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唐兰1935年写成《古文字学导论》、1949年出版《中国文字学》，批判“六书”，提出“三书”。陈梦家1956年出版《殷墟卜辞综述》，在第二章《文字》里提出自己的新“三书”。裘锡圭1988年出版《文字学概要》，批评唐兰“三书说”，认为“陈氏的三书说基本上是合理的”。詹鄞鑫1991年出版《汉字说略》，在裘氏“三书”基础上提出“新六书”。姜亮夫1933年发表《中国文字学研究》，提出“五书说”，1984年出版《古文字学》（成书于1956年），提出“七书说”，至今无人能及。
关键词：唐兰；陈梦家；裘锡圭；詹鄞鑫；姜亮夫
一、唐兰“三书说”
唐兰1935年写成《古文字学导论》、1949年出版《中国文字学》，批判“六书”，提出“三书”：象形、象意、形声。摘略并简评如下（《中国文字学》，2001年，66－68页）：
1、象形文字
象形文字画出一个物体，或一些惯用的记号，叫人一见就能认识这是什么。画出一只虎的形象，就是“虎”字，象的形状，就是“象”字，一画二画就是“一二”，方形圆形就是“□○”。凡是象形文字：一、一定是独体字，二、一定是名字，三、一定在本名以外，不含别的意义。例如古“人”字象侧面的人形，一望而知它所代表的就是语言里的“人”，所以是象形字。古“大”字虽则象正面的人形，但是语言里的“大”，跟人形无关。我们可以推想，古“大”字是象大人的意义，因为小孩子总是头大，身体的比例小，而大人则身体的比例大了，头反觉得小了，所以，大人的“大”是由小子之“小”，比例得来的。由大人的“大”，又引申做一般的“大”，这个字已包含了人形以外的意义，那就只是象意字。凡是象形文字，名和实一定符合，所以我又把它们叫做“名”。
问题是：如果“一定在本名以外，不含别的意义”，那么象形文字就寥寥无几了，即以唐氏所谓象形的“虎”“象”为例，“虎”除了指老虎，又引申出“虎虎生风”之“虎”、“虎头虎脑”之“虎”等等，“象”除了指大象，又引伸出“现象”“万象”之“象”、“好象”“想象”之“象”等等，如同“大”除了指人形，“又引申做一般的‘大’，这个字已包含了人形以外的意义，那就只是象意字。”“虎”“象”“大”这三个字很典型，很能说明问题，从本义看应属象形，从引申义看则属象意。划分象形还是象意，应该有个字义上的标准，姜氏即依《说文》“本义”。
2、象意文字
象意文字是图画文字的主要部分。在上古时期，还没有发生任何形声字之前，完全用图画文字时，除了少数象形文字，就完全是象意文字了。象意文字有时是单体的，有时是复体的。单体象意文字有些近似象形文字，不过象意字注重的是一个图形里的特点，例如古“尸”字象人蹲踞，就只注重蹲踞的一点，“身”字象人大腹，就只注重大腹的一点，此外可以不管，这是象形字和单体象意字的分别。复体象意文字有些近似形声文字，不过象意文字的特点是图画，只要认得它原是图画文字，从字面就可以想出意义来，就是象意文字。即使它们后来已归入形声文字的群里，我们也依然叫做象意文字（当然有些文字绝对不会误认为形声的）。象形和象意同是上古期的图画文字，不过象意文字，不能一见就明了，而是要人去想的。有些象意字，只由于习惯的用法，解释起来相当地困难。例如“莫”是古暮字，象太阳在丛莽中，为什么一定是黄昏时候，而不是早上呢？可是古人就用这幅图画来代替这个语言，这就是“约定俗成”。上古的象意字，相当于近古的形声字，数目是很多的，“物相杂谓之文”，所以我又把它们叫做“文”。
问题是：还是没说清楚象意与象形、象意与形声的区别。即以唐氏所谓象意的“尸”“身”为例，“尸”“象人蹲踞，就只注重蹲踞的一点”，“身”“象人大腹，就只注重大腹的一点”，那么象形的“人”呢，“象侧面的人形”，就只注重侧面这一点，“此外”也“可以不管”的，“尸”“身”和“人”有那么严格的区别吗，前者就一定象意，后者才是象形？“象形和象意同是上古期的图画文字，不过象意文字，不能一见就明了，而是要人去想的”，如此，唐氏区分“象形”“象意”的标准也过于主观了，“一见就明”的是“象形”，“不能一见就明”的是“象意”，那如果我“一见就明”你“不能一见就明”的字呢？这才真叫，令人无所适从啊。“复体象意文字有些近似形声文字”，“即使它们后来已归入形声文字的群里，我们也依然叫做象意文字”，唐氏没有给出例字，否则倒可见识下哪些象意“已归入形声”，既已归入形声，又如何判断它们本是象意？姜氏判断形声就很简单“就是在一个字的上下左右四旁的任一部分，加上一个声符”。
3、形声字
形声字的特点是有了声符，比较容易区别。不过有些声化的象意字，虽然也并在形声字的范围里，就它原是图画文字的一点，我们依旧把它列入象意字。有些形声字因为声音的变化，已经很难认出它谐什么声，例如：“梓”字从辛声（《说文》从宰省声，其实宰字也从辛声。又“亲”字从辛声，“亲”跟“梓”是一声之转），“好”字从子声（卜辞用为殷人子姓的子，可见本读为子），虽然由目前的声韵学看来不很像，可是从字形方面，不能找出解释，也依然是形声字。真正的形声字都是近古期的新文字，是用声符的方法大批产生的。《说文》说：“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所以我们就把形声叫做“字”。
问题是：是谁将“声化的象意字”“并在形声字的范围里”？大家依据的标准不同，对同样事实材料分析得出的结论，自然也不相同，所以，首先要摆明自己的标准。“有些形声字因为声音的变化，已经很难认出它谐什么声”，这是常识，判断形声字不会根据变化了的语音。“虽然由目前的声韵学看来不很像，可是从字形方面，不能找出解释，也依然是形声字”，“从字形方面，不能找出解释”，判断形声字可不能用这样的方法啊，即以唐氏所举形声“好”字为例，从字形上看，也可以是象意字，民间所谓一女加一子就是“好”啊，另，《说文》“好，美也。从女子。”徐锴曰“子者，男子之美称。会意。”段玉裁注“好本谓女子。引伸为凡美之称。凡物之好恶，引伸为人情之好恶。本无二音。而俗强别其音。从女子。会意。”
唐氏说“象形、象意、形声，叫做三书，足以范围一切中国文字，不归于形，必归于意，不归于意，必归于声。形意音是文字的三方面，我们用三书来分类，就不容许再有混淆不清的地方……在实际上，我们的象形，不是一般的所谓象形，我们的象意，更不是一般的所谓会意。以前所谓六书，不能范围一切文字，因之，要有兼两书兼三书的字，名为六书，至少要分十多类，分法也各人不同。现在，三书可以包括一切中国文字，只要把每一类的界限、特征，弄清楚了，不论谁去分析，都可以有同样的结果”。理论上似乎应该如此，可我们看了唐氏对“三书”的解释后，反而有更加“混淆”更加“不清”的感觉了，对“每一类”的“界限、特征”也还是没能“弄清楚”。
唐氏“三书”，将汉字分为“形意音”三类，实际意义不大，因为只要是文字，都含字形字意和字音，这样的分类过于笼统，而且“形”“意”之间有时也很难断然分开，仅他自己所举的有限的几个例字就不能自圆其说。
唐氏的贡献在于他敢挑战传统“六书”，开风气之先，这点上看，有一定意义。但，他对“六书”的批评，其实是无理的，如“但是六书说能给我们什么？第一，它从来就没有过明确的界说，各人可有各人的说法。其次，每个文字如用六书来分类，常常不能断定它应属哪一类。单以这两点说，我们就不能只信仰六书而不去找别的解释。”可从实际效果来看，“六书”恰恰屹立千年而不倒，姜氏更说“里面含有真理”，恐怕不是唐氏三言两语就可全盘否定彻底推翻的。
二、陈梦家裘锡圭“三书说”
陈梦家1956年出版《殷墟卜辞综述》，在第二章《文字》里首先详细分析评判了唐兰的“三书说”，然后提出自己的新“三书”：象形、假借、形声。摘略并简评如下（《殷墟卜辞综述》，1988年，75－80页）：
1、象形
一个象形字，必具有三个方面：（1）它所象的客观事物，如动物的马；（2）我们语言中对此事物的称谓，如称马为Ma；（3）文字写出来的形象，如“马”这个字。这就是马字的义、音和形。
2、假借
客观的事物是有形象的，凡有形象的都可以造出象形字；然而我们的语言中除了事物以外，还有些“词”是难以或不能描绘出来的，如像人称代名词、否定词和方向等等。文字是语言的记录，因此对于不能象形的某些词，就借用已有的象形字作为音符；把象形字当作一个代音的注音的符号来记录某些语词。因此象形字的“羽”字和第二天的“翌”或“昱”在语言中同一个音，就借用“羽”为第二天，这就是假借字。
3、形声
但是假借字是有着缺陷的：第一，一个象形字可以和若干不同的语词同音，所以某一个象形字可假借为若干个同音的语词，如此就要发生混淆；第二，假借字只有注音的功用，它对于表现一个字义是不周全的。为了防止混淆、明确意义，于假借字加上事物同类的形符，如“羽”假借为次日，加上“日”的形符，成为“日羽”。这便是形声所以产生的原因之一。
陈氏说“象形是由形而得义，形声是由形与音而得义，假借是由音而得义。由此可知假借字的“字形”和形声字的“音符”在形象上都与义没有直接的关系，然而它们都原先是象形字而后作为注音符号的。我们说汉字是以象形为基础的，汉文字的特色是形符文字，其意义在此。”“我们所说的象形，大约包括了许慎所说的象形、指事、会意，也就是班固所谓的象形、象事、象意。”“我们所说的假借，就是说文序所说的‘本无其字，依声托事’。”“我们所说的形声，是把说文序‘形声相益谓之字’解释为（1）形与声之相益，（2）形与形之相益，（3）声与声之相益。”与唐氏“三书”相比，陈氏“三书”多出假借，合并象形与象意，形声是一样的，符合文字发展的自然过程，逻辑性强，有说服力。
裘锡圭1988年出版《文字学概要》（104－107页），批评了唐兰的“三书说”，指出其问题，认为“陈氏的三书说基本上是合理的，只是象形应该改为‘表意’（指用意符造字）。这样才能使汉字里所有的表意字在三书说里都有它们的位置。”且“三书中的假借不应该限制在本无其字的假借的范围里，应该把通假也包括进去。”“这里说的是狭义的通假，指借一个同音或音近的字来表示一个本有其字的词，如简化字借斗升的‘斗’为鬥争的‘鬥’。”“在通假和本无其字的假借现象中，被借的字都是当作音符来使用的。从文字构造上看，通假字和本无其字的假借字的性质是完全相同的。”将陈氏“象形”改为“表意”，是裘氏对“新三书”的贡献。裘氏并将“新三书”中的“表意字”又细分为六类（110页）“抽象字、象物字、指示字、象物字式的象事字、会意字和变体字”，“表意”则与陈氏“大同”，“细分”则与陈氏“小异”，陈氏“象形所包括的是如此之广，就甲骨文而说，它至少用五种象形的方式，”即“抽象、省易、分合、指示、会合”。从名称上看，细分后的“表意字”，不论陈氏还是裘氏，都比旧六书的“象形、指事、会意”要趋于精致了。
三、詹鄞鑫“新六书”
詹鄞鑫1991年出版《汉字说略》，以裘氏“三书”为基础做了些“局部调整”。 摘略并简评如下（169－171页）：
首先，我们仍按文字学界的一般处理法，把假借视为用字法（并不是与造字毫无关系），不列入结构类型之中。这样，三书只剩下“表意”和“形声”两大类了。我们觉得，形声字尽管含表音符号，但很难把它完全排除于“表意”之外，这不仅由于形声字的形符具有一定的表意功能，就是声符也有相当一些同样具有表意功能。因此，在排除了“假借”之后如果仍把“表意”和“形声”对立起来就显得不很合理。于是，我们又将三书系统中属于“表意”的各类分开来与“形声”作为并列的结构类型。“表意字”中的抽象字，一方面由于数量很少，另一方面不论就其表面特征（独体）而言还是就其表意性质（表“事”）而言都与象事字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把它归并到象事字中。在裘氏三书系统中属于表意的“变体字”，现在既然不再属于“表意”，就可以包含裘氏认为不能纳入三书范围内的“变体表音字”，甚至还可以包含“半记号字”及“记号字”，最大限度地缩小无法归类的汉字的范围；同时，“变体”还包括形声字的变体，这样，在次序上就应该把变体排在最后。
名称方面，我们既考虑表述的科学性，又尽量与传统的名称相一致。例如“象物”，其实相当于六书中的“象形”，尽管“象物”的名称更为明确一些，为着习惯，仍称为“象形”；又如“象物字式的象事字”，表述上固然很明确科学，但又嫌其累赘，而“象事”的名称在班固的“六书”中已经出现，所以我们用“象事”来代表“象物字式的象事字”。经过以上调整，我们将汉字结构类型分为六类：象形、指事、象事、会意、形声、变体……这六类正好也合“六书”，为了区别于传统的“六书”，姑且称之为“新六书”吧。
詹氏“新六书”尽量调和裘氏“三书”与传统“六书”，“象形、指事、象事、会意、形声”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名称，只是，除了“变体”。“变体”说法与整个系统格格不入。“变体”似乎变成一个“筐”，难归类的汉字都可往里装，至少已经包括了裘氏“变体字”、“变体表音字”、“半记号字”、“记号字”及“形声字的变体”，“最大限度地缩小无法归类的汉字的范围”，如此，“变体”岂不成了“杂烩”？
四、姜亮夫“五书说”“七书说”
姜亮夫1933年发表《中国文字学研究》、1984年出版《古文字学》，《古文字学》原为1955年高教部委托作者编写的大学古代汉语教材中的文字学部分，成书于1956年。在《中国文字学研究》中姜氏提出“五书说”“象形、象征、象事、会意、形声”，在《古文字学》中提出“七书说”“象形、象事、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七书说”是在“五书说”的基础上发展完善出来的，“七书”与“五书”的区别在于：1、名称次序，“七书”次序照顾到了“表形、表意、表音”之“三表”；2、形声三分，“七书”中的“转注”一类在“五书”中被归入“会意”，在“七书”中则独立自成一类，同时自成一类的还有“假借”。
唐氏“三书”相当于姜氏“三表”“表形表意表音”，陈氏裘氏“三书”则合姜氏“三表”为“二表”“表意表音”。詹氏“新六书”中的“象形、指事、象事、会意”与姜氏“象形、象事、指事、会意”名称一致、次序有别，看来没有注意到“表形”“表意”之别；詹氏“新六书”中的“形声”，与唐氏陈氏裘氏“形声”说法一样，都没有察觉到形声字内部声母类型的区别，只有姜氏将之一分为三：声母纯表音之“形声”、声母兼表义之“转注”、声母系统借音表义之“假借”。詹氏“新六书”中的“变体”，分别归入姜氏“象形”（如“片”“ 孑”“ 孓”）、“象事”（如“八”）等，还有一些“变体”中的字，姜氏也无法将它们归类，如“六、七”、姜氏说“不可识”，如简化之后的“丛、乒、乓”等。姜氏著作明确将甲文金文与小篆结构分开来谈，尤其指出小篆乃“古文字发展的最后阶段，也是古汉字体系之结构的总结”，所以他的“七书”主要针对“小篆”，这是他高明的地方，与众不同。
小结：唐兰不论批判“六书”还是提出“三书”，都显得过于草率与轻率，盲目自信；陈梦家不愧甲文大家，有理有据，为自己的“三书”在学术史上争得一席之地；裘锡圭继续陈氏，细分“表意”，为“新六书”的出炉奠定基础；詹鄞鑫“新六书”调和裘氏新“三书”与传统旧“六书”，将汉字结构理论研究向前推动一小步；进入21世纪，学者苏培成首倡“现代汉字”的“新六书”，即“会意字、形声字、半意符半记号字、半音符半记号字、独体记号字、合体记号字”；王宁先生则将汉字构形模式分为十一种“全功能零合成字、标形合成字、标义合成字、会形合成字、形义合成字、会义合成字、无音综合合成字、标音合成字、形音合成字、义音合成字、有音综合合成字”；与越来越时髦的新理论相比，姜亮夫先生的寂寞越发显得高贵。
后记：姜亮夫1933年发表《中国文字学研究》，比唐兰的《古文字学导论》早两年；1956年写成《古文字学》，与陈梦家的《殷墟卜辞综述》同年；1984年出版《古文字学》，比裘锡圭的《文字学概要》早四年，比詹鄞鑫的《汉字说略》早七年。不论姜氏“五书说”还是“七书说”，都还没有引起文字学研究者及爱好者的关注，罕见引用及评论，默默无闻、暗香独自。
参考文献：
姜亮夫 2002 《姜亮夫全集》十七十八卷，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表于 2012-11-18 2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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