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四海 于 2018-1-14 08:46 编辑
早晨6时30分，我的闹钟响了，天还是黑的。7时15分出门，气象预报说今天最低温度零下8度。
东直门外斜街，沿东北方向往前，不多会儿就到了环卫局的清洁队。进大门，院里的地面上结了一层冰。清洁车喷着热气，整装待发。进门找背班，门口的人往后努努嘴，见一门挂企管组的牌子，进屋自我介绍完即有人伸过手来，说是背班班长，姓樊。他四十多岁的样子，穿一件破大衣，劳动布面的，像是有一段历史了。
樊问我：“先跟我们领导谈谈吗？”
“不，先跟你们出车。”
上车，照顾我，让我坐驾驶室，剩下五六人爬上车，斜倚在后面的车罐上，旁边放了四个粪桶。
第一站在东四南大街的少儿出版社宿舍，这条大街是北京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再往南，被称为“银街”。
清洁车停在街沿上，边上停着几辆奥迪、蓝鸟、桑塔纳什么的，闪着缎子般的光。几个人从车上卸下粪桶，那粪桶上宽下窄，差不多有一米高，木桶四周用铁片箍得紧紧的，瓷瓷实实。谁也没有理会周围人的诧异的目光，他们一人背一桶穿过窄道进楼群里去了。
化粪池的盖子冻上了，樊用石头砸了半天，再用铁杆把井盖挑开，上面一层是黑色的硬块，用铁杆捅半天，把硬块捣碎，然后用粪杓把它们舀到粪桶里，背桶的人下蹲，把背带背上肩，右脚一使劲站起来，桶就上肩了。粪杓有点长，难免把粪泼到桶的外面，他们的衣服头发上就都溅上一些黄的黑的污点，鞋子上就更免不了。他们穿着一种已经不多见的大头棉鞋。樊说，就这还是争取了半天才争取到的，我们的工作服一年就一身。我问为什么没有口罩，他说原来有，后来就不发了，不戴口罩还喘粗气，戴上就别呼吸了。
每个人背了十几桶后，第一车装满了，司机马师傅去卸粪。樊班长就带我到附近的大杂院看看那里的公共厕所。每进一个院就跟走迷宫似的，绕过各种煤堆，板房，到了院子尽头，对着一个铁皮钉的破门，樊大喊一声：“里面有人吗？”没人答应，他就径直推开门，让我进去瞧瞧。
我已经作好了各种思想准备，甚至准备好了要屏住呼吸，但仍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在繁华现代的北京城，居然还有这样落后的厕所，地面上只有一个浅浅的坑，坑里的粪便快溢出来了，没有下水道，坑外一滩滩说不清是什么东西，四周是一个到处透风的简易房。樊班长和他的背班每星期必须来清扫一次，否则那院里十几户人家几十口人简直没法过日子。那天，我走了五六个院子。樊告诉我，这条街上，差不多有十几个院子都是这样的厕所。
我们回到少儿出版社的宿舍院的时候，那里的活已经干完了，清洁车拉着我们又到了东四十字路口东边的一个大杂院，车进不去，停在大街边上。
院里厕所的粪池堵了，樊班长说，要是堵得严重就得下去了。我瞅着黄乎乎的粪便，臭味刺鼻，不敢想“下去”是怎么回事，胃里一阵难受。
见我们进院，居民赶紧招呼孩子回家，关紧了门。
一桶粪约110斤，每天每人需要背数十桶。而且这些年要干的活越来越多了。就说刚才去过的少儿出版社宿舍，原来清洁车完全可以径直开进去，后来那条通道成了存车场。还有的通道上盖个铁皮房卖百货，他们就得多背几十米甚至几百米。
他们一桶桶往外背，我也跟着一趟趟来回走，见他们把桶卡在一个圆环里，然后摇动手柄，桶就被抬高，等抬到一定高度，一摇把，桶向前倾斜，哗——一桶粪倒进车里了。一位师傅说，站远点，当心溅你一身。
——能溅出来吗？ ——当然，我经常被浇得满头满脸。
我往后挪了挪，回头忽然发现，我们的车正停在一家豪华美容厅边上，橱窗里美人头像，潇洒飘逸。价格表上写着：皮肤护理200元，纹眉140元，纹眼线160元。
——“樊师傅，背一车粪你们能拿多少钱？”
——“没钱，我们每月开支，多少车都拿一样的钱，现在比过去强点，全加起来差不多能有五六百。要是下粪池可以提成15%。150块钱的15%是多少？哥儿几个分。”
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五六百块钱？这甚至不够大款们一顿普通的饭费。
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是北京人吗？他们为什么要来干这样的工作？
樊宝发、殷健康、蔡三中，我记住了这三人的名字。他们说一口道地的北京土话，经常把一句话的最后一个字吃掉，可走在北京的大街上，进出北京的大饭店，谁也不认为他们是北京人。就连外地进京打工的农民，也经常斜着眼瞧他们，见他们过来，赶紧让开，生怕蹭着自己。而这三个名字打从他们诞生，就记在了北京市公安局的户籍登记簿上，直到26年前。
26年前，8月的北京，上山下乡的热潮远比秋老虎更热。17岁的樊宝发和哥哥拎着自己简单的行李卷挤进了北京站月台。同行的人中，大概没有比他们更少的行李了。母亲望着儿子，一阵心酸。家里孩子多，实在没能力给去北大荒的儿子们准备棉衣，听人说北大荒冬天零下40度，儿子要受委屈了。哥俩安慰母亲：我们是去兵团，部队会想着的。
火车徐徐开动，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声中，殷健康、蔡三中也先后离开了故乡。
还回来吗？他们盯着缓缓驶过的东便门城楼子，突然心里一阵茫然。
10月，北大荒下了第一场雪。好大的雪啊，漫山遍野，一片白茫茫，每年打着雪仗过冬的樊宝发看呆了，这就是北大荒。30连的6000多亩大豆被大雪盖住了，天还没亮，樊宝发拿着镰刀下地干活，曾是神气活现的康拜因被冷落在一边。为了自觉磨炼意志，颗粒归仓，兵团提出的口号是：“小镰刀万岁！”到了中午，雪开始化了，一脚踩下去了，冰碴雪水顺着鞋帮进到鞋里去了。不一会儿，两脚就失去了知觉。
北大荒的地一垄有两千米，从这头望不到那头。樊宝发一天割6垄，四五亩地，晚上收工的时候，腰都直不起来了。
26年后，殷健康坐在北京东城一条小胡同自家窄小的房里，回忆起当年的那一幕幕，眼睛凝视着远方说：“我们那时候是小镰刀胜过大机器，人手一把镰，战天斗地，人定胜天。我们就是这么过来的。”
一晃就这么过了9年。这9年中他们当了班长或者排长，成了五好战士，年年有各种证书寄回家。9年，光滑的下巴上长出了胡须，他们分别娶了当地的姑娘，生下了北大荒的儿女。
然而，1978年，知识青年大返城开始了。
领导找樊宝发，塞给他一张表，说，把表填了，“婚否”那一栏写未婚，回头我们给开个证明，你就能走了。媳妇不相信他会走，每天下地喂鸡，什么也不耽误。“咱是爷们，不能把媳妇搁那儿。”正赶上妻子要临产，偏又是难产，连里的、团里的卫生员走光了，樊宝发急得火烧眉毛，这时他才真正意识到，战友们走了，兵团没了，他真的成了北大荒人。
他一如既往地干着战友们留下来的农活，每天三四点下地，天黑收工。在一望无际的北大荒里，红旗没有了，歌声没有了，樊宝发格外怀念红红火火的兵团生活。兵团改为农场，他成了康拜因手。16年后冬天的一个下午，在他北京的家中，樊宝发从床底下翻出一个用旧了的小箱子，从箱底抖落出一堆荣誉证书，他在中间翻了老半天，一边翻一边念叨：“ 我的三等功证书哪儿去了？在东北我年年儿（先进）”。
终于找到了他要找的东西，因为年代久了，这个原本质地粗陋的立功证书显得有些破旧，打开它我发现里面用钢笔写的字也已经模糊了。我的录音机正开着，于是我就对着录音机磕磕绊绊地念了起来：“4号康拜因手樊宝发工作积极肯干，能吃苦，起早贪黑，对车的使用比较熟练，对车的……”我卡壳了。“对车的保养检查精心，麦收排除故障，遇到一些较大的故障，为了不影响第二天的麦收，连夜修复。”樊毫不犹豫地接了下去。我惊讶地抬起头看了他一眼，他披着一件老棉袄，站着离我二尺远，脸上闪着光。
他心底珍藏着这昔日的光荣。
1978年那个难忘的冬天，殷健康为战友们送行，望着那些急匆匆的背影，他对自己说：“赶明儿，等孩子大点，带他们回北京瞧上一眼，这心愿就了了。”
那是1985年，洪水席卷了北大荒，农场成了一片汪洋，殷健康承包的135亩田里几乎颗粒无收。干了一年，临过年了，手里总得有点买肉的钱吧。
殷健康进了深山老林替人扛木头。整整一个冬天，白毛风刮了一场又一场，他想着家里的妻子与女儿，咬牙挺着。三个月过去了，总算熬到了结账的时候，万万没想到包工头跑了，三个月的辛苦全部被风刮走。殷健康流着泪走上了回家的路，在雪地里走了三天三夜，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过来的，兜里没有一分钱，回去怎么见妻子女儿？已经是年三十晚上，远远地看见农场的灯光，家家户户挂起了灯笼，孩子们在场上点燃了爆竹，饺子也准备下锅了吧？殷健康恨自己无能，过年了，不能让孩子吃一口肉馅的饺子。一堆门，他愣住了，锅里的水咕咚咕咚冒着热气，饺子正准备下锅，桌上还摆着肉。妻子女儿争相告诉他，北京来人了，来慰问老知青，给了200块钱……殷健康的眼泪唰地流了下来，“北京没有忘记我！我还是北京人！”
在这片莽莽荒原上，如果不是有特殊的压力或特殊的机遇，他们将永远是北大荒人，他们的儿子女儿将是北大荒的第二代，还会有第三代第四代。事实上，孩子中最大的已经18岁了，比他们当年下乡的时候还大一些，他们自己的脊背却有些弯曲了。
回来没我们的位置了
1984年，樊宝发说什么也不打算在北大荒继续呆下去了。农场为了挽留他，把康拜因优先卖给他，还给了他一套新房子。这一年，黑龙江的国营农场实行改革，将农场全部承包给个人，樊宝发是农场中最看好的致富能手，也是最看好的家庭农场场主。可两个月后，他把地退了，带着一家人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北京。
“为什么要回来，那么苦的日子都过来了，希望就在前头，你却放弃了？”1994年岁未，在他北京家中那间无比窘迫的小屋里，我不解地问他。
“没人给开支啊！”他瞪大眼睛。
开支？我也睁大了眼睛。只一霎那，我明白了一切。
眼前这位中年男人额头爬满了皱纹，那不仅仅是岁月的烙印，更是时代的烙印。在那个时代，没有个人，只有集体、国家。个人是属于国家的，是集体的一分子，国家为每一个劳动者支付报酬。樊宝发喜欢这种活法儿，喜欢与国家、与集体总是以“开支”联系在一起的那种感觉。现在承包到户了，每个人只为个人干活，再也感受不到崇高，没有光荣，也没有牺牲。樊宝发忍受不了这种只为自己活着的生产方式。“咱这思想跟不上形势，一承包，当农民了，没人管了。我可不乐意单干，就想跟着集体干。”他终于离开了北大荒，回到北京来找“集体”。
殷健康和蔡三中也回来了。
可是北京还有他们的位置吗？
殷健康没敢带妻子女儿一块回来，因为没有地方住。北京的家只有一间12平方的小房子，母亲死后姐姐一家人住在里面，自己再带一大家子过来怎么住啊？直到一年后姐姐终于找到自己的房子，才把这间小屋让给了殷健康一家。
蔡三中的不幸也总是跟房子有关系。当年在北京的小妹妹为了给哥哥留出一间房，跟后妈吵了一架后把原来家中的房子换成了两处，谁知换的是一间私房，落实私房政策的时候，房东执意要收回这间房子，好说歹说，给换成了一间8平米的小屋。还是不得安生，只好去郊区租农民的房，一月房租要150元。
樊宝发是最幸运的了，跟父母弟妹住一套三居室里，热热闹闹一大家子差不多有10口人。
他们发现，北京不光是没有他们栖身的地方，更没有他们挣饭吃的位置。他们站在北京的街头上，有时茫然问自己：“我回家了吗？”
他们觉得在北京甚至不如在北大荒活得踏实，心里没底，空落落的。可无论如何得活下去，还有四口人得养活呢。扛大件，看大门，卖菜，做工，凡能找到的活他们全干过了。
转了一圈，蔡三中在北京终于没能找到挣饭食的地方，无可奈何地到了平谷县，在一家乡镇企业当电镀工人。算他走运，一位北京来的师傅把自己的电镀技术毫无保留地教给了他，他从此成了这家工厂唯一的技术员。妻子女儿也在平谷住了下来，工作读书各得其所。此时在北京市，蔡三中的姐姐几乎每礼拜都要去一趟劳动局知青科，希望能为弟弟找到一个更好的机会，一个铁饭碗。
樊宝发没有找到“集体”。他给人蹬三轮，从通县拉铜版纸到王府井，那纸卷重600多斤，去70里，回来70里，每次挣九块一毛三。还有一次，货主让他拉古董，那是两个花瓶和几个缸，值好几千块钱。临走，货主叫住他叮嘱一句：当心点，别给碎了。樊宝发不敢骑着走，他推着车，一直走了三个小时，一路小心翼翼地护着车上的宝贝，嘴里不断吆喝着，劳驾，看车！这三个小时高度紧张的劳动只挣了三块七毛五。
干这活不能养家。樊宝发辞了工，买了一辆板车，开始卖菜了，他每天早上两点钟起床骑着车到北京南端的南苑批发一车菜，下午回来和母亲一起在家门口的街上摆摊。每天下午三四点钟，他的菜摊前就围满了人。娘俩卖的菜特干净，秤又高，分量足足的，人也和气。樊宝发的名气一下子传开了，一车菜用不了俩小时就卖完了。干了两三年，樊宝发挣了两万多块钱，这在当时是一笔大钱，樊宝发俨然也是一个万元户了。可他还在期待着什么。
1989年秋天，一个街坊的孩子找到樊宝发，悄悄地问他，环卫局招人，招背粪的，去不去？去，当然去！樊宝发一阵兴奋。
头些年北京环卫局的背粪工大都雇的是外地临时工，惹了不少麻烦。到了1989年，最后一批老知青要回来，不好安置，环卫局提出愿意来背粪的就给老婆、孩子办户口。最后，劳动局选了14个人给了环卫局，6个人留在了背班。半年试工期，一天6块钱，先交500元钱押金。樊宝发、殷健康、蔡三中和另外三位老知青就这样当了背粪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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