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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乱反正 重新工作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拨乱反正。 所谓拨乱反正，就是要把“四人帮”搞乱的一切、被搞错的案子纠正过来。这就要揭批“四人帮”，平反冤假错案。
一个六、七千人的渔业公司从四清到文革，从清理阶级队伍到“一打三反”的十几年中，被打成各种分子的竞有一千零三十三人。 有一名船员拉网时看到网上沾了一棵绿的水草，便说“万物生长靠太阳，海底没有太阳怎么也长草？”就这一句话，被打成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现行反革命。诸如此类的冤假错案比比皆是，尽管平反初期还有争议，最后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都得到了纠正。
一九七九年末，公司发生了一起沉船事故，好几名浦东川沙籍船员落水丧生。为安抚慰问家属并处理后事，八O年春节，我在川沙江镇渡过好几个不眠之夜。晚上不能睡眠白天只能用浓茶提神，过度的浓茶伤了胃，事故处理完我发了胃病。短短二个月体重减了十几斤。
少数“老造反”高兴地说：“文革没把他整死，自己倒快病死了！”没想到“老天不要我”，在“无锡工人疗养院”休疗两个月后很快恢复了健康。
一九八O年六月我病愈回到公司时，水产局和公司领导班子作了调正。原公司党委成员除那位自称受迫害的副书记外都恢复了工作，有的还得到提拔。被作为“大叛徒”批斗的原公司党委书记被提任为局党委副书记，原被作“走资派”批斗的“二李一潘”中的“潘”被提为水产局副局长，我也被任命为公司党委副书记。 遗憾的是“二李一潘”中的“二李”，虽然他们都为渔业公司的发展做出过杰出贡献，在文革中又长期遭受迫害，但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在没能看到“拨乱反正”全过程的情况下，便因病早逝，令人痛心！ 一九八一年三月，我公司党委副书记的“板凳还没坐热”，即被调局党委任组织处副处长。处长是一位老同志，工作认真、为人正派，对我既严格要求、又大胆放手。相比原公司那位“三八式”党委副书记，虽然都是“老干部”但真有天地之差。 组织工作对我并非难事，问题在于这是一个众人想望、令人注目的岗位。加上面广人多工作量大，更重要的是十年动乱中“四人帮”把人际关系搞得非常复杂，给工作带来新的难度。新形势要求我的言行举止、待人处事须格外谨慎。特别对文革中犯有各种错误人的处理更要慎之又慎。要教育、解脱大多数，除极少数犯有打、砸、抢罪行并有严重后果的外，一般不过多追求个人责任。 尽管水产系统特别是海洋渔业公司在文革中是上海滩上稍有名气的“重灾区”，但在揭批“四人帮”，清查打、砸、抢分子的过程中，我们绝对严格把握政策，比较好地完成了任务。 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二日，我被任命为水产局局长助理和局党委委员。这是我恢复工作以来第五次变动职务。职务本身不会给人觉悟、才能、或威信。我被推上局长助理的位置，并不因为我有多少突出之处。若论资格、能力、经验、和水平，局系统比我强的人多得很。只有两点我比他们占优势：第一，我在文革中受到了迫害；第二，年龄比较轻。而当时正需要这类干部。所以被推上这个岗位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我必须有这点自知之明。严于律已，谦虚谨慎、刻苦学习、积极工作，做一个权力、地位与人品相称的合格助手。 我任助理不久，作为水产局“重中之重”的海洋渔业公司发生了一起建国后从未有过的杀人劫船事故。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有两名外来歹徒在一名船员的策应下登上渔373轮。在船上潜伏两昼夜后，当渔轮接近台湾海峡时，他们便于四月二十八日凌晨，在窃得船上武器，打死大副、打伤船长后，企图把船开到台湾去。由于船长及时报警、部分船员奋起反抗、兄弟渔轮大力援助、以及主犯的枪支走火造成自伤等原因，最终未能得逞。但事故的发生暴露了公司领导、管理和政治思想工作方面的诸多问题。 事故发生后，公司领导心理紧张，船员、职工思想不稳。为了处理好事故并解决暴露的各种问题，我在被调离不到一年的情况下又“打回老家”，兼任了公司党委书记和经理。 回公司我是非常乐意的，因为我从一九五八年进公司到一九八O年调离，毕竟呆了二十多年。虽有大半时间被靠边，但我对公司一草一木非常熟悉，对绝大多数干部职工富有感情。公司犹如我的“第二故乡”。我愿意和全体干部、职工一起认真总结并吸取事故给我们的经验教训；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克服软弱无力状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管理，把被“四人帮”破坏了的一些好传统和管理制度恢复起来。 经过半年多时间的整顿、建设，公司各方面工作有了新的转机，海水鱼年产量超过十二万吨，创造了历史最高记录。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八，也即是“373事件”发生七个月后的同一天，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公司召开宣判大会，对两名“杀人劫船”犯判处死刑。 公司党委对在危急关头、临危不惧、挺身而出、英勇博斗而负伤甚至牺牲的同志进行了表彰，有的被追认为烈士。同时，也对关键时刻贪生怕死、放弃领导、严重失职的个别干部作了撤销一切职务的处理。发扬了正气、打击了歪风。并使“373事件”的处理划上了一个比较圆满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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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8-26 07:09
发表于 2012-8-26 14: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