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上龙池人 于 2014-6-13 12:32 编辑
父亲已经离开我们整整五十年了。但他平凡而纯真的事一直影响着我。 父亲个子不高、但很结练。个性刚强暴躁、却是豆腐心肠。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土改时期因积极而加入了共产党。历任陈家浜村副村长， 我记忆中的父亲，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高级社兼任黄家山小队长，由于他干得出色，我队连续几年被评为“红旗”队。那年头社里年终每年评选上、中、下三个等级，分为红、黄、黑三种颜色旗。各自劳动时在田头插上品位旗帜。
父亲的一生，对党的亊业忠心耿耻，鞠躬尽瘁。记得他在高级社时，是副社长兼黄家山生产小队长。每逢农忙季节，总是披星戴月出没在乡野小径上。碰上雨雪天，身穿蓑衣、脚套草鞋也得出门，从不怠工。那年代除极少富裕人，雨雪天有套鞋（元宝胶鞋）雨伞岀门。大多是身穿蓑衣、脚套草鞋。夏天是赤脚的。父亲整天不是忙于大队的事就是忙于小队之事。 父亲还多次出席公社、县的先进代表会，多次领回奖状。可惜未能保存下来作纪念。 记得59年夏，父亲一次带领一班人外出采购桑叶。那年月正是公社化，是大队合算体制。大队里养的蚕，由于桑叶紧缺。正当父亲在外，家里有个大妹名全妹，因突然发高烧。母亲同我轮换背着她步行十八里路到张渚医院。经医生检查，说是肺炎。不料在医院没几天就夭折。父亲又不在家，那时，不象如今通讯发达，无法与父亲连系。还是张渚南门两位叔叔请木匠做口小棺材，将这“讨债鬼”埋在南门西山岗。
父亲经常给我们讲起他不知次数，童年、青年时代的故事： 三岁那年爷爷就去世了，家里经常吃了这歺愁下顿。为充饥，父亲六岁时就到虞家桥河埠头去捞菜边皮回来烧烧吃。夏天是全身赤裸下河，冬天由于冷，就用一根小竹子，一头钉上一只是小元钉。使用这样的“打捞器”来捞“胜利品”。 8岁那年，父亲就去隔壁他伯父家放牛。每日三歺吃饭时，父亲佯装“遥饭碗”回家分一半给弟弟吃（即我大叔，才5岁）这样时间长了被他伯父知道，就得受罚；一天不准去他家吃。还得照样去帮他放牛，扫牛棚。稍有不使他满意之处就遭“耳光”“脚尖”。就这样，父亲在他家不到二年，吃尽了不少苦。几次在祖母面前哭诉，不愿再受那份罪。每逢此时，祖母总是含泪劝说：“你葛小佬，弗去？家里能养活你勿拉？” 就这样，过着是他侄儿不是侄儿的牛马生活。直到父亲10岁那年，经人介绍去南门头往东5华里路，一个叫韭菜坞村姓申的老板家放牛。这申老板对父亲，好倒则勿得了。每回话头父亲提起讲：“这老板和老板娘，比自己的嫡亲伯父母都好几十倍。”父亲在他家一干就是十年。19岁那年，父亲经人介绍来到离张渚9公里的陈家浜马家门上“招亲” 所谓招亲，用现代语讲就是倒插门。男方到女方门上住下来。但不和亲，（结婚）等到该和亲的时候再拜堂成婚。 父亲招亲上门后，肩负着种龙池山澄光寺2亩租田，和10几亩己有松树山林活。租田就在陈家浜村郊。松树山在大湾折即蒋家荘水库往东200米。外公开豆腐店，父亲还得起早推磨做豆腐。此行业每年要烧大量柴。而松林是暨茅柴山。父亲每逢寒冬腊月，要把山上的茅柴樵回备用。此外还得“撞松毛”也就是松树修枝。
那年代的运输不象现在这么发达。父亲还得农闲“推发脚”来增加家庭收入。“推发脚”是宜兴方言。就是用独轮车也叫狗头车推毛竹、茅柴等山货搞运输力资。此苦力少不了女人的一份“差使”即“男推女揹”。 冬去春来，母亲十八岁那年，外公外婆正张罗着为父母拜堂成亲。不料，人算不如天算，外婆因病离世。无奈，为守孝只得将婚期推后三年才拜堂成亲。记得母亲生前曾不止一次地，讲述她与父亲拜堂的新衣、是向邻居借的，第二天立即归还。
父亲出身家寒，从小就劳作、故目不识丁。不过，那年代穷人皆如此。父亲虽不识字但记忆力很强。记得一年春节他还上台演小型锡剧。排练时的唱词说白全靠别人一句一句“装进”脑里。扮演“老头子”台下观众都说他装得真像。
父亲的一生，总是服从组织按排，任劳任怨埋头苦干。1958年公社在新田房曾办过林场。这里30多亩水田，20几亩旱地是梨、茶、松等五个品种树苗。故新田房也称苗圃。后来由于历史原因，60年林场就解体了。场上的工人都回到各自大队。然而，这里的土地需要人来耕种。因此在61年，龙池大队从八个小队中各队抽一户，来新田房组成一个“拼来班”生产小队。我家从黄家山小队而来，并由父亲担任队长。 来到这里，父亲带领全队男女十六个劳力苦战了五年，把这里原近50多亩的水田、旱地树苗铲除，进行土方整田工程。相继还造了二只小水库。就这样，经过将近五年时间的一场艰辛拼搏，父亲满以为大功告成，可以多打粮食让社员吃饱肚皮。然而，这五年中并非一帆风顺。他经受了一场严峻的人与自然对他的考验。 那年代，社员吃粮标准是核产定粮。也就是说你的亩产粮食高，社员吃粮标准就高。而新田房又是缺粮队，得吃反销粮。如果达不到公社核定的粮食总产量，口粮标准就低。因反销数是有底线的。 这个“拼来班”队，可以说是白手起家。三十多亩水田有二十多亩是“望天田”没有塘垻水源，全望天下雨才能有收成。而辛辛苦苦造的二只小水库，工程失利存不住水。再则别的生产队有耕牛，这里确没有，水田耕犁不是靠人工挖，就是候人家的牛空与不空。 因而由于客观原因导致连续三年工价三角八，吃粮二百四。全小队30多个人过着手头“不活乐”肚皮吃不饱满的日子。 再则，这个“拼来班”队班委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社员人心复杂。记得曾有四任大队书记对新田房的论述； 第一任；黄正明他说：“新田房个个是梁山上的将。” 第二任；张弟清是这样讲：“你们个个都是红眉毛绿眼睛。” 第三任；张福林比喻：“这个队的人全是独口野猪。” 第四任；章志林说：“新田房那一个不很？” 这一局势，是父亲万万没料到的。他满以为仍可以象当年在黄家山一样，抱着一颗革命心热情来履行党赋予的重任而拼命地干，可报答共产党毛主席对穷苦人的翻身之恩。没想到事与愿违，接连三年白吃苦。造成大队对他不信任，认为无能。群众见其余队人均吃粮五六百，工价八九角，能勿“指爹骂娘”？ 64年春，大队免去父亲副大队长和小队长之职。然而第二年春大队又恢复父亲的小队长。原来接任父亲的那位队长也不过尔尓。当父亲东山再起，满怀对党的既往感激之情，决心把新田房搞上去。他不知道此时癌症已经潜伏于身，复职后二个多月，饮食打厄，去宜兴医院检查，宜兴荐言去无锡，检查结果是患了食道癌。医生说，需先交1千元钱住院动手术。1千元，这在当初是个天文数。再说我家更为困难。无奈，只能回家四处打听有何灵丹妙药。根据民间偏方，父亲服用过“对口蕈”，即坟墓中死人口里出的一种蘑菇，还有其他一些中西药，但都无济与事。病起前后八个月终因医治无效，于1965年11月22日去见马克思了～
那年，父亲才46岁。就扔下我们母子六个就这样走了。 那年代，人死后还未实行火化制。家里穷得连父亲的棺材还是去信用社贷了50元钱。 父亲从来到这个世上，全国解放后，虽说与旧社会比是翻了身。但与他人相比、仍没过上一天真正幸福的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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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6-13 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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