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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那事儿】之十五 下乡砍青苗
在20世纪70年代“文革”时期,我先后担任公社(今乡镇)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县政府农业生产办公室主任等职,亲身经历了在农业生产上的极“左”作为,尤其干干部们,包括我自己“下乡砍青苗”的荒唐事,至今难忘。
当时,笔者所在县,为了夺取粮食高产,号召大力推广种植高产作物“两红”——红高梁和红薯。 因“两红”不好吃,有的村、队(今村、村民小组),偷偷地在远离公路、大道的地块种上玉米、谷子,或在一块地的地头或者四周边种高梁,地的中间种些玉米、谷子。 为了制止人们不种或者少种“两红”,许多地方组织有专门的检查队,发现有种其他作物的一律予以制止。我就曾经与其他干部一起去下乡到地里检查落实种“两红”、制止种植其他作物的情况。曾发现有的种植了玉米、谷子,青苗都长到一尺多高了,不但召开所谓“反面”现场会,让少种“两红”的大、小队(今村、村民小组)干部作检讨,而且,拔掉玉米、谷子改种高梁。改种的高梁,因为播种期已过,误了农时,收成无几。 当时,在农业生产上的极“左”作为,还有农活安排基本都是“一刀切”、学先进单位的经验照搬照抄等等,丝毫不顾客观实际。如人家先进单位搞土地深翻,我们也得搞。我地是砂质土壤,被迫用劳费力搞深翻后,破坏了耕作层,第二年播种后出不全苗;人家先进单位2月份浇小麦返青水,我地温度低,无奈废劳伤财浇水后,麦苗被一片片地冻死,等等。 当时,对于这些极“左”作为,还有理论支持,美其名曰:“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把种植、农活安排等,提高到“两条道路”的高度,真是极“左”至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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