那片热土》中有过生动描述:“曾记得那些个雷雨交加的夜晚,我们奋战在大坝上,用肩膀扛着装着砂石的稻草包加固大坝,泥泞中,有人摔倒了,爬了起来,又有人摔倒了,又爬了起来。”为了保生产,知青们还要抱着被子往育烟苗田里跑,用被子把烟苗盖起来,以免暴雨淋坏烟苗。没有被子盖,他们就找个窝棚说着笑话,一直到天亮。 那时,人们都喜欢用“改天换地”这个词来激励自己。程虹也不例外。只要与程虹一块干过活的人,都知道她个性顽强,干活不惜力,是个典型的“拼命三郎”。知青王光显介绍:“当时,人称程虹‘铁姑娘’,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个‘女汉子’。往地里送大粪,十几岁的小姑娘拉车,都跟男同志一样。”另一位知青吴焕霞则记得,在村里,程虹任青年组组长,全组一共15人,本来生产队安排男劳力拉石子修路,女青年种萝卜,但程虹认为拉石子是个锻炼的好机会,就和几个女青年拉起了石子,白天跑了几十公里,晚上回来又拉砖干到半夜,第二天起来浑身没劲,拉车上坡时老往下滑。但她鼓励自己“共青团员就是要天天走上坡路,不能滑下来”,最后咬咬牙“终于上去了”。 下乡8个月后,程虹被选为知青积极分子,作为代表在县里一次大会上发言。在这份名为《听毛主席的话,在广阔天地里锻炼成长》的发言材料里,程虹也提到自己“腰酸腿疼地歪在床上时,脑子里就不由自主地闪出了一个念头:‘家’”。但无论怎样想家,这位意志坚强的姑娘依然坚持“继续革命的路”。她带领18名姑娘,参加了麦田套种玉米夺高产实验。有知青回忆,程虹完成的生产任务总是被计10分,这是最高分,一般只有男知青才能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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