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十六岁记忆 我出生在南汇县惠南镇北门白虎桥下堍,1949年家乡解放的那年11月,我年满十六. 家乡解放的那一天 一九四九年初夏，一个周日的傍晚，传来了解放军离城不到20里的消息。为了避开战乱，妈妈嘱咐我借了一条小船，把妈妈和弟弟一起送到了乡下（哥哥、姐姐在上海读书）。第二天一早，就听到了“解放军不发一枪，已经进城”的喜讯。我又划船进城，回到家里发现，灶间里的铜勺铲刀给小贼偷走了。 虽然是周一，学校里没有开课，因为校长不见了（后来知道是中统特务逃跑了），回家走在街上，看到臂膀上缠着红布袖章的人在巡逻（原来是当地的游击队进城后，还来不及换军装），沿街到处可见“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标语。 在北门大街的二间临时店面门口，挂着一长条红布上写着“新华书店”的横幅，店里有不少人，出于好奇就走了进去。在这里，我似懂非懂地浏览起来，一口气读了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两本小册子，这就是我第一次接受毛泽东思想的教育。 中午回到家里，解放军一个班已经在我家的客堂间里住了下来。在此后的一个多月里，天天看着解放军的生活起居，他们和气待人，有借有还，打扫环境，帮助担水等等举动，倍感亲切，他们用实际行动，证实了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兵。 在嗣后的日子里，我们在学校里学会了唱“东方红”、“解放区的天”等革命歌曲，看部队九兵团文工团演出的《白毛女》、《血泪仇》等戏剧，还积极参加县青委（共青团县委的前身）组织的各项活动，于1949年10月5日被第一批吸收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共青团前身）的团员。不久即正式参加了革命队伍，那一年，我十六岁。 在那革命的大潮中，爸爸辞去了浦建公司经理职务,到新建设杂志社上海办事处任主任,十月调北京任出版处主任,妈妈弟弟同去;在读大夏大学的哥哥，于八月报考了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分配至皖南区党委会宣传部工作；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姐姐放弃了即将在洋泾中学高中毕业而参加了华东空军,后去丹东志愿军空军有线台任台长。1949年12月15日，我被苏南行政专署松江地委干部学校批准入学。
当 兵 之 初 在上海解放初的那些日子里，我们如饥似渴地接受着革命知识的教育，参军参干成了青年学生的共同心愿。我所在的松江地委干部学校第三期，有二千多人，分16个中队。入学一周即动员参军，大家踊跃报名，班排又集体报名，在人人报名的基础上，第三天出早操时，中队长宣布：我们15、16 俩个中队已被批准集体参军，成为江苏省军区松江军分区教导大队的三、四队，一小时后出发。就这样，我们来到了城外新的驻地，穿上了军装，成了一名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战士，开始了八年多的军旅生涯。 入伍后发了第一个月的津贴费——旧人民币五千元（就是现在的五角）。离家时外婆送了一个学习用的笔记薄，里面夹了十万元人民币，真是高兴得不得了，十万元可是二十个月的津贴啊！事情虽已过了近六十年，但此事却一直在我脑海中浮现，难以忘怀。 部队实行的是供给制，日常生活用品都有供给，如毛巾、肥皂、布袜（袜底剪开后翻在两侧，装上三层布的袜底）等，但发给我们刷牙用的牙粉，我们南方兵不习惯，就得化四千元买一支牙膏。那时候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对外联系亲友的唯一途径介绍写信，最需要用钱的是邮票，那时部队还没有实行免费寄信的军邮，寄一封信的邮票是八百元。对于刚刚离校、离家的小青年来说，有很多信要写，无奈要求亲友在回信时附上邮票，否则，一个月的津贴，是无论如何都应付不了这笔通讯费用的，何况津贴费的用处还是很多的，信封、信纸也是必须化钱买的一种。 我们那个三队是专门为部队培养文书、文化教员而新建立的，所以也叫文化队，共120人，有三个排，其中三排是女生排。生活条件极差，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加上当时的伙食标准很低，青菜、烂污面当家，炊事班每周磨二次豆腐，豆渣加盐就是早餐唯一的菜。后来，连队找到了几块废墟开荒种菜，还养了几头猪，生活才有了一点改善。当然，部队最基本的训练、站岗放哨，都是必不可少的，一堂堂生动的政治课，使我们懂得了许多革命的道理，开展忆苦思甜，激发革命的热情，而真正的业务课——怎样做一个文化教员，讲的实在很少，只是学了几首革命歌曲而已。 几个月的学习，实际上主要的任务是政审，有几个人中途被除名退回。我们这个一百二十人的文化队，是为各个部队招人的，一次次的体格检查，一批批的人离开了，有的去了陆军九兵团（后赴朝参战），有的去了空军、海军，还有去医疗卫生、文艺单位的，最终留在军分区所属部队从事文化教员的，也只有十几个人，我是其中的一个。在我们同班的36人中，就有6人同时参军，不久有两人去了广州空军，两人由陆军再赴朝参战，另一人去华东军区总医院做了医生。 到区中队 1950年7月，我从军分区教导大队文化队学习期满，分配到当时属于江苏省松江地区奉贤县总队（后来改为县大队、独立营），配备三个连队——特务连、警卫连、海防连，各区设区中队。我在新市区中队当文化干事。这个区队有40多人，队长周伯泉还不到30岁，是当地著名的游击队长，他曾在茶馆里，从敌军官的腰里，赤手空拳地夺得手枪，组建了游击队；解放前夕，又连续袭击了国民党几个镇的保安队，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在当地是一位很有名的英雄人物。他待我特别关照，给我配了一支防身的3号盒子枪（每次扣动扳机只能打一发，不可连发）。队部连我4人，还有一位渡江过来的副队长和一名通信兵。 我们区中队的驻地，开头在县城南边新寺区的柘林，一个海边的小集镇上，沿海十多公里是我们的防区。由于地处海防前线，抗美援朝战争刚刚打响，敌特活动又特别猖獗，我们一直处在十分紧张的战备之中。有一次，总队派来送信的通讯员，半路上遭到敌人冷枪杀害。为此，上级命令,单兵不得离开驻地，我到总队开会，也要派二名战士前后护送。晚上枪不离身、和衣而睡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在年终前的一天深夜，部队接到命令，有几个太湖匪首准备外逃，要我们在可能经过的一段水陆要道设卡伏击。于是，每人分了几个馒头，我和另外一名战士，被指定埋伏在一处坟地的枯草丛中，当时下着大雪，还夹杂着小雨。次日天亮后，我们的身上已被白雪覆盖，路上稀少的行人，竟没有发现双眼紧盯着前方的、埋伏着的几十个解放军战士。直到第二天下半夜，传来了敌人已经从其他水路出海的消息，上级命令归队。我们是又冷又饿，身上的棉衣已经冻硬，走路都会发出声音。好在队部通讯员帮我烘烤了衣服，美美地睡了一觉。但是，三十多小时又冷又湿的环境，构成了每逢阴雨腰疼的疾病，久治不愈，直到转业地方后的1958年夏天，遇到了县人民医院一位叫王雨田的老中医，在大热天给我扎了两个月的针炙，才基本告别了病痛。 我们区中队地处沿海，是生产晒盐的好地方。我国早在秦汉年代，就有国家经营官盐的法律，但地下交易私盐的活动由来已久。有一次，队伍半夜出发，在没有岔路的特殊路段，设下了若干伏击点，一下子抓住了十几名盐贩，缴获了一千多斤私盐，得到了税务部门的奖励，部队也因此改善了伙食。 紧张的部队生活 我们区中队的驻地，在离海塘不远的村子里，是一座有东西厢房、逃亡地主的院子。当时，部队的生活十分艰苦，驻地在农村的条件更差。因为河里有血吸虫，不允许使用河水（那时连县城里都没有自来水），所以每次调防到一地，必须在离开河边50米以上的地方打水井，以保障战士不受血吸虫之害。也因为这个因素，大热天下河游泳也是绝对禁止的。 再拿睡觉来说，借用老百姓的门板当床（有的班借不到就打地铺），铺一层稻草当垫被，再盖上单被，棉被只有三斤重，睡觉时盖上自己的棉衣棉裤，情况紧急时和衣抱枪而睡。为保证部队行动的方便，包括武器弹药在内，不能超过40斤。 在那时，江南解放不久，南方部分地区尚未解放，反动派不甘心于失败，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匪特活动里应外合，各种人物纷纷出笼，有台湾派来的，更多的是国民党溃败时留下来的，还有土匪流氓，他们进行各种造谣破坏活动，乡村政权中也混入了一些坏人，群众觉悟需要在斗争中逐步提高。如前面说的海洋村，其村长、农会主任就是钻进村政权的土匪，到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才被揭露。我们也抓到过好几个“**救国军”的大队长、中队长的现行匪徒，还缴获过许多枪支弹药。我在参与审讯中懂得了好多知识，也利用检验武器弹药的机会，掌握了多种轻武器的射击方法。 晚上遭到敌人的冷枪骚扰，是经常碰到的一件事情。有一次，天井里被扔进了一个手榴弹，好在爆炸时没伤到人。为了保卫地方的安宁，白天晚上都要组织武装巡逻，我毫无疑问地也要参加，队长带我出去几次以后，就让我单独带队。有一天晚上，我带了六名战士出发，当走到海塘外面海洋村的时候，突然遭到匪徒的一阵扫射，我们立即卧倒还击，而敌人却趁着黑夜溜走了。当时的形势就是这样，这样的遭遇，队长他们也碰到过多次。 我所在的区中队，当时没有配备指导员，也没有文书，我的主要任务是教战士们唱歌，由于部队流动性大，也没有黑板，我把几张旧报纸连起来，用毛笔抄上歌曲，一头粘在竹竿上，教唱时找个地方一挂，平常卷起来保存。除此以外，我还得承担一些队长交办的事情，如换防后，把所在地东西南北的水陆交通、宅村，画上方位地形图，写有关的专题报告，在审讯匪特时做笔录，参与侦察调查敌情等。特别是晚上审讯时，经常会发生冷场的情况，我也瞌睡得很，那个停下的笔尖，打瞌睡时会自己抖动，弄得笔录纸上留下了象麻子似的点点墨迹。 短短八个月的区中队生活，虽然没有经历枪林弹雨的战火考验，但确实学到了许多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 到了军事法庭 1951年3月，我奉命调县总队任文化教员(后改外为俱乐部主任)，刚到总队没几天，为适应镇压反革命运动的需要，在军分区军事法院下设立了军事法庭，由总队政委任庭长，侦察参谋任审判员，我担任书记员，在南桥镇的一座庙里设了临时看守所，总队还为法庭配备了一个负责看守、执法的警卫通信连。 在四月份全国统一行动中，依据群众检举揭发的大量罪证，有近百名敌伪军政要员、乡保长、土匪、恶霸被抓捕归案。我参与了第一区的行动，十几名案犯都有民兵实施逮捕后送到区里；第二天，又有近百名民兵拌我押送到县城，沿途百姓争相观看，高呼拥护政府的口号。 审讯反革命分子的过程，并不象电影里描述的那么复杂，这个时期反革命分子，都有杀人放火、抢劫霸占的确凿罪证，他们罪恶累累，一般不易抵赖，审讯工作相对顺利。我在做审讯笔录的过程中，逐步加深了对敌人凶残行径的认识，进一步理解了老百姓强烈要求镇压反革命的愿望。那些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经报请上级军事法院核准后，押赴当地召开公审大会，由苦主进行控诉。当时的连营干部，大多来自山东、苏北等地，说话不易听懂，而我在语言上有一定的优势，所以一般派我担任公诉人，代表法庭进行公诉，宣布他们的罪行。 记得有一次在海边某镇，对敌伪县保安大队长进行公审，当时的舟山群岛尚未解放，敌特竟里通外合，敌海军派飞机对公审大会会场进行扫射，而特务潜入会场里制造混乱，误导群众冲向会场边协助警卫的野战军驻地，幸得高炮部队的及时支援，击退了敌机，警卫部队向高空扫射，制止了混乱的群众队伍，才避免了重大伤亡事故的发生。自此，对公审大会的安全工作更加周密，虽然遭遇过几次冷枪袭击，还是保证了公审大会的顺利进行。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开展，彻底打击了敌人的气焰，群众觉悟有了很大提高。我这一段短暂的历史，想不到在转业地方工作时，县委组织部以我在曾在军事法庭工作过的经历，作为分配到县人民法院搞审判工作的依据。 一九五一年，我参与了两期抗美援朝新兵征集工作，我作为新兵团的俱乐部主任，教战士们唱革命歌曲，在近千人的操场上指挥唱歌，组织连队之间相互拉歌。 一九五二年五月，独立营完成了县级武装部队的历史使命。绝大多数战友复员回家，我和少数干部去去苏南军区教导团集训，等待接受新的任务。 为军队扫盲立功 苏南、苏北合并为江苏省后，一九五三年一月，我调到了徐州军分区政治工作处工作。为了适应全军开展扫盲运动的需要，组建了军分区机关学校，先后从部队调来了十名文化教员，我担任教研组长。 根据总政治部的安排，军分区机关和警卫通信部队的指战员，都要在统一摸底测试的基础上，进行分班教学。在教研组分工时，我被推荐担任唯一初中班的教学任务。其实，我对初中数学（只教算术，没有代数、几何）自持较有把握；但面对计划、报告、总结之类的军队常用文书，我所知甚少，幸得徐州市立第三中老师的帮助，让我旁听上课，帮我制订教案，弥补了我资历、阅历的不足。 我所教的这个班级，共有二十多人，多数为营团级干部，还有一位就是军分区最高首长---柴荣生司令员。这对一个入伍三年、还不满二十岁的小兵老师来说，岂不胆大妄为。当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第一次走进教室的一刹那，柴司令员竟第一个站起来向我敬礼，其他学员也一下子跟着起立、敬礼。我就在这样肃静的气氛中，硬着头皮完成了我的第一堂课。 散课以后，我找了同为学员、柴司令员警卫员的小李，问他讲台上泡满的那杯热茶是怎么回事？他告诉我，开课前因为没有给老师备茶，他还受到了首长的批评，司令员还交代，每次上课都必须为老师备茶。听了这话，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是好。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每当上课，讲台上必然会出现那一杯热茶，它体现的是我军指挥员尊重知识的一颗赤忱之心。 我们这个班级，学员们听课认真、提问举手、按时完成作业，课堂纪律之好，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原来以为小老师难以胜任的耽心，变为老师在学员中的绝对威望。这一切，实际上是柴司令员的压阵，客观上为教学提供了十分有利的保证。经过将近一年的共同努力，我们班在全军统考中，取得了在军区名列前茅的好成绩，获得了江苏军区“优秀班级”奖，我个人也因此而立了个“教学三等功”。 | 
欣赏了！